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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摘 要:“海昏”是赣鄱地区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文化遗存, 具有古越文化的历史积淀, 奠定了海昏设县和封建侯国的基础。海昏侯国的建立不仅带动了豫章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使古越文化迅速融入汉文化圈, 并开始产生了对汉朝向心力的文化传统。在历史演进中, 海昏文化不断发展、再造, 将对汉朝的尊奉转化为社会对朝廷迭代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在地理上成为鄱文化和赣文化的坐标连接点。海昏文化成为历史上赣鄱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较早就体现出赣鄱文化多元性因素。 关键词:海昏文化; 古越文化; 赣鄱文化; 海昏侯国; 番 作者简介: 赵明 (1956-) , 男, 江西九江人, 教授, 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 (16@ZH022);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海昏历史文化及其利用研究” (16WTZD05) “海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是赣鄱地区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文化遗存。如果将“海昏”作为具有区域历史特点的人文社会形态予以观照, 不难发现, 海昏文化是古代赣鄱地区文化遗存能够保留至今的罕见标本之一, 理应从历史的维度加以论述。 一 古越文化的积淀与海昏设县的基础 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 在先秦时期, 江西的原住民主体是号称“百越杂处, 各有种姓”[1] (P1 669) 中的干越或扬越等古越族人。百越在东南沿海的华东地区直到越南分布相当广泛, 以印文陶器物类型为主要的考古文化特征。考古学家曾将印文陶划为宁镇区、太湖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和粤东闽南区等7个类型分区[2] (P38) 。江西的赣鄱区几何印文陶特点鲜明;同时, 赣鄱区内的商代万年文化和吴城文化也分别显示出文化主体为古越族的不同支系。学者大多认为, 赣鄱以东以余干为中心属于干越, 赣鄱以西或为扬越[3] (P20) 。 商周以来, 赣鄱区文化日益受中原文明的影响, 古越族原住民若干聚落已经出现国家雏形和政治中心, 如考古发现的吴城遗址、大洋洲遗址和牛头城遗址等, 都显示这一带存在着具有区域特点的古越族方国实体。西周中期以后, 考古发现赣鄱区文化面貌渐趋一致, 而且很可能有一个受封于中央王朝的方国政权[4] (P230-231) 。1955年余干黄金埠出土的“应监甗”和1981年陕西扶风沟原出土的“艾监”铜饰件铭刻, 或许能印证赣鄱区方国臣服于周的史实, 从而可以进一步推断, 在赣鄱区古越原住民族早已形成国家政权的雏形, 赣鄱以东的干越政权或为“应”, 赣鄱以西的扬越政权或为“艾”[4] (P231-233) 。在这些早期的国家政权之下应该还控制着若干分散的聚落。春秋战国时期, 吴、楚等国先后以赣鄱区作为争霸战场, 并相继在这一区域建立统治据点。这里原有的方国自然先后依附于大国, 而勉强维持着古越族既有的文化传承, 直到秦统一中国, 始被纳入郡县中央集权体制管理。 研究者认为, 秦朝控制的赣鄱区可能只有番、艾或余汗和南壄等2—4个县。其中, 有的县还仅仅是为了军事需要控制交通要冲而设立的[5] (P5-7) 。因此可以推断, 秦统一中国以后, 赣鄱区虽然纳入了郡县制, 但是实际上仍有相当一部分原住民及其土地没有被中央朝廷所控制, 而是通过古越族宗主或原地方首领施行社会管理, 如原楚国番君之后吴芮就曾出任秦朝番县令。秦朝统一中国仅有短暂的15年, 对边远地方的统治并不巩固和深入。经过反秦和楚汉战争, 汉朝重新统一中国以后, 也不太可能迅速建立起对赣鄱区地方的全面控制, 所以《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18个县并非在汉初就一次性设立, 当以人口密集、交通枢纽的地区先行置县。海昏县设立当属于这种情况。 “海昏”作为历史地名, 首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宣帝纪》载, 西汉元康三年 (公元前63年) 三月, 诏曰:“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 食邑四千户。”但海昏侯国在西汉神爵三年 (公元前59年) 刘贺去世后即被废除, 第一代海昏侯未见有谥号。《元帝纪》载, 西汉初元三年 (公元前46年) 夏, 又“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王子侯表》载有代宗谥号为“釐”。之后还有其子保世 (谥号“原”) 、孙会邑得以袭封。会邑或经历王莽篡汉时与其他刘姓诸侯一样被免去侯爵, 则未有谥号, 直至东汉“建武后封”[6] (P493) 。这与后文《武五子传》所载的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就国豫章”“元帝即位, 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 传子至孙, 今见为侯”[7] ( (P2 764) 等史实可以互见。其后, 《地理志》才记载:“豫章郡, 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 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南昌, 庐陵, 彭泽, 鄱阳, 历陵, 馀汗, 柴桑, 艾, 赣, 新淦, 南城, 建成, 宜春, 海昏, 雩都, 鄡阳, 南壄, 安平。”在这里, “海昏”作为西汉郡下一级的县级行政区划出现, 顺序排列在豫章郡18个县的第14位。东汉时期, 《续汉书·郡国志》注明海昏为侯国。沈约的《宋书》卷100列传第60《自序》追述其祖沈戎“仕州为从事, 说降剧贼尹良, 汉光武嘉其功, 封为海昏县侯, 辞不受”。可见, 在东汉初年, 海昏侯分封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一定是刘贺后裔袭封的血缘性爵位, 而成为因功受赏的事功性爵号。按照班固所记, 东汉海昏侯国依然存在, 侯爵仅为食邑于海昏县而已, 同西汉海昏侯立国时拥有自己4 000户封邑的性质应有所差异。 以上情况说明, “海昏”作为一个列侯国名而首先出现, 是由于班固《汉书》编纂体例纪、表在前, 志、传在后的顺序所决定的。尽管汉代海昏县的记载比海昏侯国的资料更为有限, 但是海昏作为县一级的正式行政区划, 一直到南朝文帝元嘉二年 (公元425年) 才被正式废止。实际上, 它所存续的时间比海昏侯国长得多。虽然“海昏”地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但是不应轻率地否定其在先秦就已经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豫章郡县名有相当一部分是秦汉以前既存地名的沿袭、迁徙或演化而来, 如番、艾、彭泽、鄡阳、余汗等, 还有一部分地名在先秦文献中是没有记载的。这些地名在秦汉之前存在与否, 同这个地方是否设县并没有直接联系。“海昏”这一地名在先秦文献中就是失载的, 具体设县的时间更不清楚。但是, 历史事物“说有易, 说无难”, 在没有确切材料证明的情况下, 不能因为暂时没有发现海昏建县的确切时间而就认为是因海昏侯国而得名, 更不能否定“海昏”这一地名在先秦即存在。间接的证据是, 可以通过分析“海昏”的词义不符合汉语语境和表达方式, 需要从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角度, 考证海昏所处地域的历史特点, 判断其本是源于某一其他民族的语言而来。从“海昏”词语的结构具有齐头式特征, 可以推断出其来源于古越语, 是先秦古越族聚落或城邑的名称[8] (P116) 。豫章郡海昏县是在当地古越族原有聚落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海昏设县时应当具备必要的人口条件和物质基础, 而这一条件和基础就是鄡阳平原生产力的发展和古越文化的长期积淀。海昏作为古越文化的一个聚落, 经过多年的发展, 到西汉前期已经具备了设县的人口条件和物质基础, 不但达到了汉朝县域税收和社会控制的条件, 而且能够在设县若干年后有4 000户封邑供海昏侯开国创基。海昏县级行政区划应早于海昏侯国体制。从春秋时期古越人即已经在赣鄱地区具有文化活动算起, 到南朝文帝元嘉二年 (公元425年) 海昏县治废入建昌 (今江西省永修县) , “海昏”与先秦的赣鄱区的番、艾、余汗等地一样, 至少具有上千年的历史。退一步说, 即使从有准确记载的西汉元康三年 (公元前63年) 设立海昏侯国的时间算起, “海昏”也存在了近500年之久, 距今有2 000多年。 可见, “海昏”当属赣鄱区古越文化的遗存。海昏文化发轫于秦汉以前, 无疑属于赣鄱历史文化的范畴。 二 汉文化南传与海昏文化的向心力 就像大多数的汉代县治一样, 海昏设县前后的历史没有更多的文献记载, 后人所了解的海昏文化属性仅仅是《汉书·地理志》上“海昏”这两个汉字而已。让“海昏”真正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 则是汉废帝刘贺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 “就国豫章”。海昏侯国的设立是海昏文化发展中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 在刘贺就国海昏之前, 海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应高于豫章18县的平均水平,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承载海昏侯国4 000户食邑的负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豫章郡平均户数只有3 747户, 在海昏设立食邑4 000户的侯国, 显然应该达到或超过这一数字, 而这一户口规模足以让海昏单独纳入郡县管理。故海昏设县时间当早于侯国设立时间, 这也符合西汉依托郡县分封诸侯国的一般规律。刘贺来到豫章郡以后, 据测算, 海昏侯国食邑年租税收入总量估计近千万钱, 是其在故昌邑王国食邑年租税收入总量的3倍左右, 也比同期王子侯的食邑户数和年租税收入更多[9] (P136)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海昏社会经济基础在豫章郡是属于比较雄厚的, 没有一定的历史积淀是难以达到这一水平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海昏侯国设立之前, 海昏社会经济发展仍是建立在原住民古越族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尽管汉朝设县对越人的控制已经加强, 越人受中央政权的影响逐渐增加, 但后来纳入海昏侯国食邑的县域居民仍然是以土著的越人为主。刘贺南迁固然有一批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随之移民, 但不可能将山阳郡人口浩浩荡荡地迁移到豫章。海昏文化的生态主体仍然属于古越文化范畴。《汉书·两粤传》载, 长沙王吴芮所辖“其半蛮夷”。汉初长沙国范围包括豫章郡。豫章郡海昏县、鄡阳县以东的余汗县与闽越国接壤, “越人欲为变, 必先由余汗界中积食粮, 迺入伐材治舰。边城守候诚谨, 越人有入伐材者, 辙搜捕, 焚其集聚, 虽有百越奈边城何?”[10] (P2 781) 故海昏与鄡阳平原居民一样仍以越人为主体。后人曰:“盖秦汉之世, 豫章尚为边郡, 而汉制羁縻蛮越, 多在此处。”[11] (P11) 不单海昏的越人势力如此, 豫章郡全域越人也不在少数。到西汉中期, 也就是海昏侯国设立以后, 汉文化影响渐次深入扩大, 关于豫章郡的越人记载才逐步减少, 直到汉末三国东吴时期, 这一地区又有山越人频繁暴动的记载, 说明越人在汉朝挤压、打击之下, 豫章郡古越人的迁徙和汉、越民族融合的趋势, 是逐渐从中心区域的鄡阳平原向周边山区的河流谷地渐次推进的。西汉中期, 海昏侯国设在鄡阳平原西侧, 处于平原与山地过渡的丘陵地带, 在越人融入汉文化圈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加速的作用。因此, 刘贺受封海昏侯就国豫章, 是江西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既是汉文化向南方梯次传播、波浪式推进中的一个小高潮, 也是海昏文化推动赣鄱文化逐渐形成的重要外力。 首先, 海昏侯国的设立对赣鄱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至深。刘贺受封南下, 给豫章郡带来了北方发达的生产力, 黄河流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到“蛮越”与汉人杂处的海昏。随海昏侯国受封而来的, 除了刘贺家族及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政治移民之外, 也不排除普通家族被随之而迁来的经济移民, 如《太平寰宇记》卷106《江南西道》4《洪州》条下所记“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 赐之田”即为一例。这两种情形都是朝廷的主动行为。此外, 或许还有更多的自发移民由北向南定居, 使得海昏乃至豫章郡户口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增长。关于海昏侯国设立对豫章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论述, 认为“海昏侯国的经营, 也许对于豫章郡两汉之际启动的高水准经济开发确实有奠基意义”[12] (P20) 。 其次, 海昏侯刘贺“就国豫章”对文化推动影响至深。豫章郡虽有春秋末期孔子门生澹台灭明南游楚地, 定居南昌, 聚徒讲学, 死后葬于南昌市东湖之滨的传说和文化遗址[13], 但从秦汉以前到汉初, 这里的历史名人不多, 文化名人尤其缺乏。最著名的只有番县令率越人起义的首领吴芮, 次有汉将灌婴以及下层军政人物章文、罗珠、陈夫乞等, 除灌婴为睢阳 (今河南商丘) 人之外, 其余3人皆为豫章土著。可见, 尽管这一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受楚控制, 但是中原外来文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而后, 秦与西汉在这里也没有具体的文化活动展开的记录。然而, 海昏侯国的设立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原文化对豫章郡的影响不一样, 它是汉朝皇族核心文化圈辐射到偏远的古越文化区的开始。从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编磬和青铜鼎等礼制性器物可以看出, 汉朝效仿西周的礼乐制度在客观上已经渗透到古越文化腹地, 这对边远地区的“蛮越”而言, 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影响。出土的孔子主题衣镜上的绘画和文字、竹简中的儒家著述, 更是文献中从未提及的豫章文化典籍滥觞。数量巨大的金器、钱币, 成套的漆器, 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等, 都具有汉文化的风格和特点, 大多数都是刘贺从故昌邑国带入海昏, 作为输入豫章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以海昏地域为中心、以学习汉朝贵族文化为最高目标的文化特征, 使古越文化迅速融入大汉文化, 从而实现海昏区域的文化融合与转化。从这以后到东汉, 文献记载梅福、何汤等豫章历史名人陡然增多, 尤以儒家文化名人居多。史载东汉豫章儒家人物开“节义”风气之先[5] (P185-196) , 如与海昏文化中皇家贵族的“大刘”气派联系起来, 就绝非偶然了。海昏侯国的设立在汉文化南传中的巨大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 海昏侯国对地方文化产生的向心力影响至深。海昏文化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古越文化在汉朝贵族文化的直接作用下, 由边郡民族文化向中央上层核心文化看齐意识传统的发端。海昏侯墓中发现的木牍残片和墨书“南藩海昏侯臣贺酎黄金一斤”金饼证明, 刘贺来到豫章的第一年便不断地向朝廷上书要求赴长安朝觐、向皇帝和太后请安[14] (P53) ;虽然遭到朝廷无情的拒绝, 但这一举动对于过去长期处于“自治”状态的地方古越宗帅而言, 自然会产生心甘情愿臣服朝廷的强烈示范效应。海昏侯国与中央朝廷的联系互动, 有力地加强了地方区域文化的向心力, 开始影响着这一区域文化的基本走向。刘贺去世后, 大汉朝廷为海昏侯举行了隆重的贵族葬礼, 规制庞大的海昏侯墓园和刘氏皇族奢华的陪葬使相对封闭、落后的越人大开眼界, 更感觉自惭形秽, 从内心开始萌发出融入大汉文化的强烈愿望, 这也就顺理成章。元帝重新分封刘贺后裔为侯并传至后世, 再次强化了赣鄱之滨莫非汉臣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的影响力比军事的征服更为深刻和持久, 对后世赣鄱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起到了示范、引导性作用。 三 海昏文化再造与朝廷迭代的社会心理认同 尽管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和西汉王子侯属地的海昏, 在南朝刘宋时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海昏侯国产生的文化影响并没有随之消亡, 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和表现, 顽强地在赣鄱大地不断唤起海昏曾有的历史记忆。东汉末年, 群雄并起, 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汉朝已经失去了在海昏地域的实际控制力, 只剩下对海昏故事的追溯和对大汉王朝的憧憬。 从东汉末年开始, 赣鄱区域主要为东吴势力范围。在孙氏政权的严厉控制之下, 原来“依阻山险, 不纳王租”的古越后裔被迫“帅之赴役”, 为孙吴割据战争提供劳力兵力, 甚至被东吴统治者用武力夺其田产、山林, 强制纳入东吴郡县编户, 在赣鄱地域引发了广泛、激烈而持续的山越暴动。根据记载, 这一带的山越暴动人数动辄上万人, 甚至数万人, 累计人数竟在三四十万之众[15] (P5-8) 。其中, 海昏是山越活动的重要据点。“海昏有上遼壁, 有五六千家相聚作宗伍。”[16] (P1 190) 海昏上遼 (一作“上缭”) 壁聚族而居, 拥有宗族武装, 户口众多。《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记载:“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大量的劳动力聚居, 必然占据大量的土地、山林等资源维持生计, 同时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同传裴注引《江表传》言刘勋“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 空壁逃匿, 勋了无所得。”可见, 海昏上遼壁与北方坞堡是同一类型由“宗帅”统领的土著军事性大地主庄园。经过两汉对海昏近400年的经营, 古越后裔的传统家族社会体制并未打破, 他们仍旧保持着古越族的基本习俗和社会组织, 相守为堡, 相依为命。当汉朝以温和的、渐进的文化渗透方式进入越人居住区时, “蛮越”长老、土著“宗帅”对大汉气度恢弘的羡慕和向往, 使得汉文化与古越文化得以平和地融合转化。当东吴政权以统治者自居对“蛮越”宗族横征暴敛, 并使之纳入编户齐民, 贡赋服役时, 原来海昏文化中对汉文化的向心因素很快就变成对东吴政权的反抗心理。在这一心理因素驱使之下, 包括海昏在内的赣鄱土著族群首领, 为维护自己原有的权益, 以大汉海昏后裔自居, 与东吴分庭抗礼, 自然符合历史的逻辑。 在东汉三国以后的一些文献中, 除了仍旧偶尔有关于“海昏”的记载之外, 还开始出现“昌邑王”“昌邑城”等字眼。如南朝刘宋时期的《豫章记》:“昌邑王贺既废之, 后宣帝封海昏侯就国, 筑城于此。”[17] (P247) 《水经注》:“其水东北经昌邑城, 而东出豫章大江, 谓之慨口。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 每乘流东望, 辙愤慨而还, 世因名焉。”[18] (P923) 昌邑城之名一直流传至今, 遗址在今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游塘村。这一名称不太可能是刘贺就国豫章筑城时的命名, 就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铜豆底座上所铸“南昌”二字, 也不太可能是“南昌邑”的缩写一样, 刘贺不会冒着违抗宣帝旨意的风险, 在海昏侯国公然号称昌邑王。他以废帝身份在被软禁在山阳郡昌邑故宫时, 被张敞称为“故王”尚情有可原。封为海昏侯迁徙到豫章郡, 显然是朝廷刻意的安排, 岂能由其自己称王?史载, 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曾“以贺且王豫章, 不久为列侯”。刘贺回答“且然, 非所宜言”, 即被“削户三千”[7] (P2 769-2 770) 。他怎敢以故“昌邑王”的身份公开表达心中的不满?这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牍上一再自称“南藩海昏侯臣贺”多次表达对目前身份的认可, 也足以得到证明。从文献记载的时间判断, 昌邑城的名字很可能是在汉末三国时期海昏侯国随着东汉政权消亡被废后出现的。这个后起的以“昌邑”命名的城池、相关地名及其传说, 不仅仅是汉末三国时期海昏侯故事历史记忆的再现, 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已经融合进汉文化的越人宗帅, 借着追溯海昏侯到昌邑王的历史, 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 将本不属于大汉子孙身份的土著通过讲述海昏故事, 把海昏侯国旧址营造成纪念昌邑王显赫身世的文化载体, 把自己贴上海昏侯国和昌邑王国臣民的文化标签, 标榜正统的汉家血脉, 以便在反抗东吴的暴动中取得文化上的主动权。 豫章、鄱阳的山越反抗东吴统治的暴动一段时间以来此起彼伏。汉献帝建安八年 (公元208年) , “山寇复动, (孙权) 还过豫章, 使吕范平鄱阳, 程普讨乐安、建昌, 太史慈领海昏, 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讨山越悉平之”[19] (P1 116) 。自东汉建安初年开始, 至东吴永安末年 (公元264年) , 这一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暴动和镇压, 盘踞在海昏等地的旧部宗帅坞堡壁垒才被基本铲平, 聚族而居的山越势力大大削弱, 他们被纳入郡县管辖,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编户齐民。从文化上来说, 这些古越族后裔也进一步融入江东更为成熟的汉民族文化之中, 海昏人也随之失去了以汉朝正统贵族自居的文化优越感, 海昏文化仅存古越蛮夷的印记和大汉遗绪的余晖, 日渐成为正在逝去的历史, 在后世的神话传说中不时地折射出耐人寻味的星光。 例如, 南朝刘宋时期的《豫章记》有关于吴猛杀蛇的故事:“永嘉末, 有大蛇长十余丈, 断道, 经过者辙吸取, 吞噬已百数。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 蛇死而蜀贼杜弢灭。”[17] (P250) 这一故事在唐宋以后的道教经典中多有演绎, 如《孝道吴许二真君传》《吴猛真人传》更具体地记载了吴猛杀蛇的地点在“建昌县上遼江畔”或“海昏上僚”。吴猛事迹最早见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但未载“吴猛杀蛇”, 而称其“性至孝”。《晋书》将其归入孝行, 因“恣蚊饱血”的故事而成为“二十四孝”人物之一。吴猛的具体事迹在史书中难以考究, 在传说中常混淆抵牾, 难得真相。斩蛇虽系传说, 亦反映出“蜀贼杜弢”战败豫章的历史影子。 所谓“蜀贼杜弢”, 即西晋末年流民起义领袖。西晋永嘉五年 (公元311年) , 杜弢在流民的拥戴下自称梁、益二州牧, 率流民军攻破荆、湘诸郡县, 于次年底进入江州, 并在赣鄱北部周旋征战, 多次大战寻阳, 曾遣其将杜弘、张彦入海昏, 与临川内史谢摛激战。谢摛战败而死, 杜弢遂攻陷豫章, 焚毁城邑, 迫使晋军退保庐陵。直到西晋建兴三年 (公元315年) 才被陶侃镇压下去。吴猛杀蛇的故事与这一段历史息息相关, 具有一定的史实象征含义。吴猛以孝行之名扬天下, 并与许逊一起成为净明道崇拜的偶像。这一派道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继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文化, 忠孝成为传道的最高目标, 可为任何时代的统治者推崇和利用。作为海昏文化效忠力量的对立面, 吴猛杀蛇的神话中有两个形象, 即蟒蛇和杜弢。一般以为蟒蛇即杜弢的化身, 有的《豫章记》辑佚本记述吴猛的话, 说蛇即“蜀精”。然而, 蜀文化的象征并不以蛇为主要代表。蛇在闽、桂、粤等地占据着重要的文化象征地位, 具体而言, 或与这些地方的古越族图腾信仰有密切关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曰:“南蛮, 蛇种。”“闽, 东南越蛇种也。”已故的陈文华教授曾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发表《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一文, 认为:“至青铜时代, 几何形印纹硬陶装饰上, 更加表现出与蛇身花纹或形态类似的特征。如回形纹、三角形纹、圈点纹、方格纹、曲折纹等, 都可能是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几何印纹陶的赣鄱区古越文化中也应有较深的蛇崇拜成分。因此, 海昏的“吴猛杀蛇”, 其寓意应该与“李寄斩蛇”的故事一样, 实质上是汉人上层移民清除越人信仰的一种反映[20] (P84) 。神话确立吴猛杀蛇的正面形象, 自然是西晋统治者的化身, 而蛇则是西晋的对立势力。传说中长10余丈的蟒蛇或许象征着少数对非刘氏政权仍抱抵制心理的上缭山越遗民宗帅, 他们明里暗里地和蜀地流民杜弢勾结配合, 妄图恢复被东吴、西晋夺去的旧日辉煌。随着杜弢的失败, 这一企图化为乌有, 而吴猛杀蛇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独立的古越文化影响在海昏基本消失, 只有部分古越族的民俗、信仰和艺术形式可以杂糅于赣鄱文化系统之中。 由此可见, 经过汉末三国的分裂动荡, 西晋的短暂统一对海昏文化的影响, 是进一步确立了土著越族居民将对汉朝的尊奉转化为社会对朝廷迭代的心理认同。无论上层政权如何更替, 地域内部的古越文化残余不可能再借助大汉皇族的声威, 恢复古越传统的心理防线, 而必须紧紧依靠现时的中央朝廷抵御任何来犯之敌。吴猛杀蛇的神话反映出这一地区在三国东吴的动荡时期, 海昏人所依附于汉朝皇家贵族的文化光环已经消退, 代之而起的是对新统治者的俯首尽忠, 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重新显现, 只不过海昏余绪不再是大汉贵胄。海昏文化经过再造, 体现的是一种“虚幻共同体”的血族关系[21] (P75) , 代表着赣鄱区域社会对汉亡之后短暂统一政权的心理认同。 四 海昏文化在赣鄱文化系统中的坐标含义 严格来说, 赣鄱区的文化系统并不是独立的体系。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判断,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商周时期, 除了今天赣江流域和鄱阳湖东西部区域文化有不同的特征之外, 赣江上游地区不仅在地理上自成单元, 而且其文化特征与赣江中下游文化均存在着较大差别。这似乎表明, 赣江上游的章江、大庾岭地区的古居民和岭南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能是另外一支古越人[4] (P17) 。春秋战国时期, 赣鄱区又成为楚、吴拉锯战争的战场。相对吴、楚、齐、鲁、秦等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而言, 赣鄱区受到中原和周边文化的熏陶, 加之“百越”文化的分散性, 这一区域长期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化形态。直到秦汉一统后很长时间, 这里仍然是中央政权与闽越、南越交界的边郡, 古越文化与中原及其周边文化交织穿插在一起, 而受楚文化影响较深, 但赣鄱区的越人并没有真正融入大汉文化。由于赣鄱水路交通发达, 长期以来, 南北交流便利, 因北方流寓南方的人口大多经此孔道而来。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 是否考虑其人口、家产众多, 可以依靠舟楫之利长途运输, 才选择封他到豫章郡, 以便迅速就国, 也是或未可证的因素之一。总之, 上溯先秦乃至秦汉, 赣鄱区始终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化形态。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江西学界掀起了营造“赣文化”的热潮, 这对于振兴江西固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而以“赣文化”作为江西全域文化, 在历史上是一个值得推敲的概念。江西以“赣”作为别称出现很晚, 以“赣”代表的文化大致在今赣江中上游地区[22] (P100) 。“赣文化”的概念成为现代江西文化的代名词。当年“赣文化”的讨论, 基本上是围绕江西行政区划范围内出现的各种文化形态展开, 而难以揭示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形态体系和独特内涵。有学者认为:“就名称而言, 江西文化还可以称为‘赣文化’、‘赣江文化’、‘赣鄱文化’。”理由是, 近代以来, 江西别称“赣”, 赣江是省内最大的河流, 纵贯南北, 中分全省。北部的“余汗”、中部的“新淦”和南部的赣县三个古县都有与“干”同音的地名, 很可能与古代的干越族或干吴族有渊源关系。另外, 赣江—鄱阳湖水系涵盖了全省93.96%的土地面积, 是一个完整的流域水系, “滋润发育起来的千万个城镇乡村, 形成千万个文化单位, 汇合而成这个地域的文化”;“不论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如何变化, 鄱阳湖水系都是不变的, 因河流而带动的经济文化联系依旧顺其自然地进行着。所以, 称为‘赣鄱文化’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表达出了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故“江西地域文化即是‘赣鄱文化’”[23] (P3-4) 。这些对江西文化渊源的阐释无疑是具有历史眼光的, 也反映出江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然而, 如果以“赣文化”或“赣江文化”来概括古代江西区域的文化特征, 则显然还不能将今天鄱阳湖区域的文化发生发展包括在内;而仅以赣江—鄱阳湖水系为依据, 来阐述“赣鄱文化”, 又忽略了对赣江下游水系变迁和鄱阳湖到宋代才完全形成的客观历史[24] (P42-51) 。故应对“赣鄱文化”的内涵重新作出历史的审视。考古学的赣鄱区概念也是按照赣鄱水系流域而形成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鄱文化却是源于古番国。“赣鄱文化”不仅要从赣江—鄱阳湖水系进行阐释, 而且要从鄱文化的历史高度予以理解。只有这样, 这一区域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才能够得到更为准确的体现, 这是论述赣鄱区域内地方文化形态和特点的前提之一。随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赣鄱文化的内涵研究, 尤其是鄱文化研究, 已经有学者开始意识到鄱文化比赣文化的历史可能更为悠久[25] (P75) [26] (P22) [27] (P83) 。这些更为冷静和理性的思考, 有助于理清江西历史文化的脉络走向, 对剖析赣鄱文化的本质有重要启示。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 更与出土文物难以印证, 赣鄱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很多待解之谜。对赣文化深入讨论还有待时日, 但所涉内容已有较多论列。从历史记载而言, 鄱文化的发展似乎比赣文化成熟。如果按照发展顺序来说, 江西历史文化应该称为“鄱赣文化”。鄱文化在地域上应包括赣江下游流域和今环鄱阳湖周边区域。这是江西历史上最早开发、古代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最先发展, 与江西北部开放的地理环境并与江淮地区的联系、交往有密切关系, 这有别于赣东、南、西部较为封闭的山区地理特征。 鄱文化的“鄱”在上古原作“番”或“潘”。古国“潘”之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六年 (公元前504年) :“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 获潘子臣、小帷子及大夫七人。”《史记·吴太伯世家》作“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 取番。”《史记·楚世家》云:“吴复伐楚, 取番。”关于古番国和楚国番君的地望, 根据文物考古和出土简牍的研究, 学者多认为在淮河以南, 今河南固始一带[28] (P126) [29] (P133-138) 。但此番君与秦番县、汉鄱阳究竟是何关系, 同史书记载对照, 仍然疑云密布。有学者推测, 始受封的鄱君或本为吴人, 家族以国为氏。吴亡后入仕于越, 在越人中颇有影响。越亡于楚后, 楚封其为鄱地的封君, 并以之安抚和控制失国的吴越贵族和百姓。秦灭楚后, 鄱君被任命为秦番县令。秦末黥布和吴芮起兵反秦之时, 其活动地域不出今淮河上中游一带, 所以秦番县当在固始楚鄱君封地附近[30] (P70) 。 然而, 河南固始一带的地貌与文献记载的番邑和楚国战败潘子臣被俘地所在环境颇不相符。钱穆曾言:“番阳, 今江西鄱阳县治。从邑为‘鄱’, 从水为‘潘’, 指江水盘旋成渊处, 即‘彭蠡’也。最先所指应在江北。”[31] (P922) 潘即使位于江北, 其地水资源当十分丰富无疑。《左传》《史记》所载番邑之役中作战主力为舟师, 即说明了这一点。但河南省固始县地处岗川相间、阶梯地貌的信阳地区, 属于由桐柏山、大别山构成的豫南山地, 也有丘陵和平原, 域内史河等为淮河流域水系支流, 属于山区型河道, 水浅流急, 落差较大, 几乎没有可以展开水战的条件。所以, 春秋末年的番邑之战不太可能在固始一带进行。如何解释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之间存在的矛盾?合理的逻辑是:潘国故地本就在长江中下游水面开阔之地, 吴败楚舟师在江水与彭蠡泽附近, 潘子臣被俘后, 迁于今固始一带。后经过越灭吴国、楚灭越国, “越以此散, 诸族子争立, 或为王, 或为君, 滨于江南海上, 服朝于楚”[32] (P1 751) 。楚为了控制越人, 利用吴、越世仇矛盾, 将所封吴后裔的番君迁回潘国故土, 以管理彭蠡越人聚居区, 作为安插在楚国本土和新占领区之间的一种防御措施。而番君则利用这一身份, 逐渐在越人中建立了影响和威望。 秦统一中国后, 设九江郡, 大致包括今鄂东南、皖西南和江西的大部。九江郡得名即因江水在彭蠡泽附近形成九条不同类型、不同名称的江流盘旋川行而下。显然, 这里是郡之中心区域, 因而设番县, 任命番君之后吴芮为县令, 继续控制这里的越人。由于当时的彭蠡泽已经成为连接江水的一大片过水性、吞吐型湿地, 水面季节性变化较大, 彭蠡泽畔的番县地域也就不够确定, 范围或大或小。由于古代行政区划的边界不确定, 番县跨江而治也很正常。秦末, 番县令吴芮在此率百越佐诸侯北上反秦, 其战事主要发生在江北乃至淮河流域, 而其战略后方或仍在彭蠡地区, 包括江南富庶的鄡阳平原。《史记》卷91《黥布列传》谓英布被“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研究者认为《史记索隐》:“番阳鄡县之乡”, 当如《汉书》颜注作“鄡阳县之乡”[33] (P121-124) 。由此可见, 在黥布败亡之时, 江南鄡阳县即有番阳乡。番 (潘) 阳本义当为番水之北。《水经注》曰:“赣水又与鄱水合, 水出鄱阳县东。”秦九江郡番县多为水域, 地广人稀, 发展较为成熟的是江南鄡阳平原。汉高祖四年 (公元前203年) 改九江郡为淮南国。汉高祖六年, 分淮南国置豫章郡。或在是年鄡阳县鄱阳乡分立, 沿续原秦番县的部分土地户口, 升格为豫章郡十八县之一。其他原属番县或鄡阳县地也因人口增多, 再分设历陵、海昏等县, 亦当顺其自然。鄱阳设县之后, 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东汉建安十五年 (公元210年) , 由豫章郡析出鄱阳郡, 其后很长一段时间, 鄱阳除了隶属过江州之外, 或为州郡, 或为饶州府 (路) , 直至中华民国废府属省为鄱阳县至今。 通过上述分析, 至少能够从文化上加以认识的是, 鄱文化相对于赣文化而言, 在地域上属于十分开放的范围, 有较强的流动性、接纳性和包容性。从古潘国到鄱君再到番县、鄱阳县, 地域上跨越江、淮, 民族上连接楚、越。这一地区古越文化逐渐向鄱文化转化。鄱文化起源、孕育的是一个区域性多元的文化系统。秦汉的武力统一和豫章郡的设立是这一区域大规模汉文化的开端。海昏侯国设立和后世鄡阳平原的逐渐消逝, 是鄱文化转型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如前所述, 海昏侯国对豫章郡的影响是汉朝核心文化对鄡阳平原古越文化区的辐射。鄡阳平原地域广阔, 土地肥沃, 水量充分, 适宜发展农业、渔业, 是古代江西开发最早的地区, 与越文化核心区的浙江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 春秋战国以来也成为越文化和楚文化交汇之所。海昏侯国以其高规格的汉文化等级与越、楚文化结合在鄡阳平原西部, 成为古越文化在经历了楚文化的融合之后再进入汉文化圈的地域文化象征。但是, 东晋南朝开始, 鄡阳平原因地震使地壳发生下陷, 数百年间的地质沉降, 彭蠡水逐渐南侵, 到北宋时期最终使平原成为湖泽并重新得名于鄱阳山而称鄱阳湖。鄡阳及海昏的一部分沉入湖底, 海昏县治并入建昌 (今江西永修) , 这两县都成为历史地名的遗存。鄡阳古越文化遗存随着湖水的上涨而基本销声匿迹, 海昏文化遗存的昌邑城、紫金城、铁河古墓群等在鄱阳湖西岸若隐若现, 直至21世纪重现人间。汉朝生产方式、制度规定、生活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等等, 带着某些古越文化传统的印痕, 以海昏文化的形态构成了鄱文化的一个分支。 海昏处在先秦、秦汉时期地处缭水与赣江交汇处, 并可通彭蠡, 入长江, 与鄱阳水系相连沟通。鄱阳湖形成后, 古代海昏地区一部分沉入湖中, 大部分仍在赣江下游流域, 虽然不在鄱阳的中心地带, 然而鄱阳湖水系漫过鄡阳平原, 仍将处于赣江入湖口地区的海昏与鄱阳紧密联系起来, 并通过赣江水系, 从而成为打通鄱文化与赣文化道路上的匝道。具有汉朝皇家贵族核心元素的海昏文化, 在赣鄱文化地理坐标上的枢纽含义由此显现, 并成为历史上赣鄱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节点。从海昏文化的历史维度可以发现, 汉文化在南传过程中, 对古越文化的融合转化很早就凸显了赣鄱文化的多元性因素。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注引臣瓉曰[M].北京:中华书局,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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