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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绮罗乡《汉景本末碑记》有关汉景帝神及其信仰来历的撰述者为下绮罗乡人李名重，其为绮罗乡相当有名望的士绅，在其带领下陆续完成了对文昌宫的全面修建、扩建工程，而其河边李氏家族亦是其背后的掌控者。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其既是地方传统捍卫者也是儒家礼法制度的执行者。对于被知州视为异端的汉景帝神信仰，李名重深谙怎样将地方信仰“合法”地转化为带有“正统色彩”的信仰，于是李名重对汉景帝神的来历进行了重新诠释，使得汉景帝神的信仰既反映地方人群的“历史记忆”又支持当下政权的意识形态。该神来自大理的说法巧妙地隐喻了中原政权入主腾地前所受到的“土著独立政权”大理的影响，元明之际以及麓川之役的背景记述，即是地方对于“历史性时刻”的记忆。汉景帝神由王骥携至腾地并被英宗册封的桥段则将地方信仰与官方正统性结合了起来，地方士绅试图为汉景帝神的信仰在官方层面造出一个合法性的表征。李名重之类的士绅显然很懂得如何通过“国家的象征手段”来保护及延续“地方由来已久的传统”。 另一方面汉景帝神是腾越“核心地区”的重要信仰，也就自然成为了地方势力想要掌控与依附的资源。李名重“煞费苦心”地为该祠作序，尽量将其与官方象征联系起来，是河边李氏控制庙宇资源的一种手段。在后来的访谈中，笔者得知，清末至民国时绮罗乡的汉景殿与土主庙被视作一个建筑群，当时的土主庙不在现今的位置，而其大概位置是在汉景殿的西边。当时每年的土主诞(农历五月二十八)活动，乡民由汉景殿山门进入土主殿进行祭拜，而管理土主庙的主要人员也是李名重家族所在的五甲乡民。在伽河村民国年间所刻《阿盖祠记》中，亦较原碑刻插入了一些与宗族建设相关的内容：“万历间，吾族书文祖讳现，自叠水河迁居是村，子孙繁衍近七八十户。己卯冬，根源从迪化归，以祀宗祠之便，来谒庙。族中父老佥言甚著灵异。”民国时期以李根源为首的叠水河李氏展开了联宗活动，而伽河村的李氏亦被归入其支系当中，碑中关于李氏先祖万历年间迁往伽河村、李根源来访娘孃庙的这段描述便是宗祠建设与地方信仰建立关联的体现，亦是地方势力的一个整合标志。 华琛认为，国家对待文化整合的方法的天才之处在于国家加强的是结构而不是内容。换言之，他认为国家倡导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但在汉景帝神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另一面却是知州吴楷对于信仰内容的“刨根问底”以致“纠正”，他并没有将已成为地方神明的汉景帝神纳入国家体系，其背后是中原政权对于“土著政权”的否定。虽然汉景帝神祠被知州吴楷斥为淫祠，但其并没有采取毁灭措施，直到清末，汉景帝神依旧存在于腾冲地方。 自明代以来关于汉景帝神的身份便有多种说法，入清后官方与民间围绕着汉景帝神身份展开的“论辩”，体现的是在西南开发过程中地方与国家的互动，是区域历史观念与国家历史观念之间的博弈。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绮罗乡某些人群关于某个神明信仰的一个历史，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滇西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因此，通过考察汉景帝神信仰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国家政权进入到边陲之后是如何取代地方本土政权的历史。汉景帝神虽然代表的是云南本土政权，但对于元代以前的滇西地方来说依然是“外来”的神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明清时期，汉景帝神演变成了代表腾冲地方的区域性神明。清代，在汉景帝神身份的论战中，地方人群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国家展开互动。清末民初，伽河村娘孃庙与汉景帝神祠关联的建立则展现了地方对于不同文化的接纳与本地历史传统的延续。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