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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法、德等国发生并完成，西欧地区同包括南欧与部分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地中海世界在社会面貌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20世纪，西方学术、文化话语体系中的地中海史观进一步走向明确化与具体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时代的敏感政治背景下，地中海史观的表述方式往往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与传播种族偏见的工具。例如，德国地理学家特奥巴尔德·费舍尔（Theobald Fischer）的著作《地中海画卷》（Mittelmeerbilder）将地中海诸国视为落后国家，认为它们理应接受强大邻邦（德国）的援助。刻意影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弊端的美国古典学家坦尼·弗兰克（Tenney Frank）仅仅根据公元211年塞维鲁（Severus）去世后不久制造的一批陶瓶，便得出了塞维鲁统治时期由国库对从西班牙运往罗马的油和葡萄酒实行垄断经营的观点，认为晚期罗马帝国在西地中海世界强制推行的“计划经济”使得地中海文明陷入了“僵化”与“停滞”，声称“塞维鲁通过财产充公和国家垄断大宗商品流通等手段给了帝国致命一击”。这些观点中的种族主义特征或政治煽动色彩是显而易见的。 总的来说，“地中海史观”零散分布在17世纪以来不同国别、不同背景的西方知识精英作品中，通过文艺评论、历史学、地理学、游记、诗歌、绘画等不同载体被表达和传播。其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将地中海文明想象成为坐落于人间仙境之中的、保留着古典文化传统的、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化文明形式；二是将地中海北岸的半岛国家与地中海东岸、南岸的伊斯兰世界视为西欧先进文明对立面的、等而下之的“落后”文明类型。在更高的逻辑层面上，这两种彼此之间充满张力甚至矛盾的观念却在基本认识上呈现出一种高度统一性——地中海文明是一种古老、保守、停滞、凝固的文明形态，是享受着物质繁荣局面的西欧文明（北方世界）的“他者”与借以反观自照的一面镜子。这种站在西欧文明立场上的文明观同“东方主义”观念的内在理路异曲同工。 纵观17世纪以降的地中海史观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这部思想史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解释地中海文明的主导话语权长期掌握在使用英、法、德等语言的西欧知识精英手中。由于地中海南岸伊斯兰世界同基督教世界历史上的长期敌对，拜占庭帝国灭亡、文艺复兴结束后希腊、意大利知识精英身处的文化弱势地位和天然存在的语言交流障碍，地中海文明对自身的记述与研究往往湮没在英语、法语、德语学术文化著作的强大影响力中，甚至不免跟着后者亦步亦趋。而西欧文化界往往会按照自身的现实需要与关切去塑造地中海文明在自身世界观、历史观中的形象与地位。在这样一种话语表述模式下塑造出来的地中海文明形象，一方面，会因其充满浪漫奇幻色彩而引人入胜；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因种种意识形态、文化偏见的干扰而发生扭曲与失真。 在当代史学界的严苛史料批判标准之下，包含着种种主观想象与文化偏见的地中海史观已越来越多地遭到学者们的否定与批评。赫茨菲尔德（Herzfeld）与皮纳-卡布拉尔（Pina-Cabral）指出，与东方主义类似，地中海史观的“原罪”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追求“异域情调”的猎奇心态（exoticizing）、泛泛而论（homogenizing）与片面比较研究方法（restricted comparativism）。然而，至少在学术象牙塔之外的庞杂文化观念中，清除地中海史观的消极影响恐怕并非一日之功。 与此同时，对地中海史观的合理批判应当是一种有所取舍的扬弃，而非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否定。至少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于19世纪中叶席卷地中海世界之前，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文明区域的整体性与独特性，是可以被人类政治、经济、生态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印证的。我们对地中海史观中的陈旧观念进行批判，并不是为了否定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客观存在，或无视数千年来无数前人对该文明进行的大量宝贵观察、叙述与学术研究；而是要在客观、公正与理性的立场上，更好地继承前人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深化我们对于地中海文明本身、地中海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异同与互动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