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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州蒲涧节会民俗活动源于白云山蒲涧城郊型自然景观，与安期生飞升成仙地域性人文传说二者的虚实结合。属于物质实体形态层面的菖蒲观、郑仙祠等古迹建筑，属于精神价值观念层面的安期生升仙传说和属于地域风俗制度层面的蒲涧节(郑仙诞)，三者共同构成一帧古今广州社会节日的全息立体影像，并在漫长的传承演变中形成了兼具累积沉淀型和合流变形型的类型特点。蒲涧节(郑仙诞)虽一直未被纳入地方官府祀典，介于官方祀典与民间“淫祀”之间，但因其宗教性、娱乐性和消费性三大方面兼备且突出，而成为自宋代以来广州城市节庆中颇能体现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节日。 [关键词]民俗广州白云山蒲涧蒲涧节(郑仙诞) [作者简介]赵晓涛(1974-)，男，湖北黄陂人，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23) *本文为广州市2016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课题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宋代广州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GZY18)的研究成果。 一、引言 广州市白云山旧有著名景点“蒲涧濂泉”，唐宋以来即成为一方旅游胜地，骚人墨客留下诸多吟咏作品。因安期生飞升成仙传说产生于该地，故附近一带建有菖蒲观、郑仙祠等祭祀场所。广州蒲涧节(郑仙诞)传统民俗活动，正是以安期生(在后世被称为郑仙)于白云山蒲涧飞升成仙这一历经千年的传说为核心因子发展衍变而来(1)。 白云山风景区管理局近年以郑仙传说为由头，再造消失多年的“郑仙诞”(蒲涧节)这一地方传统民俗活动，引发舆论报道和学界关注。然而对于这一民俗活动存在的诸多历史问题，一直以来缺乏比较全面深入的梳理考证。 就笔者目前所见，学界关于郑仙诞(蒲涧节)的研究成果，仅有徐燕琳《从郑仙诞到广州重阳登高——兼谈传统民俗的现代化演变》一文(2)。该文对郑仙诞的来历及演变作了较为简略的梳理，将广州传统的郑仙诞(白云诞)节俗到重阳登白云山，视为传统民俗现代化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例，指出这个融合、转变的事例过程是民俗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密切关系的反映。由于该文的落脚点是放在传统民俗的现代化演变上，因此对郑仙诞源流的梳理考辨尚不够全面深入。此外，朱钢《“安期生”考》、纪宗安等《安期生在白云山踪迹的辨析》(3)等文，借助文献资料和口头传说，对安期生其人其事作了梳理辨析，其中朱文相对更加深入细致，并在辨析安期生与郑安期的区别过程中引述了一些记载蒲涧节(郑仙诞)的文献材料以作为证据，但亦未对蒲涧节(郑仙诞)源流作全面深入的梳理考辨。本文即着力于对这一广州地方传统民俗活动之形成及其流变作全面深入的梳理考察。 从目前存世的文献记载来看，广州蒲涧节会在两宋之前缺乏明确记载，目前仅能综合《广东考古辑要》辑南朝宋沈怀远撰《南越志》“菖蒲涧，昔交州刺史陆允之所开也。涧中多九节菖蒲，世传安期生采菖蒲服食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于此上升。郡人每岁是日往涧中沐浴，以祈霞举”，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引《南越志》“(东晋)太元中，襄阳罗支累石涧侧，容百许人坐，游之者以为洗心之域”两处记载来判定：在东晋太元年间至南朝宋前期即有蒲涧节会之雏形，其时主要限于当地民众自发产生的祈求长生不死、祛病除疫的民间信仰表达形态。限于相关文献记载的缺失，此后直至隋唐五代蒲涧节会情况无法获知，实为一大憾事。而根据现有各种文献材料，蒲涧节会从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到仪式制度之三位一体正式形成要到宋代。 二、蒲涧节在宋代之正式形成 南宋人洪适在《张运知广州制》一文中指出：“二广之区，五羊最大，药洲蒲涧，民有嬉游之风”(4)。方信孺《南海百咏·菖蒲观觉真寺》“千载仙居已渺茫，道山佛屋自相望。春花秋草年年事，却作游人歌舞场”，以及刘克庄《蒲涧寺》“欲采菖蒲无觅处，且随箫鼓乐新年”等诗句可为蒲涧之地“民有嬉游之风”的佐证。葛长庚(白玉蟾)词句“年年蒲涧会”(《霜天晓角·绿净堂》)指明这一长盛不衰的地方民俗事象，是广州城除五羊传说的悠久、阛阓十万人家的繁华等地域特征外，值得夸扬于世的一点者。 宋代广州官吏民众有一年两次游蒲涧的习俗：农历正月二十五为蒲涧节；七月二十五为安期生飞升日(后称郑仙诞)。方信孺《南海百咏·菖蒲观觉真寺》诗前小序“郡人岁以正月之二十五日为蒲涧节，帅使而下倾城来游”，小序并引《南征录》“正月二十五日乃刘王生日，七月二十五日乃安期上升”(5)。经查寻，可知宋代曾为官岭南的外来文人士大夫，从个人切身体验出发对春秋两季的蒲涧节各有诗(词)书写(今存作品中书写春季蒲涧节的相对较多)，为后世留下了一批珍贵生动的历史记录。 关于初春的蒲涧节，从北宋时期蒋之奇《蒲涧》、郭祥正《蒲涧奉呈蒋帅待制》，至南宋时期洪适《番禺调笑·蒲涧》、杨万里《和巩釆若游蒲涧》、赵汝鐩《续蒲涧行》等文学作品皆有程度不一的生动描绘。关于秋季的蒲涧节，则仅存南宋时期如曾丰《七月二十五日为广州蒲涧节巩帅相招坐上默营两诗》、杨万里《游蒲涧呈周帅蔡漕张舶》、蔡戡《和杨廷秀游蒲涧之什》、刘克庄《水调歌头·又题蒲涧寺》等文学作品有书写，另如刘克庄的诗句“俗情重蒲饮”(《即事十首》其三)高度概括了当时本地民众看重采菖蒲造酒饮用这一民俗活动(6)。限于本文篇幅，以上文学作品玆不具引，详细分析请见笔者相关文章(7)。 综合分析这些有关的文学作品，可见当时该地民众物质生活较为富足，嬉游娱乐等精神生活好尚亦较为普遍，社会呈现较为安适状态。亦可印证自北宋庆历以还，宋代士大夫在诗文中创造的开放而富有人情味的共乐境界，“突破了唐人亭台诗文呈现的幽赏自适的狭小视野，使文士游赏之趣和地方官爱民之志在众乐层面得到统一”，“对‘众乐’的追寻将山林之趣与民庶之乐融而为一，汇成博大闹热的审美新质。此中乐境与传统的避世之乐不同，无疑有着‘乐在社会、合乎人伦的世俗性、现实性’(程杰《诗可以乐———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的发展》)”(8)。以致无论郭祥正、洪适、杨万里、赵汝鐩、方信孺，都以文学作品特别是以“倾城”一词来形容蒲涧节官民共乐之盛大场面，充分体现出当时蒲涧节民“规”官“随”之独特耦合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