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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40年来人口流动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经济结构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在市场的驱动下，资本、技术、信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自由流动，带动了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也使得小城镇和各大城市陆续放松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跨区域跨民族流动变得日趋活跃。在西部大开发及城镇化背景下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及人口在不同城镇间的流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 1．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伴随着东部地区的快速崛起，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影响了国家区域间的经济社会整合。在此背景下，1999年中央政府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国家发展规划和各项投资优惠政策的推动下，中央政府、东部沿海地区和境外的大量资金投入到西部各省区。随着资金、信息、物资的流动，西部地区在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新增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量的劳动力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中部地区向西部各省区流动，也包括部分西部农村人口向省内或在西部省际间城市流动。有学者于2005年先后选取了西部六个城市（乌鲁木齐、拉萨、西宁、兰州、银川、格尔木）进行了针对西部流动人口状况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该调查显示，政府估测的各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分别为：兰州市56．9万、乌鲁木齐市48．0万、拉萨市10～20万、银川市14．7万、西宁市12．3万、格尔木市5．8万。从人口特征和就业领域来看，这些流动人口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多数为已婚跨省流动，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毕业生居多，大部分在服务业、个体零售业、非技术体力劳动领域就业。在民族构成上，大部分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一些人口大省如河南、陕西等地的汉族，也有一小部分来自西部当地农村，如四川、甘肃的少数民族。虽然该调查仅覆盖6个城市，但是从中仍可窥西部流动人口的大体样貌。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实施，由东中部汉族地区向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越来越频繁，流动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期，投资、产业在城镇的集中，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等，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在城镇化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以经商务工等主要形式涌入市场经济活跃的东中部城镇地区，形成了一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军。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为1683．86万，且从增长速度来看，已超出了汉族流动人口的增长率。甚至有学者预测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有学者运用“五普”和“六普”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和流动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但普遍比留守人口要高；从事职业以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第二产业为主，其次是商业、服务业；流动范围以省内流动为主，但跨省流动规模逐渐增大，跨省流动主要是流向广东、浙江、福建、北京、江苏、上海等发达地区，而且家庭化迁移和定居化趋势明显。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标志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六普”数据统计，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整体的城镇化水平为32．87％，低于全国城镇化水平近17个百分点。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仍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同一民族“聚族而居”的现状，改变了原有民族间的空间居住格局，极大地扩展和加深了各民族成员的经济、社会交往，促进了东、中部文化和西部文化、农牧文化和城市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经济交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人口在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各民族成员间的经济交往显著增多，促进了东部和西部经济的共融发展。如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向东、中部城市迁移，进入城市就业市场和经济结构中，一方面弥补了城市发展中劳动力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在某种经济活动中的语言、文化优势，经营各种民族特色食品、土特产、民族餐饮等，促进了东、中部城市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汉族流动人口对西部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调整改变了当地产业结构，使西部的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逐步发展起来，并带动了当地经济及一批中小企业的发展。 社会交往方面，流动突破了传统民族交往的地理界限，带来了居住格局的改变，大大增强和提高了各民族成员社会交往的机会和频率。马戎教授2005年对西部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汉族流动人口有52％的人表示有其他民族的朋友，54％的人表示与本地人的关系是好的；少数民族中有70％的人表示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近六成人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好的。可见，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总体还是正面的。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外出流动则使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43个少数民族在各省区市都有分布，分布范围最小的民族也遍及25个省区市，少数民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已经达到12个，56个民族齐全的城市已经有13个。人口的散居化分布使各民族之间社会交往明显增多，各民族的婚姻观也出现了很大变化，“族内婚”观念逐步淡化，异族通婚越来越被认可和接受，异族间通婚现象增多，而且有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入的城市规模越大、现代化程度越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异族通婚的意愿越强。 文化交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在促进民族间经济、社会交往，扩展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促进了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以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相互学习语言，随着各民族间交往越来越频繁及市场经济的驱动，少数民族逐渐认识到只懂得本民族语言不但会限制与外界的交往，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也无法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在少数民族内部能够掌握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一些西部的汉族流动人口由于工作、交往需要，也开始主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二是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上相互影响。少数民族在同汉族的交往中，逐步从最初引入竞争的不适应到接受新的市场观念、知识、信息，市场竞争和相互合作意识逐渐得到增强，城市舒适、便捷、时尚、科学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对少数民族的行为方式、娱乐休闲、传统服饰、居住建筑、饮食结构、艺术形式等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汉族在和少数民族交往中，逐步增进了对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服饰、传统音乐、风味饮食、特色产品等的了解、认同与欣赏，并逐渐将其发展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