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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人口流动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

http://www.newdu.com 2020-02-07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 赵罗英 参加讨论

    三、经验与挑战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各民族人口流动突破了民族交往的传统地理限制和居住形式局限,使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更为均匀,加强了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促进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不同时期,人口流动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作用的宏观社会基础和交往特征却是不断变迁的,在新时期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前30年的人口流动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汉族人口向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为主,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总体型社会”结构模式背景下发生的。“总体型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大系统高度重合、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整个国家按照统一计划、集中管理、总体动员的原则被组织起来,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极为强调“集中和统一”及“全国一盘棋”。国家通过增加人民对国家总体目标和组织荣誉的认同进行思想政治动员,推动全国范围内一批批来自东中部发达地区的知识青年、学生、工人、年轻干部、转业军人等纷纷带着革命理想,自愿投入到支援边疆建设中,以实现个人的价值。而民族地区经过建国初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各民族空前团结,对社会主义建设抱有极大的革命热情,积极响应和服从“总体型社会”的各种安排,支持国家的各种战略部署和人口流动政策落实,与这些来自东中部发达地区的汉族移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家园,在生产生活上互帮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该时期各民族的交往多集中于民族地区的农村、山区等,民族交往呈现出较为封闭、群体性交往的特点,集体所有制时期共同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大大提升了不同民族成员交往接触机会的获得。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屯垦戎边中兵团军事化的管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农村生产互助合作社及“三线建设”中企业单位制的生产生活管理方式,使得汉族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大大增强,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
    改革开放后40年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下,人口流动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呈现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双向流动的态势,既有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汉族聚居区的流动,也有东部和中部的汉族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区的流动,且以市场化流动为主,流动动机主要为经商、务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在市场的支配下,各族劳动力就业逐步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商业服务业转型,从农牧民转变为拥有一定就业技能、熟悉现代经济活动的工人。一方面这有利于各民族成员被整合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共同体中,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但另一方面市场原则也加剧了各族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部分少数民族成员由于语言、技能等因素,在统一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还处于劣势。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逐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市场、交换成为各族成员社会交往的重要纽带,城市不同民族成员间职业的分工合作、社区生活的交往接触、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入与流出,使城市民族间的交往广泛又开放,族际交往无处不在,在交往形式上呈现出非组织性的个体交往的特点,伴随个体间交往机会的增加,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未来如何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整合协调好各民族成员间的利益、构建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期民族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相信未来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与挑战将不断得到解决,也必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更深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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