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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进入了农历庚子年。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农业人群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形成60年一个甲子的干支纪年法,可以反复循环。以前据中法学者们的考证,十二生肖最早起自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的文化之中,公元48年,南匈奴首领率部定居于现在陕西省榆林地区,他们逐渐与当地的汉人融合,由此开启十二生肖纪年与干支纪年结合的历史。但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证明在战国及秦代(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的《日书》中已经存在与十二生肖相关的记载,这对我们探讨十二生肖的来由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中更新世,就发现了现在常见的田鼠属和家鼠属的化石。不过,在更新世的漫长时间里,田鼠属和家鼠属的生存区域和种群数量都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自距今10000年左右的全新世以来,特别是栽培农作物的技术产生并逐渐推广之后,鼠类迅速适应农业生产带来的各种变化,成为人类生活的伴生种,甚至进入人类居室活动,并伴随人类迁徙,扩散到各个地区。迄今为止,动物考古学家对中国数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过定性定量分析,但是发现鼠类骨骼的遗址数量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在采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时,往往没有使用水洗筛选或过筛子。由于鼠类的骨骼十分细小,如果不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对遗迹的土进行水洗筛选,很难发现鼠类的骨骼。随着近年来在发掘考古遗址时,对各个遗迹单位堆积的土都进行了水洗筛选,结果发现出土鼠类骨骼的现象比较普遍。多个动物遗存研究报告将为我们了解与古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鼠的种类和数量,探讨古人与鼠类互动的历史提供新的认识。 在考古遗址中发现鼠类最多的实例是河北满城汉墓。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满城汉墓除了出土金缕玉衣等一大批珍贵文物之外,考古学家和动物学家在刘胜墓随葬的两个陶瓮中,都发现放置有岩松鼠130只和社鼠约30只,共计岩松鼠260只和社鼠约60只;而在其妻窦琯墓中随葬的两个陶罐中,又都发现放置有社鼠约70只和褐家鼠约30只,共计社鼠约140只和褐家鼠约60只。另外,在窦琯墓中随葬的一个陶壶中,还发现社鼠约50只、褐家鼠25只、大仓鼠25只。因为岩松鼠一年只能繁殖一次,跟鼠类一年之中可以频繁地生育不同,同样数量的130只岩松鼠等鼠类分别发现在两个陶瓮及其他陶器中,这应该与有意放置的随葬品相关,不是后来钻进去的动物。研究者认为,这似乎反映出刘胜夫妇生前喜欢食用小哺乳动物,以至于在死后的墓葬中随葬岩松鼠、社鼠、褐家鼠和大仓鼠等数量众多的鼠类个体。 随着科技考古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广泛应用,鼠类骨骼成为开展锶同位素研究的最佳资料。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和家养动物骨骼进行锶同位素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确定这些人和家养动物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如果是外来的,可以进一步探讨其来自哪里,开展与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国际考古界普遍认可把鼠类的锶同位素比值作为当地锶同位素的最佳标尺,因为鼠类土生土长的概率最高,而人与家养动物都有可能通过文化交流和迁徙的方式在聚落中出现。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中,科技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距今4000年前后的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锶同位素研究,在测定了瓦店遗址出土鼠的锶同位素比值后,通过测试其他的猪、黄牛和绵羊的锶同位素比值,发现大多数猪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而有2头猪及黄牛和绵羊都是从外地迁入的。特别有意思的是通过对外地迁入的猪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认识其食物结构,发现他们以自然植被中常见的C3类植物为食,氮十五的值也不高,这与遗址中出土的家猪普遍以代表小米等农作物的C4类植物为食,氮十五值较高的现象截然不同。另外,这2头猪在形体特征上可归入野猪的范畴,野猪是古人通过狩猎获取的。这些结果显示出野猪的活动范围明显超出了当时人的居住地。而黄牛和绵羊的锶同位素比值又与这2头野猪的锶同位素比值相差较大,他们的出生地似乎在更远的地方。这个认识对于考古学家研究瓦店遗址当时存在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奏响过多个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旋律。除依据各个考古学文化类型的人工遗物的形状、特征,开展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研究之外,如何通过人骨和家养动物骨骼科学地确认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今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通过获取各个地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鼠类骨骼,确定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是科学地研究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获取的研究结果,科学性更强,实证价值无可替代,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国古代各类动物造型的文物很多,各具特色。但是相比其他动物种属的文物,涉及鼠的文物不多。古人没有刻意去塑造鼠,即便有创作,也比较单调。这里举例如下。 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国君虢仲墓(M2009)的发掘成果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这座墓出土的4600多件随葬器物中,有一件玉鼠,长2.6、高1.2、宽0.9厘米。玉鼠为豆青色,大部受沁呈黄褐色,玉质微透明,采用圆雕手法刻成,呈伏卧状,圆眼微凸,背部拱起,曲爪附地,身饰卷云纹(图一)。  图 一 考古学家在四川的郪江流域发现大量的汉代崖墓群。在崖墓的墓室内往往刻有壁画,其中特别有名的就是那幅“狗咬耗子”。一只狗竖耳蹲坐于地,瞋目张嘴,嘴中咬着一只鼠。在狗的上方还蹲坐一只猴子,似乎在冷眼旁观这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场景(图二)。  图 二 最为多见的鼠的艺术造型当属生肖鼠。主要出土于隋唐时期的墓葬之中,在墓室内的生肖俑兼有标明方位的作用。生肖俑大多为动物首人身,其中鼠俑颇为常见。广州市动物园唐代砖室墓M1出土的鼠俑为头戴两角形幞头,盘腿而坐,上身直,双手交叉,以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左手其余四指紧贴于胸前(图三)。  图 三 清代最为著名的青铜鼠实物当属十二兽首铜像中的鼠首,双耳竖起,双目圆睁,腮帮鼓起,口鼻之间有数个小孔,头部表面刻密集的鼠毛(图四)。2013年,法国的皮诺家族向中方无偿捐赠这件由于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劫掠焚毁圆明园,导致流失海外的鼠首铜像,流落海外150多年的重要文物终于重回故乡。国家的强盛,是流失海外的文物能够回到自己祖国的重要因素。  图 四 千百年来,对老鼠的评价以负面居多,除了因为其偷吃粮食,咬坏衣物,破坏堤坝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传播疾病,最典型的就是鼠疫。世界上发生过三次世界性规模的鼠疫,第一次是在公元6世纪,首先发生在地中海附近地区,全世界约有1亿人死于那次鼠疫。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辗转到17世纪,欧洲的死亡人数占到整个欧洲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第三次发生在19世纪末叶,一直流行到20世纪40年代,死亡人数1500万人。据统计,世界上被鼠疫夺走生命的人数总和,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历次战争的死亡人数。在中国现代史上,围绕遏制鼠疫,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一幕。1910年11月9日,鼠疫传播到哈尔滨地区。而后的20余天时间里,就传遍整个东北,一天的死亡人数最多时超过180人。正是在这个危难时刻,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的中国医生伍连德博士挺身而出,通过隔离等方法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由解剖死者确定死因,以便制定防范措施和治疗方案。到1911年初,终于把死亡人数降低为零。这是中国防控疾病史上的一个壮举。 鼠类给人类带来了不少麻烦和灾难,但时至今日,其积极性的一面日益突出。比如,鼠类是体型最小、繁殖最快、最易饲养的哺乳动物,与同属于哺乳动物的人在生理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它成为为人类健康服务的最主要的实验动物。全世界各大科研院所中饲养着数以亿计的小鼠,它们或是作为药物试验的对象,成为新药进入临床必须跨过的门槛,或是作为疾病模型,研究各种疾病的生物学机制。老鼠在中医药物学中,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说,我们生命中都有那么一些时刻,与小家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关系将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延续下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