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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本，文化是文化，江山是江山。前者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作品，代代流传，代代创造。江山属于自然，无非山川草木，是人类活动的背景、资源和舞台。现在刘刚、李冬君创造了一个概念叫作“文化的江山”，文化于是具备了自然的面貌，而江山也拥有了文化的品格。学术与文化，概念是创新的核心，非虚言也。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推出12卷巨著“文化的江山”，已经面世的是四部，即《文化中国的来源》《王朝中国的确立》《中国风雅颂》和《中国轴心期》。探索早期中国的文化历程，四部著作已经风格尽显，加上随后赶来的八部书，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历史画卷，就这样突如其来地铺展开来。恍惚之间，颇有应接不暇的感觉。 “文化的江山”是通过文化的途径和对文化的观察来理解中国，这既不是通常意义下的文化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历史。文化，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当我们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区别讨论的时候，这时的文化是属于狭义的文化。当我们把政治、经济、社会都置于文化的平台上看待时，这时的文化属于广义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广义的文化概念有特指某种文化的意涵，但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之内，经常使用广义的文化会导致狭义的文化空间被挤压，丧失其本来的价值。大概就因为如此，“文化的江山”的作者特别强调“文化中国”的立场，坚持用文化的立场理解和书写中国的文化历程。 与“文化的江山”相对应的是“王朝中国”，即从政治的立场理解中国历史。作者认为，用“王朝中国”的立场理解、书写中国历史是中国最主流的立场，一部“二十五史”，以王朝为单位书写历史，是典型的“王朝中国”立场。在“文化的江山”一书的引言中，作者以“发现文化的江山”为题，开宗明义地表明鲜明的立场： “历史上，其实有两种中国史观。 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作王朝中国。 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作文化中国。 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百年，都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 中国的江山不仅是王朝的，更是文化的，文化比王朝更耐久，更有生命力，更有价值。这是“文化的江山”的基本观念，既是核心理念也是分析理路。如果说，此前更盛行的中国历史阅读法是“王朝中国观”，那么本书提倡和实行的则是“文化中国观”。因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晰，前者可以称作中国历史的“政治主义”，而“文化的江山”坚持的可以称作“文化主义”。读书界的未来反应，“知我罪我”关键就在这里。 二 要重新梳理中国的历史，无法回避远古的探索。“文化的江山”第一部《文化中国的来源》，是要从文化主义的立场找到文化中国的最初源头。作者从半坡的彩陶入手，用一束文化的光源照亮彩陶，在一个石器的时代，找到了引领未来的“彩陶之光”。这束光，跨越千万里，照进红山文化遗址，于是有了“石灵之光”。之所以重视红山文化，因为作者的思想中有一条玉的光束，而红山文化是现在所知中国大地上最早的玉文化呈现。作者心中有光，石头也被照亮，书中说“人类灵性的花朵，先在石头上盛开，从石头蔓延到万物，而使万物有灵”。《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者”，玉就是石头的美丽代表。人类最初的灵光一现，便是牛河梁遗址上的片片玉器。从彩陶到玉器，作者的观点很重要，他认为这就是文化中国，很久远很美丽。先有文化中国，后有王朝中国，所以文化中国更重要。 文化中国，玉器最有代表性，从河姆渡到良渚文化，正是文化中国的创新期。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有层累关系，玉器制作发达，是良渚文化留下的深刻印记。河姆渡没有赶上古国的头班车，但良渚文化中却颇多早期国家的痕迹。当然，文化中国并没有贯彻始终，很快，变迁发生了，文化中国遭受王朝中国的替代。作者是通过怪力乱神的《山海经》来阐发这个过程的。“从神话到历史，《山海经》的世界，贯穿了三个时代，包含了两个中国”。“三个时代，分别是彩陶时代、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从彩陶时代到玉器时代，是文化中国从滥觞到形成的时期；从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是文化中国向王朝中国的过渡时期。”作者从两个夸父的例证入手，证明夸父这位纯粹的神话人物后来发生转化，他也参与早期王朝中国的塑造。导致这个重大变迁的力量是暴力，即战争。 看看你所知道的青铜器吧，充满了暴力美学。作者把青铜时代与王朝中国联系起来，依据充分。“国家的来源，从文化认同转向武力统一；国家的前途，从和平发展转向征战立国；国家的制度安排，从尚贤制转向世袭制，从‘天下为公’的公共权力转向‘家天下’的君主专制”。青铜器的发展路径，就这样带动了王朝中国的发展。“来自青铜的剑影刀光，砸碎了玉的温情与梦想，终结了玉器时代的‘诗与远方’”。在王朝中国确立之后，文化中国并没有烟消云散，它们以另外的方式渗透在王朝中国之中。 在早期中国的文献和考古中寻找“文化中国”的存在，在王朝中国确立之后，这便是第三册《中国风雅颂》的目标。作者的考察结论是，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潜流始终存在，比如王朝中国与天下，文化中国属于后者，相对礼乐与权力，文化中国属于前者。不仅如此，每到中华面临危难之际，文化中国就会挺身而出，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过，从文化江山的立场出发，会发现不同的学派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比如墨家对于文化中国的坚守强过儒家，儒家在总体上更像是弥合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综合派。“在先秦诸子的国家学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三派是儒家、法家和墨家。三家之中，法家是坚定的王朝中国派，墨家坚守着文化中国的理想，而儒家则在两者之间搞平衡，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这叫作‘指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 说法家是坚定的王朝中国派，这不会引发歧义，但把墨家看作是文化中国的代表学派，恐怕不会获得齐声赞同。比如道家，他们是更远离王朝中国的一派，在批判王朝中国的时候，道教应该是最坚定的。对此，作者有自己思考。一方面，墨家是民间力量的代表。对于王朝中国的批判，除了批判的武器，也存在武器的批判，而墨家思想武装了基层社会，狭义精神，深藏在民间，他们就是武器批判的基本力量。一旦王朝中国自废武功，民间力量就会崛起，与文化中国结盟，奋力拯救中国。另一方面，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在理论上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人，所以《史记》才会把他们写入一传，就是因为发现了二者的一致性。 第四卷《中国的轴心期》，全面讨论先秦诸子思想，作为轴心期的中国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锋芒所在皆有，涉及的问题也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这些思想结晶，不仅能够为王朝中国提供资源，也能为文化中国提供滋养。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几千年里程中，诸子思想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渊薮，供应中国文化，源源不断。 三 “文化的江山”的作者，在梳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坚实的“文化中国”红线，于是很自然地成为中国文化自信派，不仅批评“王朝中国”的观点，也自然远离了中国文化自卑派。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于王朝中国观点的批判，不是借助外来理论，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内部找到了“批判武器”的源头活水，即中国文化。“有人说，传统文化是政治文化，正如中国是王朝的属性，不能脱离王朝而存在，文化成了政治的属性，也不能离开政治而存在。这是站在王朝中国的立场来看文化中国，看到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结合的那一面。可一旦王朝政治式微，天下安危就要靠文化中国来担当了。当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国家统一提供范式；当改朝换代时，文化中国以民本为基地，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据；当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国时，文化中国依然屹立，或以夏变夷，或革命攘夷。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我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至今未诉衰。”以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如同动员自身抗体，这当然是根本之道。 于是，与文化中国相对应的王朝中国就成了重要的对话者。对于王朝中国的观点，相信中国读者都不陌生。从狭义的视角看，政治与文化都是大文化观的一部分，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义务，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历代政治制度、帝王将相和政治活动，都是王朝政治的主要内容。政治与文化既然属于不同的领域，自然会存在分界，只要有分界，就难免不会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我们的史学比较强调政治发挥的作用，按照文化中国的观点，这种强调政治作用的观点已经夸大了政治的力量，对于历史认识，夸大就会失真。了解作者的学术经历，我们的理解会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历史的认识上，强调政治的作用，是史学界的普遍情况，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大约非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莫属。刘先生提出“王权主义”概念，用来表达政治权力的扩张和垄断性。“文化的江山”的两位作者，都是刘泽华先生的研究生，李冬君还跟刘先生读完博士，并留校任教，所以他们十分熟悉刘先生的学术观点。刘先生设立“王权主义”概念，是为了更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历史，而王权主义现象正是刘先生力主批判和否定的一种政治传统。 “文化的江山”作者认为，在认识中国政治传统问题上，王权主义是一把手术刀，深刻而准确。但是，超出政治范围之后，王权主义的锋芒便遭遇困难。曾见到《东方历史评论》上刊登作者的一篇文章《寻找“文化中国”的起点和入口》，作者清楚地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历程。有关王朝中国问题，对话几乎就是王权主义。“王权主义能不能囊括中国政治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全部？如果全部囊括了，那么对传统的批判本身，以及对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追求，来自哪里？反传统的动力又是从哪儿来的？”从问题的提出，能看到作者的思考，也能看到学术的代际传统与发展。学术的基本规律是继承与发展，没有继承的发展是另起炉灶，没有发展的继承只能是照本宣科。刘泽华先生强调“王权主义”理论，在刘刚、李冬君2009年出版《文化的江山》时曾参加过相关的宣介活动，对于学生的新建树，表现出导师的支持与自豪。刘先生一贯鼓励学生提出有别于自己的新观点，认为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道。如今，刘刚、李冬君的建树再次升级，刘先生若能得知，相信一定会满心喜悦。 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在中国历史的几千年历程中，到底怎样补充，怎样抵触，怎样共同推动了历史前行，许多问题依然有待于深入研究。“文化的江山”丛书，随后还有八部著作在排队出版，相信会有持续的论证。现在，有两个基本的学术理路摆在这里，政治的叫王朝中国（或王权主义），文化的叫文化中国，到底谁更适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前路已经开辟，且待来人抉择。 四 “文化的江山”丛书的作者刘刚、李冬君，是一对学术夫妻，以文化江山为核心，他们的研讨至今超过十年。2009年，他们出版同名的《文化的江山》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可以看作是如今著作的纲领。此后，又出版了《自由的款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是一部历史文化随笔。2015年，又出版《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集团），探索古代世界的历史走向。即使后来的两部书，核心的话题依然是“文化的江山”。现在，我们读到四卷本“文化的江山”的很多金句和精彩结论，许多都能在上面三部书中找到最初的原型。学术的发展，在积累中探索进步，学术界如此，学者个体也无不如此。 不仅是学术思想，即写作风格，“文化的江山”也保持了统一性。这不是标准的学术论文或专著，更恰当地说应该是学术散文，一些比喻和想象，如同诗一样具有扩散特性。很多章节都围绕着同一主题进行，有的章节也会涉及多个问题。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这样的文风一定会让很多读者击节欣赏，也会让一些读者很不习惯。沟通古今，中西横议，要想很好地跟上作者的节奏与话题，读者的知识储备需要稍加丰富。 “文化的江山”是学术的纵横议论，并不关注具体历史知识的普及。但考虑到读者的不同需要，每一章的后面，都会有一节设计感极强的文字，补充基本知识，配满相应图片，美轮美奂。这是图文并茂的古老传统，因为今天的图版能够做到缤纷别致，自然超出传统插图太多。当然，如果为了保证思考的节奏，也可以直接进入下一章。 更应该关注的是作者的观点是怎样形成的。作者十分强调文化个体性，这部作品体现了怎样的文化个体性呢？不管是学术经验还是其他经验，时代的总结与个体的总结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学术建设，个体的体验与发现是十分关键的。在历史研究中，怎样展现个体性？除了在学术观点、方法等对前人的继承发展，个性的文化体验是不可忽略的。十多年以前，作者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唐朝重要，还是唐诗重要？”作为唐史研究者，这个问题让我陷入沉思。唐诗产生于唐朝，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重要，没有唐朝就不该有唐诗。但更严重的事实是，唐朝已经湮灭一千多年，唐诗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电视节目诗词大会，竟然能举国若狂。作为一种文化结晶，唐诗一直在滋润中国人的生活，一直为中国人提供文化享受。如此说来，当然是唐诗更重要。原来，这就是“文化江山”的逻辑起点，所有的王朝都会走向湮灭，只有文化会生生不息。一个时代，只有创造出不朽的文化产品，才会变得不朽，否则除了变成时间符号，再无意义。 唐朝与唐诗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学术论证，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体验。个性的文化体验，上升为学术观点，只要获得史料的支持和逻辑的合理论证。在最终的学术产品中，最初的体验在论证过程中完全可以略去，然而，作为学术发现原点，个性体验显然是需要肯定的。所以，从“文化的江山”丛书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作者的观点，也要看到作者独特学术思路的来龙去脉，尤其要承认文化个体性体验的积极意义。 （作者：孟宪实，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