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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回顾了晚清、民国以来中医针刺消毒观念与技术的产生及其被广泛接受的曲折历史。大多数针灸医生逐渐接受了细菌致病观念与针刺消毒规范。在此过程中，具有业界领袖地位的部分医家居功甚伟；教育是推动消毒观念的主要力量，与政府法规的助力相辅相成；其间尚有商业利益的参与。然而，对针刺消毒的抵制力量亦一直存在，固守“古法”的保守心态、民间从业者的顽固与愚昧都交织于其中。在某些特定时期，“消毒”被视为区别与远离劳动者的意识形态而受到批评。针刺消毒及以其为代表的中医学技术革新不仅仅关乎技术本身，医家观念、意识形态、商业操作亦裹挟其中。 关 键 词：中医/针刺消毒/学术史/近代/社会反应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树剑，1973年生，山东章丘人，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针灸理论与学术史。 消毒是针灸临床的必要规程，这在当下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近百年来，针灸消毒的观念从兴起到被广泛接受却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其中，医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变化与对自身技术的求精是其主因，而取信于病家的心理、与西医之间微妙的争竞状态、政府法规的干预、商业利益的驱动也都裹涉其中。代表西方科学手段的针刺消毒技术受到传统针灸医者的抵触，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消毒被视为是“洋气”的象征而成为医患之间身份对立的表征而受到批评。针刺消毒，在近代医疗史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话题。 对于针刺消毒技术史的考量，目前几乎是空白，仅仅在杨洁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医引入对民国时期针灸治疗学的影响》[1]中有较少篇幅的讨论。如果扩展到一般卫生领域，讨论中医接受细菌观念的历史，则有何玲[2]、皮国立[3]、杨念群[4]，以及余新忠[5]等学者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大概因为针刺消毒是一个“日用而不知”的概念，对于医者而言，亦属末技，所以学者的兴趣不著。本文不揣浅陋，拟对这一细小技术的来历与遭遇作一考查，并探求这一过程中社会各方力量的作用与态度。 1 古代针具的“清洁”意识 古代的针灸医生没有针刺消毒的概念，医者对针具的要求仅仅是清洁。清洁针具的目的更多的不是出于卫生，而是为了便于针刺操作以求取得更好的疗效，其基本要求是“针耀而匀”。语出《素问·宝命全形论》：“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针耀而匀”并不能够防止针刺感染事故的发生，所以《内经》中对针刺感染有所记录，不过因为不知其原因，列为针刺禁忌。如《素问·刺禁论》云：“刺气街中脉，血不出，为肿鼠仆”，“刺乳上，中乳房，为肿根蚀”，“刺手鱼腹内陷为肿”，“刺腨肠内陷，为肿”。以上针刺事故都与感染有关，但古人列为刺禁。元代骨伤科著作《世医得效方》甚至有专门治疗针刺感染的处方：“内托黄芪圆，治针灸伤经络，脓血不止：黄芪八两、当归三两……”[6]作者并不认为“脓血不止”是感染所致，而认为是“伤经络”。 古人针刺还有以口温针的习惯，在《素问》遗篇《刺法论》的注文中有多次提到“先以口衔针令温”“用圆利针，令口中温暖而刺之”等。《刺法论》是具有浓重道家色彩的一篇文献，口令针温或许与道家修炼养气的观念有涉。元代著名的针法名篇《标幽赋》亦记录了这一方法，“口藏比火，进阳补羸”，从用词看亦保留了一定的道家色彩。杨继洲注《标幽赋》云：“口藏，以针含于口也。气之温，如火之温也。羸，瘦也。凡下针之时，必口内温针暖，使荣卫相接，进己之阳气，补彼之瘦弱，故言针应火也。”([7]，819页)将其解释为口温令针暖，以使荣卫相接。又说：“口温者：凡下针，入口中必须温热，方可与刺，使血气调和，冷热不相争斗也。”([7]，861页)《针灸聚英》称此为暖针法：“暖针：口体温针，欲针入经穴，气得温而易行也。今或投针于热汤中，亦此意耳。口温与体温微有不同，口温者针头虽热而柄尚寒，不若着身温之，则针通身皆热矣。”[8]《普济方·针灸》云：“凡下针，先须口内温针令暖，不唯滑利而少痛，亦借已和气与患者荣卫无寒暖之争，便得相从。若不先温针暖，与血气相逆，寒温交争，而成疮者多矣。”[9]从以上描述看，针家以口温针的目的不是消毒，主要是令针暖，从而与气血相和，可利于行气。《针灸聚英》所谓“今或投针于热汤中”或许有一定的消毒作用，但其初衷是令“气得温而易行”。 另外，金元时期开始有“煮针法”：用乌头、硫黄、巴豆、麻黄、木鳖子、乌梅等药同针具一起放入瓷石器内先煎一日，洗濯针具后再用乳香、没药等药水煎，最后将针具涂上松子油贮以备用。有学者认为“煮针法”是现代煮沸消毒的雏形，是世界上最早的针具消毒法[10]。这一说法并不可靠，煮针固然可以起到消毒作用，但其主旨是炼制金属以去铁毒，而非灭菌。《针灸聚英》谓：“煮针非《素问》意，今依法煮之，以解铁毒，此有益无害也。”[8] 总之，古人对针具有一定的清洁观念，令针耀而匀；大概自唐始①，针家开始了以口温针的方法，其意在令针温暖便于针刺行气，考虑疗效的成分多一些；至于制针时用药物煮针，目的是炼制金属，亦不是消毒。 2 民国时期针刺消毒的遭遇 2.1 细菌学说的传入 真正的针刺消毒是在细菌观念进入中国之后才开始的。19世纪下半叶，细菌学说传入中国。从报章杂志看，进入20世纪，关于细菌致病的讨论日渐增多。1908-1909年，晚清医学期刊《医药学报》连续刊载了细菌学说的文章，如《细菌培养法》《素因与毒力：临床的细菌学之研究》②。1910年大众传媒《申报》有丁福保译述的《新撰病理学讲义》的软文广告：“论人类所以得病之原因，论病与病状所以相关之理由，论病原所以杀人之缘故，内科外科无不具备，间及解剖病尸，以明某脏某腑所以受病之实据。此外寄生虫及细菌之形态、性质亦详载靡遗。理论精博，文词浅显，吾国《素》《灵》以来诸医籍，罕有其比，真医界中从来未见之奇书也。”[11]丁氏还于1913年至1914年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科普文章《口腔及齿牙卫生》《寝具与卫生之关系》《尘埃之危险》《头部清洁与洒扫》《人体上无用有害之关节》《话说传染病》等。 余新忠认为“细菌学说传入以后，很快得到各阶层的认同”[5]，但在当时的中医界，部分保守人士却对细菌学说不以为然，或者将细菌与中医传统的六气学说相比附。赖良蒲《气化与细菌》云：“即如病变千般，亦无非由于六气之所感触而产生”，“夫人体之中，有是疾即有是菌，固矣，而岂知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乎？物必先腐，而后虫入，体必先腐，而后菌生乎？”“国医处方，不事杀菌，终能愈疾，而知时贤吴汉仙氏气化生菌、气化杀菌，不及六淫为细菌之源之论为不诬也矣。”[12]董修直《论西医细菌说是舍本求末》谓：“是以中医学说中，不言菌虫，只言气化，是根本实学，胜过细菌学甚多了。”[13]亦有骑墙的调和言论，如郜定扬《细菌与六气之我见》则表示：“试观吴又可所论戾气与杂气之中，屡谓时疫能传染于人，又谓疾病偏于一方，沿门阖户，众人相同，此非细菌学说而何……乃今西医不察，否认中医之六气，实为执偏过失矣。”同时又说：“西医固不能否认六气，但细菌学说，岂容中医反对哉？若必固执偏见，口不承认细菌，此为识见浅陋，井蛙不足以语海，中医之过也。”[14] 2.2 针灸医者的努力与阻力 针刺消毒正是在这一舆论环境下形成的。相对而言，针灸医生对待六气与细菌的区分似乎缺乏关心，更多的是关注自己手下之针，毕竟这是与自己的健康与职业生涯攸关的问题。于一部分思想较为活跃的针灸医生而言，细菌学说带来的全新理念，迅速改变了其固有的行针习惯。 经由报刊杂志对细菌学说的引介，针灸医生初步有了针刺致感染的认识。1934年的《针灸杂志》上有一则编读问答解释了禁针禁灸之原理：“云前人有针则不灸，有灸则不针之说，此系前人之技术不精，所制之针粗且劣，灸又固执，必须有灸疮乃已。灸而再针，势必使皮外败坏组织及污物带入内部，而发生红肿溃烂之危；或针而再灸，因针粗劣，留有针孔，灸之恐有污物染入，亦足发生危险。此乃禁针禁灸之原理也。”[15]这里的解释已经涉及了对皮肤感染的认识。 皮肤感染等观念被针灸医生接受的过程亦非是一蹴而就的，观念的改变需要实践中的反馈方能成为自觉，从广西针灸名医罗兆琚经历中可见一斑： 琚往昔曾从学于旧针灸师，复参加锡社。自从事治疗以来，俱系依照老法，以口温针，实不知消毒之谓何。其后治一花柳症，因其遍体溃烂，不敢再用口温针，只取粗纸，将针拭热而后用之。如此者数日，方忆及西医每治一症，必尽量消毒而后施术，盖恐被菌毒之传染。花柳亦传染症之一，奚容轻率哉，乃向西药房购买酒精药棉，依样葫芦。盖未经试验，终未深信，如此便谓为消毒，如此便能杀灭菌毒，免致传染。心终莫释。恰适舍下买柴担夫手患疥疮，琚欲将彼为试验品，乃向彼曰：针灸术亦能治疥，曷一试针。彼亦欣然从之。为针劳宫、曲池二穴，针毕，即将此针另行收贮，不加拭搽，次日乃取此治疥之针，与一王姓者治牙痛，为针合谷、颊车二穴，其痛虽愈，乃不旬日，亦竟患疥矣(后仍与其治愈)。经此试验后，方确知针能为菌毒之媒介。从此革除旧法，不敢再用口温针矣。[16] 罗氏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于针灸医者而言，基于教育背景的限制，细菌、传染等名词的新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观念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罗氏起始放弃传统的“以口温针”，是因为患者遍体溃烂，尚未能跳出“清洁”的观念，尔后提及了一次用针传染疥疮疾病的试验，“方确知针能为菌毒之媒介”。所有的说教的知识都不如一次试验来得真切，在外部知识与自身经验的相互作用下，罗氏坚定了针具能够传染疾病的认识，说：“考我国历来之针灸专家，既不知消毒，已属医科之缺点，反将针用口温之，诚为谬误之极。但温针欲其针暖，俾刺入肌肤时，克与体气易于接合，免生其他冲突耳。殊不知病人血液中之菌毒可畏，倘被其侵入口内，实能左右本体之健康及生命，可不慎欤。”[16]由此，罗氏成为坚定的针刺消毒践行者与教育者，并编写了中国针灸学讲习所讲义《针灸消毒学讲义》。 部分医者更是将眼光从技术进步转向学科进取，更为理性而不无忧虑地认识到消毒于针灸的重要性。1948年赵尔康在《针灸秘笈纲要》中说：“自显微镜下发见病菌后，消毒之学，日渐注意……(针灸)原无消毒之方，是以为新学界不敢尝试。际此东西各国，针灸之盛行，已驾汉医而上，其进展之速，一日千里，而于消毒方面，最为注重者也。”[17] 然而，针灸医界在接受针刺消毒的态度上并非一致。像罗兆琚、赵尔康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医者，固然是迅速转变旧观念并著书推动针灸消毒的普及，亦有保守派医者“坚持”古法。如李长泰《针灸医案·用针各法》中云：“未刺针以前，先将针左右摆之，如针不折曲，然后将针含入口内，一可去针之毒，一可不伤人荣卫之气。观针如不光明，在鞋底上磨十余下自明，然后左手按穴，右手刺针……”[18]作为有著述出版、有一定教育基础的针灸医者，李氏尚将针在“鞋底上磨”令针“光明”，更遑论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针医”。一些医者对针刺消毒之法不仅不重视，而且讥笑抵制。如焦勉斋曾有记载： ……上课讲针灸消毒法之研究，斯际有数针医在旁，精神皆不重视，及露不满状态，课后彼数医向余曰：针灸古法也，具有特效之技能，医籍所载，惟补泻法而已，何必多此消毒之一举，勿乃达拈古法乎？[19] 1951年3月，一向秉持科学针灸的近现代著名针灸学家朱琏在北京针灸研究委员会筹委会上也回忆自己的经历，批评了乡间老先生的针刺方法：“1948年我在家乡知道有人请针灸大夫，我要去参观。大夫不知我是何许人，病人是歇斯底里，老先生把针由袋里掏出来，就隔病人很脏的衣服扎了五针，大约是中脘，幽门，间使，足三里，三阴交，这也是不合理的。”[20] 中医在民国期间的境况多艰，几度面临被取缔的命运，个中原因复杂，但是类似隔衣针刺的所谓“古法”往往也是被西医讥讽的口实。1937年曾有一位中医用隔衣针的“古法”为女病人隔衣注射，遭到了上海卫生局的取缔。[21]此事被一位叫黄书泽的作者撰文极尽嘲讽，并殃及中医本身：“不幸在上海就发生笑话，中医用洋药，隔衣注射，因此遭受了卫生局的取缔。我想这居心未尝不属‘善良’，对于妇女，隔衣注射，既不伤风化，又用的是西法，正是所谓不‘整个儿学人家的’。像这个聪明人，如果不在上海，有贤明的卫生局在，也许大走亨运。不过离开像上海般的大都市，恐怕也不会有这种新奇现象。医学不到民间，尽是取缔，也实无根除之日。”[22]所以，近代中医既要在科学化的语境中争取空间，以免遭受废除之命运，又要对那些墨守“古法”的执业者进行教育甚至斗争。在此过程中，针灸医者提倡消毒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需要，也具有身份蜕变，赢取西医同道与社会民众尊重的意义。 2.3 消毒进入针灸教学 医者的自觉是针刺消毒技术得到重视与应用的内在趋动力，而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繁荣则为其迅速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林立，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针灸教育家，如承淡安、罗兆琚、曾天治、朱琏、杨医亚等。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近代医学，并将解剖学、消毒学等近代医学知识与技术引入了针灸教学。 《高等针灸学讲义》是日本延命山针灸学院的教材，计有9种，分别为《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消毒学》《经穴学》《孔穴学》《针治学》《灸治学》，1931年经东方针灸术研究社译介到中国。这一套教材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影响很大，民国中期的多数针灸学校或多或少地参考了这一教学内容体系。其中《消毒学》讲义绪言中说： 消毒学为针灸术检定试验科目中最重要之学科，在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经穴学、消毒学、针治学、灸治学、病理学、诊断学八大科目中，必含有消毒学一问题或二问题，若消毒学不能达及格分数，每妨碍全科平均分数，而有不及格之虞。然消毒学对于行政官署试验时，既如是切要，而从来坊间所出之针灸书，每甚轻之，抑亦惑矣。本社有鉴于斯，爰有译述完全专门的消毒学之宏愿。([23]，绪论，1页) 该书全面介绍了消毒学之意义、目的，毒之强弱与病毒存在之注意、细菌、消毒方法，消毒种类等。书中详述了针灸术之消毒顺序：先消毒针具，用沸水或消毒液浸泡；再消毒医者的手指，用肥皂充分洗涤并用消毒液浸泡；然后用事先经过酒精或其他消毒药浸过的纸或棉花洗涤施术部位；最后还要用纸擦拭针具，再施术；施术之后，还要在患部消毒；对于施灸后的局部灸痕，嘱贴消毒创膏。([23]，39页)这一针刺消毒过程十分规范。另外，本书还附录了传染病内容，强调传染病患者“尤在针灸医术者不当从事治疗”([23]，45页)。 承淡安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参考日本经验将原来的针灸实习班改设为针灸讲习所③。据该讲习所简章，其训练班的科目有针科学、灸科学、针灸治疗学、经穴学、生理解剖学、消毒学、实习；研究班的科目有内经、病理、诊断、生理解剖、针科学、灸科学、针灸治疗学、经穴学、消毒学、实习；本科班的课程有党义、国文、体育、日文、内经、难经、(病)理、诊断、卫生、生理、解剖、消毒、医论、伤寒、金匮、经穴、点穴、针科、灸科、针灸治疗、实习等。[24]无论训练班、研究班，还是本科班，消毒学都是必修内容。讲习所的《针灸消毒学讲义》由罗兆琚编写。罗氏说：“消毒学者，乃针灸术中之重要科目也。学者对于此科应细心研究，充分明了。犹当于最短期间，以镇静之脑力，紧张之态度，而记忆之，必至穷神达化而后已也……吾曹操针灸之术，均须有消毒学之素养。”[25]而且，从讲习所第一届速成班学员的毕业试卷看，消毒学的题目涉及很广，有：如何防止细菌之发育机能；如何应用酒精消毒；细菌的分类与性状；细菌的生活条件等。[26] 1936年曾天治编《针灸医学》第一集，其中列了其主持的针灸医学研究所招日夜班男女生简章：“本所依据日本著名针灸医学院课程分九科：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经穴学、针治学、灸治学、消毒学、诊断学、治疗学。”[27] 1934年北平国医学院针灸教材《针灸学编》有“消针毒”一节，云： 铁含毒垢，其因不一，有受空气感化而成者，有受病邪传染而成者。受空气感化而成者，如铁久生锈，其毒较轻；受病邪传染而成者，其毒甚重，亦甚多，如牛痘点浆，着体即发，疥疮有汁，染之成病。其他如黄水疮、杨梅疮及一切腐化含毒之病，无论是气化，是血化，皆为至易传染之毒。故针一入内，针上多含毒垢，用时稍为失检，其害不一：以彼人之毒邪，传送此人身上，一害也；针有毒垢，则针滞碍于出入搓转，二害也；针上原有毒垢，进穴后，又受病邪腐化，致针损折，三害也。故用针者，无论未针前，起针后，审系针果不净，将针插入硼酸水瓶内，略为摇转，使针毒消化水内，取出擦明，则无毒垢矣。[28] 该讲义强调了“毒垢”的危害并介绍了针身消毒方法，其理论并不高明，对“针毒”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垢”上。不过，毕竟接受了新式的消毒方法。 1948年冬，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曾经在河北平山县办过一所实验性质的学校——华北卫生学校，由朱琏任校长，分四个短期训练班，医生班、妇婴卫生班、助产班及针灸班，各个班都有针灸课。针灸班除了针灸之外，还教生理卫生、细菌、解剖、病理、诊断等课。针灸课在当时深受欢迎，“原为中医的同学，听到群众说：‘新针灸，讲干净，不觉痛，又见效’，表现特别欢迎。”[29]这也是朱琏“新针灸学”实践的开端。 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教育的兴起本来就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教育形式的改变与教育内容的改变相辅相成，相对于传统的家传师授式的教学方式，学校教育相对规范，其教学内容必然是最大限度地与社会主流思想相适应。在民国时期“科学化”的话语背景下，代表科学的“消毒”在针灸教育中是必然会被引入的。而且，针灸学校的创办者一般都是思想活跃的新派人物，部分还是西医教育出身，如毕业于苏州志华产科学院的朱琏，在制定教育内容时，自然会引入西医知识，如生理学、解剖学、消毒学等。之前的师承学习与新式教育在对针灸医生的培养上是无法相比的，大量毕业于针灸学校的学生进入针灸医疗领域，针灸“古法”必然日渐萎缩了。 2.4 法规的力量 在针刺消毒理念的传播与社会认同的过程中，教育固然是核心途径，政府法规的约束则是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政策法规也是推动教育机构设置相关科目的指挥棒。1933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中医条例》，明令“中医如诊断传染病人，或检验传染病人之死体时，应指示消毒方法，并应向该管当地官署，或自治机关，据实报告”[30]，这一强制性的要求更加推动了中医学校将传染病与消毒学相关内容纳入必修课程。早在1924年5月15日，胶澳商埠警察厅即发布布告《胶澳商埠警察厅按摩术针灸术营业取缔规则》，要求“针灸术营业者施术时，其使用之针，施术之部分及手指等均须严行消毒”，同时将“消毒法大意”作为按摩术与针灸术营业者取得合法执照的必考内容。[31]1930年前后，天津、青岛、昆明、北平等地分别出台了卫生部门管理针灸术的执业规则，均要求针灸施术时所用之针及施术之部分并术者之手指等均须严行消毒，并将“消毒法大意”作为执业考核内容。昆明市还对针具消毒方法作了明确规定，“所用器械应于治疗前以酒精或石炭酸水依法消毒，疗后亦同”。④广州市卫生局“为保全市民生命起见”，在1933年举办了一次针对针灸执业人员的考试，考试通过始许营业。考试科目为：人体之构造及主要器官之机能，并肌肉与神经脉管之前系；身体各部之刺针法或灸点法并经穴及禁穴；消毒法大意；针术灸术之实施。[32] 民国时期的卫生行政官员多数是西医出身，当然会制定相对科学规范的规则来要求针灸执业者，这是民国时期整个中医科学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从民国就开始的针灸执业法规的制订，对于针刺消毒的规范化推行厥有功焉。 2.5 广告中的信息 罗兆琚在《针灸消费法说》中提出了针灸消毒药品的8则要求：杀菌力之正确强大者；吸收作用力之少者；刺激中毒作用力之少者；不损伤消毒器物者；恶臭及刺激臭之少者；使用之法简便者；万一误作饮用之际，则中毒之作用少者；价廉而品物良佳者。他认为“最适用，最经济之药品，其惟酒精一物而已”。然而该文之后的编者按语谓：“杨克容君所制之消毒丸甚佳，每颗保用三年，较之酒精所费尤廉，谓予不信，试之可也”。[16]这则按语显是一则软文广告。 该产品名为“针宝消毒丸”，由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福清分社的杨克容制作，系杨氏与承淡安一起东游日本时，从日本长崎宇和川针灸学院处学得制法。第一次广告刊载在1935年2月出版的《针灸杂志》第2卷第3期上： 时深蒙院长之赞许，赐予新发明之擦针消毒丸一方，针经擦过，不特光滑锐利，且能杀菌消毒，除一切浊垢，得免传染菌毒等弊，法至善也。经敝人函告承师，得其手谕，谓此为针家之要物，宜制而发行之，使吾同人各备其一。临症应用可以防患于未然；且昭慎重，以坚信于病家；而西医之讥吾不知清洁，不谙消毒诸说，不能相难矣云云……定名曰消毒丸，每颗约重一两，能用三年，药物保不透泄。兹因成本制造费用，每颗定价三元，寄费加一。如以邮票代洋，九折计算，以一分五分为限。[33] 之后该杂志上连续刊登该启示，曾经有一段时间廉价发售，由3元1颗降为2元。消毒丸是否能够真的起到消毒作用现已不可考了，但是广告中透露出的信息却远远超出了消毒本身：“临症应用可以防患于未然”是消毒之本意，但是“且昭慎重，以坚信于病家”，“西医之讥吾不知清洁，不谙消毒诸说，不能相难矣”，却是技术之外的心理。 另外，民国中医杂志中多见擦针砂、擦针纸的广告以及针具广告，毫针广告往往打出“制造精细、便于消毒”等广告语，无不提示着针具清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