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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仍未结束的争论 3.1 针灸消毒教育在中医进修班中的继续 民国时期虽然在各界力量的推动下，针刺消毒的观念与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但是由于中医从业者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传统观念的惯性，其普及程度仍有待提高。20世纪50年代，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医进修，组织各地开办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针灸消毒仍然是中医进修的重要内容。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1年12月27日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对针灸研究专科班的课程要求“以新针灸学为讲授中心，并讲授简要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细菌、消毒法)”。[34]新针灸学体系的创建者朱琏也说： 我知道北京有些人不知消毒隔衣扎针，所以我提出来，请大家注意，我在西医界开会的时候，也是开诚布公的说。中国的学术，因为以讹传讹，把学术价值失掉，在从前开始时也不是隔衣扎针。我这样谈，不是批评讥笑中医。是在提倡中医，因为我在研究它。使它发扬光大，因为我在农村见到扎针的大夫，把人扎化了脓，说是毒出来了，没化脓说是毒散了，这样是不对的。[20]应该说，进修的效果还是满意的。在北京中医学会针灸委员会针灸研究班第3班的毕业典礼上，针灸委员会教务组长马继兴在报告中表示，通过这次学习后，绝大多数的学员都基本上掌握并应用了正确的针灸消毒方法。[35] 在中医进修运动中，多数中医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医学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教育与执业的业态发生了根本改变，原先与学校教育并行的民间自由传承的师承教育，以及自主开业的执业模式渐渐萎缩，代之的是较为系统的院校教育，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政府主导医师从业。如此，针刺消毒的问题渐渐成为一个不需要更多讨论的基本规范与技术。 3.2 政治不正确的无菌规范 当消毒代表的卫生观念正在深入人心的时候，却有了一段插曲，那就是赤脚医生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农村医疗卫生运动轰轰烈烈地上演。赤脚医生往往半农半医，农民装束，与农民打成一片，个人卫生状况亦不甚讲究，这样的形象与城市里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生形象形成了反差。杨念群先生曾经讨论过毛泽东的“口罩论”。毛泽东对戴口罩的医生十分反感，说：“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杨念群认为毛泽东的“口罩论”可以看作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对城里“白大褂”医生反感情结的一种延续。([4]，394页) 1972年，河北省滦南县柳赞二村渔业大队的医疗服务小组买了一个煮锅用以消毒，结果居然遭到了渔民与党支部书记的讥讽与批评，“买的这煮锅，只是个现象，你们身上那股子‘洋气’，才是问题的本质”。[36]买来消毒锅，被解读为铺张浪费，变成了令渔民反感的“洋气”，而这股子“洋气”无疑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从另一篇文章也可见一斑。1965年7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 我们和这些农村卫生人员已经交上了朋友，在她们身上学到了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就拿接生员宋义侠来说，她是一个老贫农的女儿，只读过两个月的书，受了十九天的训练。在我们看来，她的操作不“正规”，无菌观念不强，技术并不高明。但是，她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周围村子，一提起宋义侠，没有不知道和不夸奖她的。[37]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过分强调无菌观念，意味着与贫下中农相隔阂，而穿白大褂、戴口罩这些基本的无菌工作规范成为了医者与病人之间阶级对立的表征，具有政治不正确的风险。相对于医院里的医生，半农半医、亦农亦医的赤脚医生群体普遍文化程度较低，部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甚至还有不识字的，他们经过短期的培训，就开始用手中的“一根针，一把草”去为农民治病。[38]他们的行医行为所提示的政治权利大于技术本身，消毒等技术规范应当不会被过分强调，所以，在当时的官方媒体的口径下，赤脚医生贵在“赤脚”，“穿鞋”的想法遭到严厉的批评。[39] 3.3 晚近的状况 民间针灸师一直没有绝迹，如今仍然有民间针灸师为人治病，“隔衣针灸”“集市施针”也不时见诸报端。2009年7月31日《新文化报》一则题为《“游医”街头施针》的消息报道：“记者看到，居民们多数都是隔着衣服接受针灸，多的遍布全身，针数超过60根。除了银针外，有的身上还贴有膏药。”⑤某些民间针灸师“隔衣针灸”不仅仅是因为不便，而是以此炫耀。民间姑且不论，正规医院的针灸科在消毒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有医生发表《针灸科要重视消毒工作》[40]《要重视针灸用具的消毒》[41]等文章。张杰、黄蕾在2008年到2009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对西安市卫生局直属的36家二、三级医院的针灸科与消毒供应中心作了调查，发现针具消毒过程中存在清洗过程缺如、包装不科学、灭菌不规范等不同形式与程度的问题。[42]钱海东等专门对张家口市45家医疗机构针灸科医师手卫生依从性、手卫生设施、手微生物感染等开展现场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90名针灸医师手卫生依从率仅为24.0%，手微生物污染较严重，总体检测样品合格率为54.4%。[43] 针刺消毒的现状不容乐观。除了针灸用具外，对皮肤的消毒也有忽视，甚至被质疑。如有人撰文称，在皮肤不消毒的情况下，以一次性毫针针刺500人次的局部及全身感染情况，观察结果感染发生率为零，所以作者认为：若证实本方法是安全可行的话，就可以“节省消毒器材和时间，实现环保经济的效果”。[44]不论其研究过程是否经得住考量，该文立场是与针灸消毒操作规范唱反调，打着“环保经济”的旗号推行“不消毒”，与民国期间部分针灸师以古人之训反对消毒，心理取向是一致的。 4 余论 针刺消毒与否，实质上是秉持传统田园生活方式的医者与现代卫生方式的一种博弈。针灸是中国古典的医疗技术，其历史悠久的另一种表达就是携带着与生俱来的民间色彩。古代针灸师没有消毒意识，针具反复使用，村头集市都可以施以治疗，所以医疗事故在所难免。但是在外部的知识进入之前，古人长久以来未必认为其中有何不妥，至多是提出针具光洁的要求，至于以口或以热水温针的操作，考虑的不是消毒，而且令“气得温而易行”。近代以来，西方医学知识传入，除了解剖学、生理学等医学基础知识之外，环境卫生、器械消毒等卫生观念及操作规范亦对传统的中国社会与医疗“稳态”发生了影响。在医学理论层面，中西医之间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论争，其余波至今未息，但是对于消毒这个问题，却是没有多少论争空间的，中医界的有识之士迅速接受并致力于消毒的学习与传播。“以口温针”“隔衣针灸”等陋习被多数针灸医者所摒弃，这既是自身知识更新的需求，也有谋求身份尊重的价值取向。相关法规的颁行更是剥夺了“古法”针灸医者的生存空间。教育是针刺消毒推行的最主要的力量，当针灸医者普遍接受了良好的医学训练后，针刺消毒似乎成为无需强调的论题。然而，在政治色彩浓重的赤脚医生运动中，技术规范让位于阶级感情与政治路线，过分强调无菌与清洁反而可能遭受批评。近年来亦有以环保经济为借口反对针刺消毒的观念。 针刺消毒，作为一项伴随着西医知识进入中国的临床操作规范，其技术并不复杂，在其被接受的过程中，政治、教育、商业、中医、西医等各个方向都有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力量渗入。其中，支持与坚定推行的力量无疑是主流的，也代表着“科学性”的正确。然而，前有民国时期的传统针灸师以“古法”，现有某些医生以临床数据，来反对或者弱化消毒的观念，却隐喻着一种对“现代性”的质疑。如果跳出单一的技术考量，对“现代性”或者“科学性”持以警惕的社会心理从始而今一直没有停止，这背后或者有更值得期待的思考。 在本文即将完成的时候，笔者的一位长期从事针灸机制实验研究的同事告诉笔者，针刺体表若是忽略消毒，可以造成局部轻微的炎症，而局部炎症对穴位有一定刺激作用，本身就是针刺临床效应的诱发因素之一。这一具有“反转”色彩的观点或许可以令针刺消毒这个技术规范再入疑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