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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ballad与folksong之间:歌谣运动的选择 即便ballad诞生时间早，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引起了较多讨论，但最终在诸多的术语中，歌谣运动确定了“歌谣”与folksong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歌谣》周刊及“歌谣运动”分别被对应译为Folksong Weekly和Folksong Movement，而ballad则逐渐成为俗文学的讨论对象。综合ballad、folksong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及歌谣运动的取向，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歌谣》周刊《发刊词》明确提出，歌谣运动所征集之歌谣以“学术的”与“文艺的”双重目的为导向，其结果是忽视歌谣的“音乐性”研究。虽然《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明确提到:“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但实际上歌谣运动中有关歌谣的音乐研究的成果十分有限。而依据歌谣运动的主力刘半农的划分来看，“歌谣与俗曲的分别，在于有没有附带乐曲:不附带乐曲的如‘张打铁，李打铁'，就叫做歌谣；附带乐曲的如‘五更调'，就叫做俗曲”。因此，附带乐曲的唱本、俗曲等，自然不在歌谣运动征集的范围之内。而ballad一词本身就可以用来指唱本、俗曲等这些带有音乐的体裁。因此，不注重歌谣的音乐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歌谣运动对唱本、俗曲的排除，更进一步即是对ballad的排除。 对音乐的排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原本含音乐性的部分folksong也被排除在外。事实上，按照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最常引用的弗兰克·基德森的定义与分类，folksong本身就是一种歌曲形式，而且在其下属的分类中还包含了叙事歌(narrative ballad)这一体裁。因此，仔细考究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在歌谣运动中所使用的folksong这一术语也不完全对等于欧洲语境中的folksong。 其次，歌谣运动中选择folksong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所蕴含的抒情性较之ballad所蕴含的叙事性更符合知识分子的追求。 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多次强调歌谣中质朴、自然、清新的感情，“歌谣与诗的共同性质:即是真情的流露，艺术的深刻；本来这类东西，建筑于真情流露艺术的深刻之上；否则，便不成东西，便没有生命，如歌谣在昔时并不经人记载传录，设无这两个条件，便不能永存于世，传之久远，以贻后人的欣赏研究；诗与歌谣，同出一源”。这种“对歌谣与情感普遍关系的重新强调和再度聚焦则是在西方浪漫派和启蒙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古代风谣传统的现代意识，堪称是对‘传统的另类发现'”。而ballad无论是从英文语义来看，还是翻译过来的中文术语来看，在一定意义上都与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差异。这一点，从其将ballad定义为叙事歌也可观其一二。汤澄波认为folksong和ballad虽然有时候共用“民歌”这一名称，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他将ballad译为“民歌”，认为“民歌是叙事的诗”，民歌与folksong的区别就在于“一为叙事，一为抒情”。也因此，ballad主叙事的性质注定其不能被歌谣运动及《歌谣》周刊所接受。 第三，从词源来看，ballad与folksong各有自己的源流，而folksong中隐含的民众基础则更被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看重。 如上所述，ballad来自拉丁文ballareo，后又经法语转借至英语中，逐渐有了后来“叙事歌”这层含义。但实际上ballad本身并不包含“民”“民众”的意思，当且仅当ballad被限定为popular ballad时，它才在事实上属于民间文学抑或通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探讨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来华西方人在其著述中不加区分的使用ballad、popular ballad及popular song的原因。而folksong从一开始即承袭了folklore中的民众基础。一般认为，folksong(也写作folk-song或folk song)出现的具体时间是1870年，“在1870年之前，这个词并没有被使用过，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被普遍使用”。同样地，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也认为，folk-song的出现晚于汤姆斯(W.J.Thomas，1803-1885)1846年创造的Folklore(民俗)这一合成词，并认为folk-song(民歌)被收录，最早应该是在1870年。对于这一时间出处，虽然两位作者都未注明具体文献，但其大致时间范围应该无误。 现代学术体系中的folksong应该是诞生在1846年汤姆斯提出folklore(民俗)之后。folklore是一个由fol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组成的合成词，在folklore成为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研究对象以后，紧接着出现了一系列以folk为前缀的词汇，如“民间信仰”(folk-faith，1850年)、“民间生活”(folk-life，1864年)及“民歌”(folksong)等。因此，folksong也应该是19世纪出现在英国的一个新术语。至于folklore中隐含的民族主义以及早期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更是毋庸赘言。较之ballad，folksong具有更深厚的民众基础，满足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追求，这一点是ballad无法企及的。 三、结语 来华西方人在以ballad为名辑译、研究中国的一些歌谣时，大致还遵循了欧洲的传统。但中国知识分子所引进的ballad，其形式和内涵却因时因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似乎在歌谣研究方面，来华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进行孤立的研究，并无过多的学术交流。但实际上，至少借由来华西方人所编纂的词典，ballad及其它歌谣术语也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外，在上文所提及的来华西方人涉及ballad的著述中，有一类是间接提到ballad的各种零散文章。这些文章数量相当多，其中ballad的用法大致也沿袭的是西方语境中ballad的内涵，相信中国学者也一定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接触过。 因此，比较来华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对ballad的不同用法和定义之间的差异，追溯ballad与中文术语互译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可以发现，ballad这一在西方具有明确内涵的术语被译介到中国后，由于中国本土体裁的复杂多样，而衍生出了不同的、甚至于模糊的所指。同时，借由歌谣运动的影响，folksong获得了指称“歌谣”的合法性，而ballad则进一步成为俗文学关注的对象。由此观之，歌谣术语的翻译绝不仅仅是一个透明的“移植”过程，其背后还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是一个超越术语本身的思想史与文化史的问题。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