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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具特色,其突出特点是“五千年”而“不断裂”。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已有不同地区形成各自的早期神权、王权模式为主的不同“文明”,但是它们之中在此后代代相传的“文明”则是始于中原龙山文化及其后继者的夏商周、秦汉至元明清王朝的“王权”与“皇权”模式国家。这从中华的“国家”“国民”与“国土”的五千年来基本一脉相承可以说明;从作为“国家文化”(或“大传统”)的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礼器、文字的“五千年”沿袭发展可以佐证;从都城的“求中”“一门三道”“大朝正殿居中”与“左祖右社”格局、都城中轴线及都城、宫城四面辟门等是“中”“中和”的核心理念“物化形式”可以再现。五千年来这些不断裂文明的物化形式由少变多,反映了“中”与“中和”理念越来越强化、深化。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思想根源是“中”“中和”理念,这是“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与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五千年文明；不断裂；考古学；“中”；“中和”；国家认同 “文明”一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如《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睿哲文明”等。上述文献之“文明”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不同,后者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术语。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或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在《城市革命》中提出:“蒙昧时代”即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文明时代”则人类已进入国家阶段。 “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易建平认为:“从词源角度看,文明即国家。”本文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是“国家”的同义语。从中国考古学来说,“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文明起源研究是个世界性课题,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有着“传播论”与“独立演化论”两种观点。20世纪前半叶至70年代中国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源头就在本土,并非由“地中海文明”发展而来的问题。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国外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六大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中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五千年”之“不断裂”,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所致。但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断裂”及其形成之文化基因的全面、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进行得很少,本文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科学探索。 一、“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起点” 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起点”,包括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一般说距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这已得到新中国70年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证实。 自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重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认识。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其后,刘鹗、王襄、孟定生、罗振玉等也收集了不少甲骨文资料,他们又据此编辑了一些甲骨著录图书。1917年王国维依据当时可以见到的甲骨资料,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著名论文,证明“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并认为“卜辞与《世本》《史记》间毫无抵牾之处”。20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甲骨出土地附近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王陵与其他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再现了330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明。这些考古发现、研究成果,进一步佐证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应该是可信的。从而可以推断,《夏本纪》的撰写是有所依据的,其历史记载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等,“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多学科与跨学科结合研究,认为它们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与商代早、中期都邑城址。 20世纪末以来,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一般认为属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该城址发现的文字、青铜齿轮器与铜铃、各种与礼器相关的遗物及“观天授时”遗址等至关重要。 21世纪以来,战国时代《清华简·保训篇》的研究揭示,虞舜“求中”于“历山”,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这里是河南龙山文化(距今4800—4000年)的后冈二期文化流行区,在这一区域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了同时期的大型聚落、城址,其中有的城址可能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邦国之都邑有关。河南龙山文化上溯即仰韶文化之庙底沟文化或庙底沟时代,韩建业认为这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首次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这也奠定、开启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国”故地——郑州地区,发现了一些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如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积17.6万平方米,周围版筑夯土城垣,城外设置护城河,城内发现大型宫殿区之中的夯土建筑基址与“柱网”遗迹。古城寨城址周围还分布有十余个龙山文化遗址,古城寨应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如在郑州牛寨遗址发现了熔铜炉壁及青铜块,登封王城岗城址灰坑出土了青铜器残片等。 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形成的“起点”在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这一认识的前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与“不断裂”的缺一不可,它不排除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大地有多处“文明”形成,如辽宁的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但是这时出现的各地文明,能够与以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而生生不息者,应该非中原龙山文化及其文明传承者的夏商周莫属。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苏秉琦提出的文明“满天星斗”及“区系类型理论”之下的文明“多元论”,并未涉及那些诸多文明是否属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其实在苏秉琦的“满天星斗”与文明形成“多元论”提出不久,严文明198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 “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上,就以《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为题发表演讲,提出著名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模式的格局说:这一“重瓣花朵”的“花心”就在中原地区,以中原为核心,其外围分列着北方燕辽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山东、西北的甘青、江浙的良渚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为“花心”之外的第一层“花瓣”;再外则为第二层“花瓣”。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承袭了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直接发展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开启王国时代的夏文化的源头,从庙底沟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夏文化,这也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起点”。 严文明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说,实际上是对苏秉琦“满天星斗”说及其依据“区系类型理论”而得出的文明“多元论”的重大发展。我认为:“‘满天星斗’是客观存在,但是这只是‘表象’,‘满天星斗’中的不同‘星斗’的‘功能’‘作用’‘权重’之于宇宙是各不相同的,科学研究需要我们探究在众多‘星斗’中谁是‘恒星’?不能都是‘半斤八两’,这是我对‘满天星斗’的看法。”其实对于人类早期历史而言,关于文化多样性及其成因,我认为“人类生活的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此就有精辟论述:“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不同“考古学文化”不等于不同“文明”(即不同“国家文化”)。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虽然曾经一度表现得异常繁荣,但是支撑这一文化理念的“神权”的“玉文化”却“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原因。 针对以史前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玉器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尺”的做法,2002年我曾指出:“近年来在‘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对有的考古学文化中的祭祀(祭‘神’)活动遗迹、遗物非常重视,并且将其作为‘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识物。古代各种‘祭祀’遗存,可以作为国家统治者统治其百姓的精神工具的反映;也可以是史前时代人们面临当时条件下,无法抗御的自然环境,祈求生存平安、发展的精神寄托。前者可视为早期国家的较普遍现象,后者则不然,因为史前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祭祀活动的发达程度并不是都成正比例的,甚至历史学、民族学资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各类通神玉器的空前发达,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这不能认为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反映,而有可能是社会历史发展扭曲的表现。” 近年来李伯谦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古国”的两种演进模式:即“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而“广布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后继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因遵循突出王权的发展道路,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华大地上绵延不绝的核心文化,而避免了像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因突出神权、崇尚祭祀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而过早夭折。” 赵辉指出:“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原社会迫于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对待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开放态度,以及位于天下之中的天然地理优势,使得这里成为一个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熔炉,从而培育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外交的向心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