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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从“中和”到“国家认同”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主要成因是五千年来华夏族群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认同形成了中华“核心文化基因”。“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中国是从‘中’来的,建国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国家也叫‘中’,这时中国的国家是指天下,要东西南北中,因此皇宫要建在都城正中间,皇宫里象征国家的大朝正殿要建在宫里的正中间。”这一都城规制原则从夏商周至唐宋元明清王朝历代都城延续不变,在其几千年的不断发展中越来越强化。 与“中”对应的是“和”,“择中建都”对国家东西南北而言就是“和”;“和”在都城的体现是都城四面辟门代表国家“四方”与国家缩影都城之“和”;宫城四面辟门代表国家东西南北与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之“和”。 “中”与“和”是辩证统一关系。从文化上来说“多元一体”的“一体”为“中”,“多元”是“和”,“一体”是核心。就政治文化而言,“一体”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文化认同”。 “中和”之“中”的政治上“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又一核心文化基因,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从百姓的“家和万事兴”到国家的民族“和亲政策”,不同“汉传宗教建筑”及“儒道释三教合一”所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和为贵”,以及中国历史优秀文化传统的“有容乃大”之“中和”理念所铸造的“多元一体”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中”是“国家认同”思想基础,“国家认同”是对国家公民、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基本要求,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实中都是一样的。作为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古国,在“国家认同”方面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表现尤为突出。“国家认同”高于其他任何“认同”,这一认同实质上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中”是“国家文化基因”,关于“中”的理念之出现,似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中已经萌发,其中在河南濮阳考古发现6400年前的濮阳45号墓的蚌塑“北斗”,其北斗勺柄即以人的胫骨象征测影之髀表即“槷表”,“‘中’的本义乃取槷表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因此冯时认为濮阳西水坡45号墓考古发现的“周髀”(槷表),说明那时濮阳西水坡先圣认为那里就是“天地之中。”这一“居中”观念的形成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中原仰韶文化居于“东西南北”史前文化之“中心”的分布格局是一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出现的“执中”观念为其后的中原龙山文化(“五帝时代”)及“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与明清王朝所继承、发展,它们与“国家”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中华五千年国家历史发展中一直延续,成为中华文明的“国家文化基因”,其物化载体表现形式如国家“择中建都”、都城“择中建宫”、宫城“择中建庙(宫庙)”;都城、宫城“辟四门”;都城城门与宫城正门均为 “一门三道”等。上述所有“形而下”的“物化载体”,它们折射出的是“形而上”的中国人的“中”“中和”核心理念与“家国一体”及“国家至上”思想。 在以上所述“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不断裂”的发展是“不变”的,“不变”的是其核心理念“中”与“中和”;至于其形式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国家认同”的强化。比如,作为“中”从王国时代都城的宫城之“宫庙”(宫殿与宗庙)居宫城之中的“二元政治”(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之“中”,到帝国时代都城之宫城大朝正殿居中的“一元政治为主”(地缘政治),再到帝国时代都城“左祖右社”与“中轴线”的全面形成,可以看到就是“不断裂文明”的“中”之理念(即“国家意识”)随着历史发展而越来越强化。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揭示的都城城门从王国时代的“一门一道”到帝国时代的“一门三道”,再到中古时代的“一门五道”,无疑是“中”的理念越来越“强化”的反映。至于“断裂的文明”就是随着历史发展被淘汰的“变异基因”,这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大一统”之“国家认同”的历史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传承中的发展脉络与历史逻辑。 作者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郑州大学特聘教授(郑州450001)。 （注释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