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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物证” 就中华文化来说,“文明社会”形成的物化载体集中体现在与“国家文化”密切相关的都城、陵墓、文字、礼器之上,它们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最重要“物化载体”。 (一)古代都城规制理念一脉相承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城市(都城)的出现意味着国家的出现与原始社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王国维认为“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 自中华文明形成以来,具有同一规制理念的都城(都邑)延续不断,并使这一规制理念不断发展。从新中国70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夏商周三代都城,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与辽金元明清都城,其选址、布局形制等规划理念一脉相承,并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指示物”与中华文明核心政治理念“中和”的“物化载体”。这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凸显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特点。 1.古代都城选址的“择中”理念 古代都城“选址”的“求中”、“择中”理念之五千年来的“不断裂”,从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记载得到佐证。 (1)陶寺城址的“择中”考古发现 陶寺城址位于山西襄汾。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内容最全”的都邑城址。而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之“平阳”就在“陶寺城址”的所在地襄汾。因此考古发掘者与历史学家认为陶寺城址应为“尧都”。其中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初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两座墓葬出土了与“测中”有关的“槷表”等遗物,它们可能折射了陶寺城址当年选址的“求中”理念。 (2)虞舜“求中”于“历山” 战国时代的《清华简·保训篇》记载:虞舜“求中”于“鬲茅”,“鬲茅”即古文献之“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与山东菏泽一带。近年来,这一区域发现大量与虞舜同时期的聚落遗址和一些重要城址。这与《保训》记载的舜“求中”可以对应。 (3)上甲微“求中”于“嵩山” 《清华简·保训篇》记载: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求中”于嵩山。目前考古发现的夏代都邑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及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遗址所在地均在“大嵩山”地区。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其都城选址明确提出要在国家的中心。《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之铭文:“宅兹中或”之“中”即“天地之中”的“中”,“或”即“国”,《周礼·考工记》记载“国中九经九纬”之“国”即“都城”。《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因此可以说,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两方面来看,中华文明形成伊始的国家都城就规划在国家空间的“中央”。《吕氏春秋·慎势》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荀子·大略》亦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随着国家空间范围扩大,以嵩山为中心的“大中原”范围扩及鲁西南、关中东部、晋南及河南大部,三代以降的都城,在中古时代以前的各“大一统”王朝都城基本在长安与开封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夏商周、秦汉、魏晋、唐宋王朝都城均“择中建都”于这一“广义”之“天地之中”。进入中古时代以后的辽金元明清王朝,由于国家经济中心的“东移”,政治上北方族群的崛起,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国家都城由中古之前选址的长安——开封的东西南北之“中”,发展为辽金元明清都城的居国家南北之“中”,考虑女真、蒙古等北方族群多起家于大兴安岭、蒙古高原一带,于是始都北京的海陵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这正是反映了海陵王的“正统”之“择中建都”原则。都城“择中”从“中原”转移至“燕京”(今北京),海陵王从“择中建都”理念、实践上营建的金“中都”,开启了中国中古时代后期,元明清王朝定都北京的先河。 2.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 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可以上溯至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陶寺城址,其都城由宫城与外郭城组成,这种“双城制”都城延续至魏晋洛阳城。南北朝时期发展为宫城、皇城与外郭城的“三城制”都城,此后这一都城形制一直沿袭到明清北京城。 中国古代都城之宫城平面多为正方形或近方形,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魏安邑城、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隋唐两京、宋东京城之宫城等。也有的宫城平面为长方形,如魏晋与北魏洛阳城、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之宫城等,但其皇城一般多为方形。有的都城的平面也是方形或近方形,如洹北商城、东周鲁国故城(鲁国曲阜城)、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宋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等。都城由于面积大,其地形相应比较复杂,有的都城只能是将都城平面规制成近似方形。就世界古代城市而言,古代城市的方形或近方形平面是中国古代城市形制的重要特色之一,它是基于“天圆地方”哲学观与“中”相对“四方”均等的政治理念。 古代都城之中的主体建筑是宫城、宫殿、宗庙、官署等,宫城是都城的“政治中枢”,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王国时代宫城以大朝正殿与宗庙为核心,帝国时代宫城以大朝正殿为核心,大朝正殿成为都城“中轴线”的“基点”。以大朝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是“帝国时代”中国古代都城最大特点。 都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还表现在帝国时代的都城城门“一门三道”,都城及宫城四面辟门。根据目前考古发现资料来看,至少自北魏洛阳城及其以后的都城之宫城正门均为“一门三道”。这是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政治理念进一步强化的表现。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是“国家”的“门面”与“象征”,“一门三道”之“中道”突出了“国家”之“中心”理念。都城与宫城四面设置城门与宫门形成“四门”则体现了“中央”相对“四方”的“公允”“公平“公正”,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中和”政治理念的体现,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始终如一的“大一统”核心政治观的“物化载体”。 (二)帝王陵墓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陵墓历来是“国家工程”,几乎与都城构建一样重要,“帝王陵墓文化”亦为古代王朝的“国家文化”。任何王朝的统治者,不论其是中华民族哪个族群,是否传承这一“国家文化”,就意味着是否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通过古代帝王陵墓规制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再现“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帝王陵墓是安阳西北岗的殷墟商王陵,其墓室平面为“亜字形”,也就是墓室四面各辟一墓道,形成墓室的四面各一门道,这一帝王陵墓制度一直延续至西汉帝陵。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殷墟商王陵的墓室四面各辟一墓道,实际上是秦汉时代开启的都城、宫城四面辟门规制之源头。 东周时期“墓而不坟”传统被冲破,墓室之上出现了“封土”(即“坟”),与此同时,帝王陵封土周围构筑了陵园,陵园四面各辟一门,它们分别对应其陵墓的“四墓道”及陵墓地宫,这应该是宫城辟四门与大朝正殿基本相对的“阳间世界”的“阴间”之“翻版”。 东汉帝陵为帝后同坟同穴合葬,墓葬为南北向长斜坡墓道的“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一条为南向。这一变化改变了自商代晚期以来帝王陵墓设置东西南北四条墓道的传统,但是帝陵规制仍然是延续未变,这主要反映在陵园仍然是设置东西南北“四门”,对“活人”而言,陵园置“四门”比“亜字形”陵墓的“四墓道”更使人们直观意识到陵园辟四门这是宫城开四门的再现,这一规制与中国古代社会帝王陵园四门规制相始终。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多民族融合时期,也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大发展时期,其中尤其以北方地区最为突出。如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均为北方少数族群,但是作为其陵墓,理应是一个国家、族群最稳定、最“保守”的“文化”,从已经开展田野考古工作较多的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洛阳北邙北魏鲜卑贵族墓、山西大同的北魏云中金陵、平城永固陵与万年堂、河北磁县的东魏与北齐帝陵、陕西咸阳北周武帝陵墓等,可以看出其帝王陵墓文化与该地区的传统“帝王陵墓文化”基本一致,而与他们原来的族群所在地墓葬文化差异甚大。这也反映了他们的“华化”进程与深度。 唐代帝陵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帝陵基础之上,陵墓的地面设施更为完备,陵园与陵区更进一步仿效都城及宫城,其中以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最为典型。 北宋帝陵继承了汉唐帝陵的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古时代后期的辽金元明清帝陵。 辽代帝陵主要分布在辽上京附近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地宫设南北排列的前、中、后三室,前、中室东西两侧各有附室。辽陵“依山为陵”“凿山为藏”,陵前设置石像生,这些与唐陵基本相同。陵墓附近有祭祀性建筑,沿袭了秦汉帝陵传统。辽陵总体上继承了汉唐陵寝制度特点。 西夏帝陵布局结构大体相近,帝陵方向均为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由内城与外城组成,内城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四隅各置一座角楼,四面中央各辟一门。陵台在内城西北部,献殿在内城南门内偏西处。内城南部为月城,其中列置石像生。在内城和月城之外再筑一重城垣,形成外城,外城南部有高大双阙。刘毅认为:“从已知考古资料来看,西夏王陵制度明显受到唐、宋皇陵制度的影响。” 金陵位于北京市房山周口店镇龙门口村北,主陵区坐落于九龙山。主陵区平面布局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模式,由南向北依次为:陵区入口的石桥、神道、石踏道、东西台址、东西大殿、陵墙及地下陵寝等。 金代皇室为女真人,历史文献记载,女真人原来葬俗简单,“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金代皇陵制度确立,始于海陵王。这与海陵王徙都燕京,营建“金中都”是一致的,应该属于海陵王“慕华风”的产物。相对辽代被宋金联合所灭而言,使金王朝灭亡北宋王朝,统治了“大半个中国”,这与海陵王的“慕华风”的政治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元代帝陵的考古学研究,至今还有许多问题说法不一。但是元代帝陵与唐宋、西夏辽金帝陵完全不同,这是基于元代统治者考虑的社会矛盾影响到的陵墓安全而采取的不同埋葬方式。但是,从北京地区考古发现元代高等级蒙古族贵族埋葬来看,他们还是基本传承了中原地区“葬俗”与“葬仪”。也就是说元代统治集团在墓葬文化上被“华化”。如北京海淀区颐和园附近考古发掘的元朝“光禄大夫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墓、北京市崇文区龙潭湖元朝勋贵铁可墓及其父斡脱赤墓为石椁墓等。上述北京地区发现的元朝高等级权贵墓葬,其基本考古学文化与内地宋金时期的墓葬文化是一致的。 明代帝王陵墓主要包括江苏盱眙明祖陵、安徽凤阳明皇陵、南京明孝陵与北京明十三陵。明太祖十分重视“国家文化”或“社会大传统”的传承,其中对于国家的祭祀、舆服、职官等要求“悉从唐制”。明代帝王陵墓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发展史上,与以前相比较,其在陵区布局中更为突出不同地方都城的创始帝王之帝陵的中心地位,这是“国家至上”意识的反映。如,明成祖迁都北京,因此北京明十三陵以明成祖长陵为“核心”,“从各陵排列与分布来看,明代初年的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和英宗裕陵的位置排列,遵照了古代的昭穆制度”。而“昭穆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礼制的核心。这一陵区规制为清东陵与清西陵所承袭。 女真人建立清王朝之前,其葬俗上至达官显贵,下到一般百姓流行火葬。在盛京三陵与清东陵、清西陵我们看到的帝王陵寝制度则完全不同,追溯其源,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帝陵形制可上溯至唐、宋、明之帝王陵寝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王朝统治者有中原地区的,也有来自周边地区族群的,因此说这些帝王陵墓的主人出生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族群,有着各自不同的葬俗,但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不同王朝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传承着属于“国家文化”性质的共同的“帝王陵墓文化”,这些“帝王陵墓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 (三)礼制建筑与礼器 《左传》文公二年载:“祀,国之大事也。”“祀”即“祭祀”,“祭祀”属于礼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的重要职能,“礼制”是“中华文明”的标识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核心文化基因之一。作为“祭祀”的“礼制”,其物化载体主要是礼制建筑与礼器。 1.礼制建筑的发展与延续 礼制建筑是基于中华文明的“祖先崇拜”及“天地人”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即“人”的存在是基于“天”与“地”)而设计的。 从考古学研究而言,作为国家礼制活动的“平台”一般是礼制建筑,它们主要是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天坛)、地坛等,其中宗庙、圜丘遗址等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文献亦多有记载。 “宗庙”在中华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早期宗庙与宫殿一般均在宫城之中,形成“宫庙”结合格局,这也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家国”体系奠定了深刻思想基础,它们突出的是“祖宗崇拜”与“国家至上”理念。至于各种各样的“神”在宫城之中没有它们的“一席之地”,这就是中华古代文明与西方古代文明的最大不同。考古发现的夏代二里头遗址宫城、偃师商城宫城之中的西东宫庙并列于宫城北部,形成“东庙西宫”格局;降及东周秦雍城中部的马家庄的东西并列的宗庙与宫殿遗址。秦汉时代宗庙移出宫城,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了最早的都城“大朝正殿”居中与“左祖右社”的礼制建筑布局,并一直与中国古代社会都城礼制建筑规制相始终,其中虽然有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等少数族群建立的王朝,但是其都城之中的“左祖右社”礼制被历代王朝所沿袭。 “天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古代从帝王到百姓的先民均把“天地”视同“父母”,这应该是古人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天地”的祭祀成为上至“国王”“皇帝”,下到庶民百姓的重要精神信仰。尤其是历代王朝不同族属的统治者均以国家的名义,在都城构建祭祀“天地”的“平台”——天坛(圜丘、南郊坛)与地坛(北郊坛),使之成为古代中国“天地观”的物化载体。 考古发现的“祭天”遗址以战国时代到西汉时代的凤翔雍城“血池”祭天遗址最早。唐长安城圜丘遗址考古发现显示,它与清代北京城的“祭天”礼制建筑“天坛”一脉相承。至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几千年来古代礼制建筑,内容丰富,十分清楚地向人们展示,“礼制文明”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始终没有“断裂”。 2.礼器的发展与延续 中国历史上的礼器很多,我认为“青铜鼎”和“玉圭”无疑是佐证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代表。 (1)“鼎”:生命力最强的“礼器” 鼎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至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鼎”作为礼器有着久远历史,《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左传》宣公三年亦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灭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因此“鼎”在先秦时代是重要的礼器,它成为那个时代政治地位的象征。《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鼎”的政治色彩一目了然。《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成王定鼎于郏鄏”,注:“郏鄏,今河南也,武王迁之,成王定之”。文献记载:“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有的学者认为,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铁器时代的到来,“鼎”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秦汉王朝开启的帝国时代,使先秦时代的许许多多礼器已不再辉煌如旧,而唯独鼎在传统青铜礼器中的地位进一步“凸起”,成为国家的“最重”之“重器”。鼎被认为是国家“大吉大利”之象征,秦始皇“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历史文献记载:武帝公元前116年“得鼎汾水上”,于是改纪元“元鼎”,为此于同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鼎在中古时代以后经过“华丽转身”,以香炉形象作为祭祀祖先的重要“礼器”而继续保持着它的高贵身份。香炉作为供具放在供桌的中央,由此不难看出鼎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地位。 鼎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留下它唯其独尊的至高形象,千百年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问鼎天下”“定鼎中原”“一言九鼎”等,这里的鼎成为国家的象征,同时也说明鼎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一直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影不离”“结伴前行”。 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是国民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认同的物化载体。至今中国在国际交往与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中,把鼎作为国家文化的象征,1995年10月21日,为庆祝联合国50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赠送一尊巨大的青铜“世纪宝鼎”;2001年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自治区赠一尊“民族团结宝鼎”,矗立于拉萨人民会堂广场,象征民族团结和西藏各项事业鼎盛发展,这些举措都寓意深远。 (2)玉圭 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均说明,作为礼器的玉器在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时代,备受重视,而在玉礼器中,又以玉圭作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最为突出,生命力最强。 历史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唐尧因夏禹治水之功,而赐其“玄圭”,这奠定了夏禹创建“夏王朝”的政治基础。有学者认为夏代的“政治信物”——“玉璋”实际上就是“玄圭”,《说文》卷13土部:“剡上为圭,半圭为璋。”《礼记·礼器》记载:“圭璋特”。孔颖达疏:“圭璋玉中之贵也,特谓不用它物媲之也,诸侯朝王以圭,朝后执璋,表德特达,不加物也。” 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璋、石璋相同或相近的遗物在南自广东、福建,北到长城地带,西起黄河上游与长江流域上游的四川盆地,东达东部沿海广阔区域多有发现。上述地区发现的夏王朝前后的玉圭、石圭可能有相当多的是从二里头遗址扩散出去的,或受到二里头遗址的圭、璋之影响,这些圭、璋作为“政治信物”的扩散与接受,应该是对夏王朝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这与夏禹接受虞舜赐予“玉圭”似有相近政治意义。 玉圭作为“文明社会”的政治“身份”标识,备受统治者及社会上层的重视。夏商周时代,朝廷已经把各种形制大小与纹饰不同的玉圭颁发给不同的官员,作为其爵位与身份的徽标。 秦汉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王国时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玉圭在诸多玉礼器中得到更为突出的重视。如:1975年在山东烟台芝罘岛阳主庙遗址考古发现两组秦代玉器,每组均为:“圭一件,璧一件,两件”,这批成组的玉器可能是秦始皇登芝罘岛祭祀“阳主”时所瘗埋的。 历史文献记载,汉代天子祀上帝、本朝帝王、宗庙、大河、天地皆用圭,这方面的考古发现颇多,如:陕西凤翔的秦汉血池遗址考古发现的皇帝祭天的祭祀坑中的“玉圭”(玉璋)。汉太上皇陵建筑遗址与太上皇陵之间,“曾出土过为数不少墨绿色玉圭,据推测这些是当时祭祀用品”。在汉景帝阳陵的二号建筑遗址(陵庙遗址),出土了成组的玉圭与玉璧礼器。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兴平县汉武帝茂陵调查时,在茂陵“白鹤馆”遗址南曾出土过大批的玉圭。在昭帝平陵与孝昭上官皇后陵之间“分别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组间距约2米。每组玉器均由玉璧和玉圭组合而成”。在汉成帝延陵“陵园南门附近曾出土过整齐的玉圭和玉璧”。 汉代以后,玉圭仍然是国家重大活动的重要礼器。有人认为汉代以后“礼器已不再作为随葬之用”,其实不然,唐惠昭太子陵出土了玉圭。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东侧,考古发现了皇室“燎祭”时使用的礼仪玉器“圭璧”。 降及明代的帝陵之中仍然以玉圭为重要礼器随葬,1956年,在明定陵中曾出土了八件玉圭。1980年发掘的明益王二妃棺内各有仿制的玉谷圭一枚。 “笏板”与“牌位”应从“玉圭”发展而来。有的学者已经提出:“据《礼记》记载,诸侯朝见天子时或大夫访问他国时,以及举行射礼时,都必须手持细长的板状物‘笏’。依持有者身份的不同,它的形状、大小和材质都有差别,分别用美玉、象牙和带有不同装饰的竹制成。‘笏’的形状和使用它的一套程序,与‘玉圭’极为相似,很可能是由玉圭转化而成的。”中古时代及以后,在帝王陵墓神道之上的石像生,其中的文官石像,其胸前双手所持的“笏板”应该就是玉圭的“转型”。至于在祠堂、宗庙供奉的祭祀祖宗之“牌位”,就其形状与文化内涵而言,也应该与“玉圭”密切相关。 (四)文字反映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 学术界大多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的汉字已经出现,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遗存中的不少“符号”已经具有“文字”特点,有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文字”。再晚一些的如距今约4300—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已经考古发现了可以确认的汉字,而且其一直延续到现在。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可以说是已经“成熟”的汉字。继之,西周青铜器铭文、东周陶文与盟书、简牍、帛书之上的文字,这些是在商周甲骨文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的大篆、小篆及“六国文字”。秦始皇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采取了“统一文字”的“国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增加国家文化的凝聚力,作出了永载中华史册的巨大贡献。正是由于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于小篆,经汉唐时代,由小篆至汉隶、楷书,至今使汉字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代表。就世界各国而言,类似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由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文字历史,形成的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历史文献在世界史上更是极具特色的,其中的“二十四史”在世界各国历史文献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保存着“五千年不断裂”的完整国家主导编撰的历史文献。“二十四史”既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文献,又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科学佐证。 文字作为一种“形而上文化”,它不同于其他“文化”,文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就世界古代文明而言,绝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与文字密不可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等,产生了相应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中华文明的文字,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之上的刻画“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就是中华文化的早期“文字”,此后,进入青铜时代的甲骨文则是已经成熟的文字,再后就是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东周、秦汉及以后大量考古发现的简牍、帛书、陶文、石刻文字等,正如周有光所说:“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有明显的图形性。为了书写方便,文书人员(隶人)把图形性的线条改成‘笔画’,就成了‘隶书’。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叫做‘隶变’。隶变使汉字的图形性完全消失。隶书是汉朝的通用字体。隶书写得平整就成‘楷书’。楷书盛行于东汉,一直传到今天,是正式的字体。”这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的文字发展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