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比较与探讨 （一）麻风病患的成因与处置：一套特殊的信仰体系 疾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建构，浸淫着人类社会的信仰与认知等内容。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处理系宗教和道德秩序下观念世界、象征和价值的重要体现。麻风曾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疾病，但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应对措施却显示出极强的差异性。在我国藏族地区，麻风病在宗教文献、藏医文献和民间传说中经常出现，对该疾病的认识与处置形成了一套与信仰相关的专门的知识体系。 据藏医史记载，吐蕃王朝第三十代赞普（即，藏王）没庐年德如（在位时间约537—562）曾身患麻风病，并亲自修建了圆形陵墓。赞普为防止传染，他与妃子自愿活着进入坟墓，被葬于象达地方。其后有诗云：“仲宁王陵在象达，名为圆形活葬墓”。赞普贵为一方之尊，语焉不详的历史资料未交代——也不可能交代——他所犯的“过错”。不过，从他“自愿”放弃王位带着妃子走入坟墓的“事例”推测，赞普当时很可能自认为犯了“弥天大过”或违背了重要“天条”，世俗王权最终不得不臣服于神圣的信仰体系。 藏文文献《五部遗教》也曾记载，王后蔡邦萨试图勾引高僧毗茹札那，失败后王后反诬陷之。赞普赤松德赞对于毗茹札那调戏王后的说法高度怀疑。因为他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王后与朝中一些大臣在搞串通，以图扶苯反佛。没过多久，王后蔡邦萨患上麻风病，且病情不断恶化，虽经多方诊治，但不见效果。后来，赞普赤松德赞派人请来莲花生大师。经过占卜后，大师给出建议：只有蔡邦萨王后心生悔意，在毗茹札那面前承认错误并恳请其宽恕，她的病才能被祛除。犯错的王后本就心虚，且为病痛折磨，不得已讲出实情，并向毗茹札那道歉，王后的麻风病遂很快痊愈。在经历这些事端后，蔡邦萨王后决心皈依佛教。这个故事完整地呈现了王后患麻风病的缘由，以及治疗、康复等情节，其患病的原因在于行为放荡、污蔑高僧，后因悔改认错而被治愈。这是一起因违反宗教及道德规范而患染麻风疾病的例子——妨碍或伤害出家人修法是大乘五逆罪之一，而且它同时也深深打上了佛、苯两教斗争的烙印。蔡邦萨王后患病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迫害佛僧、排佛扶苯的行为，其苯教信仰与藏王赤松德赞以及主流社会推崇的佛教思想产生冲突。宗教派系间的争斗是不同信仰间的生死较量，作为失败的一方，理应承担罪责并受到惩罚。在这一叙事语境中，麻风疾病脱离了其医学属性，有一种“罪”与“罚”的寓意或象征。因此，蔡邦萨王后故事的文化意涵在于，它透显出藏族社会对麻风病的认识建立在其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体系之上。 在三岩，人们触犯禁忌——违背水神、山神意愿——是沾染麻风病患的重要原因。这种病患观具有民间信仰或苯教信仰的典型特征。它对麻风病的解释与认识是藏族历史上疾病观的延续，是对当地早期信仰体系的传承。三岩以及吐蕃时代麻风病的故事传说印证了同一个道理：麻风病是人们违背某种禁忌、秩序、道德规范所遭致的报应或惩罚。因此可以讲，构成藏族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间对麻风病认识与处置的信仰体系是前后延续、一脉相承的。 三岩对麻风病的认识、处置“模式”与藏族历史上的记载亦存有一定的差异。从信仰上分析，地处卫藏的吐蕃王室所信奉、推行的是制度化的佛教，其认为，人们患染麻风病的直接原因在于违背了佛教思想，而三岩社会远离卫藏政治中心，人们对麻风病的认识主要建立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之上。二者差异显著，同时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它们共同构成了藏族社会一套关于麻风病患完整的信仰体系。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其著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以此说明社会中普遍存在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即大传统与小传统。显然，三岩与卫藏等地的麻风病事例体现了雷氏所讲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互补与链接，即制度化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以及文字记录和口头传说的结合。 （二）生死隔离的文化隐喻 人类对麻风病患的恐惧古来有之。在西方，麻风病的成因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意义，《圣经》一书多达50处对麻风病的描述形成了基督教文化对该病的固定看法。麻风病代表了最深重的罪，以致于整个社会为之恐惧与不安。对麻风病患者的最初隔离至少在8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基于麻风病是“罪”的终极象征，1179年天主教会亦做出规定，“麻风病人必须被彻底隔离，而不能够上教堂。”这些麻风病患者被视为是“活死人”，他们丧失了活人所有的权利和自由，而且还有专门的仪式来象征他们在人间的“死亡”。足见，人们对麻风病的收容、隔离既是一种医疗行为，也是一种宗教行为，蕴含了深刻的文化隐喻。 在三岩，人们触犯神灵的“报应”是患染上麻风病，当地处理麻风病患的方式是施以严格而残酷的隔离措施——不论是在患者生前还是死后。患者生前在家中被隔离起来，或者被隔离于郊外的石屋内；其死后被土葬或以弃室葬的方式进行隔离。其实，石屋及土葬隔离的先例在吐蕃时代已存在，被隔离者上至赞普下到普通百姓。这类隔离方式的社会效果和文化隐喻是以对不当行为的整肃来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氛围。以赞普“主动”被隔离，活着进入坟墓为例，与其说这是赞普的一种自觉行为，毋宁讲它是一种信仰机制与道德氛围的现实压力，是为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其家族统治的需要。这些均表明藏族社会对麻风病的道德判断直接服务于其对社会秩序的维系。 四、结语 法国社会思想家福柯认为：西方社会在每个时代都有被社会排斥与隔离的人——在近代以前是麻风病人，而在近代社会则由精神病人取而代之。人们斥责这些被隔离者为社会的、经济的祸害，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远甚于其对疾病的传播。这些研究结论所揭示的疾病的文化隐喻在世界文化及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社会秩序是对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一种客观表述。疾病既是一种生物、医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人们对疾病的解释、处理常常暗含其所处时代及区域社会的文化特征，它对于人们健康福祉的观照，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正如景军教授所言，在人类历史上，过去的麻风病和当下的艾滋病一样，在彰显道德化色彩方面远胜于其他任何疾病，其原因不仅在于麻风病等的可怕，而且在于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的集体性，即通过人与人的密切接触导致。所以，过去的麻风病和当下的艾滋病都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整肃社会的借口和反思道德秩序的机会。当然，这种应对带有严重的歧视成分，常常以对个人的迫害为代价，以对少数人的惩罚换取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三岩社会，类似的文化现象还包括人们对尸体（或死亡）污染属性的认知，以及“活鬼”现象等。活鬼与尸体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均被贴上了“污染”的标签而受到排斥，当地文化中建构出这类身份，将其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从而为社会矛盾提供一个常态化的舒缓、化解渠道。 ［后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部分意见及观点，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