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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化危机的乡土求解 面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压力，人们本能地想到回归悠然安逸的传统乡土生活。一方面，人们期待通过从精神层面回归传统乡土来舒缓紧张的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各种焦虑和不适，进而获得些许心理慰藉；另一方面，人们也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关注由于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而快速衰落和消失中的美丽乡村，希望保护好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处理好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这两点来看，德意志帝国时期回归乡土的运动就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传统取向的求解，而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在内容上也基本上突显出以上两类指向。 首先，大量以农村和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乡土文学作品和乡土教程、乡土志等乡土教育素材的呈献在推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回归方面扮演了先导性角色，它们在精神层面给处于现代化转型阵痛中渴望和怀念传统乡村生活的人们以心理层面的慰藉。 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快节奏、不稳定、不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导致人们在内心特别渴望回归温馨记忆中的农村家乡，怀念前工业社会曾经的乡村安逸和悠闲。许多人发现，从传统农村来到陌生的现代工商业城市，面对的不仅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还有原有生活进程的“剧烈中断”。他们的眼前是一种与传统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快节奏工作和动荡生活环境。巨大的工作压力加上恶劣的居住环境，引发人们普遍的焦虑和不安，也唤醒了他们的“乡愁以及对家乡和传统的渴望”。于是，回归记忆中熟悉而悠闲安定的乡土生活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抑制的向往。当时有一位乡土志作者曾饱含真情地表达了离开故土入城谋生者对传统农村家乡的乡思乡愁： 最美和含义最丰富的词语是“家乡”。对于它，人们只有身处异乡，在陌生的语言和风俗环境中才能有最好的理解。人们常常挂念它，喜欢回味故乡的田野，回味童年时的戏嘻之地，思念回到难以忘怀的、熟悉的珍贵祖屋，即便它只是一栋贫寒的茅屋。人们的思绪会渴望并穿越其童年时代曾漫游过的家乡洒满阳光的田野和草地。……所有的一切都保存在童年幸福日子的特别记忆中，在灵魂深处萦绕，挥之不去。如果可爱的家里还有珍贵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少年挚友等令其魂牵梦绕，乡愁难解，他会急切地期盼着去探视他们，用亲切的乡音与他们交谈。 正是出于在精神上迎合和抚慰这种浓烈的乡愁乡思的需要，德意志帝国时期成了乡村小说、乡村故事等各种乡土文学作品大行其道的年代。从德国文学史的角度看，虽然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作为“农民叙事文学”的乡土文学，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这类文学体裁才出现繁荣迹象。当时一些浪漫派作家出于对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恐惧，遁入乡村，抛出一些颂扬传统农村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品。到德意志帝国时期，作为对当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回应，乡土文学形成了高度繁荣的景象，涌现出诸如耶雷米亚斯·高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贝尔特荷尔德·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等一批著名的乡村故事作家和《雪绒花王》、《寂静森林》等许多广受欢迎的“农民小说”。这些乡土文学作品美化传统农村家乡生活，推崇和颂扬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民“原初生活形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在剧烈的现代化转型压力下从传统乡土中渴求安全和稳定的心态。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各类乡土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乡村世界无一例外地“被理想化为一种永恒和谐的存在”。它们“有一个固定的基本模式，封闭的‘村庄’空间是其一成不变的标志”。这些村庄都“被理想化为有共同体意识和安全感、具有美丽景观和健康环境的自然之地”。村庄里的农民则作为“土地拥有者”过着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很显然，这些乡土文学中的传统乡村是一种“前现代的理想化”，“一种复古的想象”。这种乡土生活环境和模式与“无家可归（缺乏对所在城市认同感）、飘忽不定、秩序遭毁、习俗不古、人际关系淡漠、工作环境非人化、价值体验空洞化”的现代城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在这种对前现代乡土生活的“怀旧式建构”中，传统乡村生活被想象成一种家庭和谐、生活悠然、亲近自然的“田园诗”，“现实的社会紧张关系和单调的生活由此得到慰藉”。现代化的诸多弊端和缺憾也在这种前现代乡村生活的美好想象中实现了一种精神层面的“补偿”。因此有学者形象地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文学为一首“反现代的”、“战斗的田园曲”。 正因为如此，虽然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在德国文学史家眼中属于不入正史的“无名之辈”，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在当时的公共图书馆中最受欢迎，被借阅次数也最多。这些乡土文学作品成了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渴望和怀念渐行渐远的传统乡土生活的精神快餐。 如果说乡土文学的繁荣从精神层面反映了人们回归乡土的情感渴望，各类乡土教程的编撰出版则从文化层面强化了人们对于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认知。虽然德国早在19世纪早期就开始出版乡土教程，但是各地争相编撰出版乡土教程并明确将其列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却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才有的文化景观。这些乡土教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以最煽情的方式宣传家乡的文化和自然景观，通过散发浓烈的乡思乡情，培养人们的乡土情怀。以《韦尔茨海姆区乡土教程》为例，这虽然只是一本介绍符滕堡邦森林小镇韦尔茨海姆的60余页的小册子，却能将掩映于浓密森林中的这座小镇的优美自然环境和独特历史文化如数家珍般呈现于人们眼前，进而唤起人们“满满的乡愁”。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该教程最后以著名诗人尤斯蒂努斯·克尔纳（Justinus Kerner）对家乡韦尔茨海姆森林恋恋不舍的优美诗句将人们引入绵绵不绝的乡土情思之中： 我真想永远陪伴你们，高耸神奇的森林！虽时光流逝，岁月经年，对你们的爱却始终让我梦绕魂牵。 各类乡土志的编辑出版也同样成为德意志帝国时期提升人们传统乡土认同的精神食粮。在德国，乡土志是在乡土教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内容比乡土教程更为丰富，功能上也突破了乡土教程的中小学教育语境，开始面向家庭和社会，最终成为“从各方面促进对家乡特性了解”的“家庭读物”，可谓培养乡土情怀的更高进阶形式。帝国时期的乡土志没有统一格式，内容庞杂，多为热衷于家乡事务者中一些“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编撰的“灰色文献”（Graue Literatur）。它们因受众广泛，乡土气息浓厚，特别有助于人们“认识家乡，了解其历史，感悟其美丽”，增进乡土情感。例如，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只是符滕堡的一个小镇，其《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及其附近乡土志》却能通过收录诸如“泰克山上的女巫”、“林堡的恶龙”、“红公鸡”等乡土气息浓郁的当地民间故事，把“家乡原汁原味的教育材料”呈献给学校和家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些故事最终变成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的文化符号和离开故土的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人牵挂乡土的情感载体。 德意志帝国时期回归乡土的运动还表现为积极保护和维护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使之免受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洪流的损毁，并期待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人们通过乡土文学作品和乡土教程、乡土志等乡土教育素材来慰藉对传统农村家乡的乡思乡情，只是在精神层面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中的传统乡土回归。但是这些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以“现代化危机”呈现出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人们心目中的田园诗般的乡土世界正面临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村落衰败、传统文化消失、自然景观损毁等危机。为此，亲眼目睹这些变化的“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主席保罗·舒尔策·诺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曾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在古老的书籍和旅行文献中，人们常常会看到这类描述：德国是一个无限美丽的国度，漫游于这里的城市、乡村和森林，乃人生一大乐事。然而现在这种说法对于我们的孩子们而言，恐怕要成为一种过往梦境了。如今我们面对的是：德国，我们亲爱的祖国，正在失去她的特色，变成荒凉寂寞之地。长此以往，城市和乡村很快就会变成毫无差别的无产者聚居区，其建筑风格将像监狱一样；我们从祖先那里承继下来的一点优秀文化遗产，要么惨遭毁灭，要么沦落为纯粹的修复癖好物。我们的山毛榉和橡树林将被一系列乏味的松树等人工林木所取代。再也不会有让我们能够愉悦畅叙的花园，再也不会有和谐如画的教堂和小桥流水景观。我们国家的昔日美景将不复存在。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人们在通过乡土文学、乡土教育素材等从精神层面回归乡土的同时，也开始在社会层面采取实际行动，保护传统乡村以及承载其上的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于是，在回归传统乡土的语境下又出现了由热衷乡土事务者、乡土研究者热衷乡土事务者（Heimatler）、乡土研究者（Heimatforscher；Heimatkundler）是德国人对于从事乡土自然、历史和人文等相关领域研究者的称呼。等推动、大批民众参与的社会性乡土保护运动（Heimatschutzbewegung）。 乡土保护运动的发起者是著名音乐教育家恩斯特·鲁道夫（Ernst Rudorff）。1880年，他震惊于自己家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冲击下正迅速失去原有风貌和传统文化，因而发表《关于现代生活与自然的关系》一文，首度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呼吁保护家乡的“自然和如诗如画的历史纪念物”。后来他又连续发表报告和文章，强调保护遭受现代文明威胁的乡村自然景观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及迫切性。此外，“德国历史与古典学联合会”也在1888年的大会上向“德国政府”发出“尽可能保持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乡土外貌”的恳求，呼吁进行“纪念物保护”。 恩斯特·鲁道夫和“德国历史与古典学联合会”有关乡土保护的呼吁引起广泛共鸣，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形成一场广泛的乡土保护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乡土保护社团，保卫“古老的城市和建筑、自然生活条件和景观、各种传统和生活方式”，以克服“现代文明中的现代性弊端”。仅在南德大邦巴伐利亚就出现了“乡土教程促进联合会”、“伊萨河谷联合会”、“民族艺术和民俗学联合会”、“德意志工艺联盟”、“巴伐利亚自然保护联盟”、“巴伐利亚邦乡土保护联合会—民族艺术和民俗学联合会”等一系列家乡保护社团组织。到20世纪初，各地已经普遍建立起乡土保护协会。回归乡土由此转变成从实践层面推进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保护的社会运动。1904年各地的乡土保护者在德累斯顿组建全国性乡土保护组织“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 各地乡土保护社团和“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不仅批评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弊端，而且明确提出要将“已经成为德意志乡土自然和历史属性”却正受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威胁的各种动植物、历史纪念物、建筑、艺术、风俗习惯等纳入努力保护的目标，同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开展各种实际有效的对于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保护活动。 在乡土保护运动中，各种在工业和城市文明扩张下迅速衰败和消亡的传统乡土文化景观成为首先要保护的目标。从实施路径看，当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着力对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传统建筑和艺术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和维护。关于这种保护和维护的意义，乡土保护联盟发起者之一、著名作家罗伯特·米尔克（Robert Mielke）曾经从文化哲学的层面作了经典解释。他认为，传统建筑及其风格是德意志文化的符号，承载着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保护它们就是保护德意志文化和民族特性。他以德意志农民的传统住房为例，阐释了民族特性与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真正的德意志农民住房“有一种道德规范的意义。在这种住房中，通过卧室的布置以及本地材料的民族形态，德意志民族精神得到集中体现”。因此，传统德意志农民住房就是德意志“民族艺术和民族精神的强大支柱”。但是，诚如当时著名艺术家理夏德·比克纳（Richard Bürkner）所指出的，现实状况是，传统农村家乡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的猛烈冲击下迅速“败落”，更有一些乡村盲目“模仿城市”，追求时尚城市生活形态。传统乡土文化和艺术因此受到严重损害，甚至陷入“蛮荒”状态。有鉴于此，人们必须对分布于农村地区的旧广场、宫殿、学校、教堂以及教堂建筑艺术等进行维护甚至恢复。 当然，保护传统文化景观并不意味着一味复古和完全拒绝合理的现代性改进，而是要以兼顾传统延续性和与时俱进为原则。关于这一点，理夏德·比克纳以村庄保护和改造为例，从文化和审美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关于村庄保护，比克纳认为，“村庄就是村庄，绝不能模仿城市。村庄有其独特的存在和结构，有其独特的设施和个性。”人们务必记住，“景观皆有其特色，绝不要出于美观考虑而移除每棵古老树木，也不要出于其他考虑而废除每一条旧田埂，正如完全没有必要把每一条弯曲小路都变成宽阔笔直的大道一样。”同样，也“绝不要将每一条小溪都裁直”，因为“弯曲也有其审美的和经济的价值所在”。总之，“一个村庄只有像一些业已成熟的村庄那样，懂得在规划中不规则地适应各类景观和周围环境，才能成为一个美丽的村庄。” 基于以上原则，乡土保护者按照德国传统村庄形态提出了散居式村庄、沿街村庄、围绕广场村庄、排列式村庄和辐射式村庄等规划模式，并明确提出在乡村景观保护实践中要尊重各地区的传统村庄以及农民房屋形态，使每个村庄则都能彰显其独特的个性魅力，不要因规则化而缺乏差异。为此乡村保护者们推荐了一些所谓的“示范村庄”（Musterdorf）。例如，在东部的波森地区，村庄形态主要是沿街村庄，高伦霍芬（Golenhofen）就是这类村庄的典范。在高伦霍芬，高大的学校、教堂等公共建筑坐落于市场广场旁边，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们，其他的农舍则静静地沿街而立。整个村庄由此构成一幅和谐恬静的“农业经济特别展览会”画面。作为乡土保护者的罗伯特·米尔克就特别推崇这类沿街村庄，认为这类村庄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生活，而且给人以美感。“它的每一栋房屋都各自有形，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又形成了一种统一性，仿佛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创作的令人愉悦的整体画卷。”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下已经无法加以直接保存的传统乡土文化景观，则采取乡土博物馆（Heimatmuseum）等形式来抢救性储存相关历史和文化记忆。据统计，在德意志帝国40余年的短暂历史中，全国建立了197座乡土博物馆。这些乡土博物馆专门收藏与地方家乡有密切关系的自然史、文化史以及民俗学方面的物品和文献，通过这些展品和文献的展示，满足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传统“乡土情感的心理需要”，同时通过搜罗和保存“现存证物”，提供一种“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在家乡发生的”“可视的长期存在”，以实物方式呈现和保存地方家乡的文化记忆，凸显地方家乡的历史文化特征。在当时村庄和乡镇以及承载其上的乡土文化的快速消失的情况下，这些乡土博物馆就成了人们怀念和体验乡土历史文化的精神慰藉所在，也成为保护和弘扬乡土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柏林附近雷克斯村（Rixdorf）在1897年建立的“新科隆乡土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由教师艾米尔·费舍尔（Emil Fischer）创办，主要收藏当地自然史、文化和民俗展览。之所以要创立这样一座乡土博物馆，就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雷克斯村迅速城市化。快速城市化进程正剧烈改变着这个曾经的普通村庄的原始面貌。在1890年到1897年间，雷克斯村的居民从3万多人增长到7万多人，该村也一跃成了“德国最大的村庄”。1900年该村正式升格为市，到1905年时该“村庄”居民人数再翻一番，达到15万多人。面对如此快速的变化，人们希图通过“乡土博物馆”的方式来抢救和保存一些该村曾经拥有的传统乡土文化、民俗和自然景观，以便由此留下一些对过去的念想，让人感受社会的剧烈变迁。 人们在对传统乡土文化景观保护的同时，也从多个层面强化对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威胁的乡土自然景观的保护。乡土保护者认为，自然景观和“自然纪念物”同样是传统乡土“文化和历史的见证”，因此，自然保护也是“一项文化任务”。所以，早在1888年“德意志历史和古典协会总会”就已经明确提出要“保持”自然物的“历史和传统的乡土形态”问题。 当时，自然景观保护的迫切任务是防止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景观的肆无忌惮的功利性破坏和掠夺，其中对自然河流的保护显得尤其急迫。当时人们一味沉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对自然河流竭尽可能地进行各种开发和利用，诸如大规模推进“河流运河化”，裁直和深挖河道，以满足大规模运输货物的需要；在河流上修建水电站，以满足工业发展和城市扩张对电力的需求，等等。然而这种对河流的无节制开发和利用有如一把双刃剑，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如若处理不当，也会破坏河流的自然生态，甚至引发洪水等自然灾害。而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事例就是巴塞尔到曼海姆之间莱茵河段被挖深裁直，水流下泄加速，导致该地区在1882年出现了19世纪最大的水灾。人们由此才认识到“每一种试图用非自然方式取代自然状况的激进企图最终都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鉴于以上情况，乡土保护者明确提出在开发和利用河流时，不仅要关注经济效益，也要尽可能保护好河流自然生态。他们还将这种理念外化，转变为保护自然河流的实际努力。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事例。1900年巴伐利亚政府准备在慕尼黑南部引伊萨河水到瓦尔辛湖（Walchensee），以便为即将修建的水电站提供充足水源。该工程一旦付诸实施，不仅会破坏伊萨河的自然风貌，而且会影响到上游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原始生态，因此遭到当地“伊萨河谷联合会”等乡土运动组织的强烈抵制，并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巴伐利亚下议院为此进行多次讨论，政府也对修建瓦尔辛湖水电站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态问题进行反复论证，整个工程因此推迟十多年之久才动工。1904年巴登政府炸毁莱茵河上的劳芬堡险滩修建水电站的计划同样遭到“黑森林联合会”等当地乡土运动社团的反对。 乡土运动者还通过购买和租赁土地等方式直接建立自然保护区，主动践行自然保护理念。1898年，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布雷斯劳首席教师威廉·威特坎普（Wilhelm Wetekamp）提出效仿美国等国建立自然保护公园的建议，立即得到广泛响应。1909年自然保护者在慕尼黑成立专门的“自然保护公园联合会”，提出自北向南设立瓦滕海（Wattenmeer）、吕内堡荒原（Lüneburger Heide）、巴伐利亚森林和阿尔卑斯山地等四类原始景观自然保护区的目标。到1914年，“伊萨河谷联合会”、“自然保护公园联合会”等乡土运动社团成功地在吕内堡荒原等地建立起“大面积的保护区”，仅“鸟类保护联盟”建立的保护区就达26个之多。 甚至当时帝国和各邦高层的一些统治者也被乡土保护者的热情所感染，加入自然景观保护行列，最终将自然生态和景观保护上升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政策。其中，巴伐利亚的鲁普莱希特王储（Rupprecht von Bayern）是巴伐利亚“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人”和“伊萨河谷联合会”等家乡保护组织的财政支持者；符滕堡和巴登的统治者是“鸟类保护联盟”的成员；甚至德皇威廉二世也在创立德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公园“吕内堡荒原自然保护公园”（Naturschutzpark Lüneburger Heide）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慨然批准募集资金建设公园，以阻止破坏自然景观和限制打猎活动。 帝国及各邦政府也陆续建立自然保护机构，以具体的立法和财政投入措施支持自然保护活动。1905年巴伐利亚内政部专门召集“阿尔卑斯联合会”、“伊萨河谷联合会”等10多个乡土保护团体，组建“邦自然维护委员会”。普鲁士则于1906年成立“邦自然纪念物维护处”，调查登记普鲁士的自然纪念物并拟定保护措施等。各邦和帝国中央政府还积极拨款，在资金上支持自然保护。普鲁士文化部1905年投入的仅用于“自然纪念物”维护的资金就达1.5万马克，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帝国中央政府用于自然保护的预算资金也从19世纪80年代的每年 12万马克增加到了1908年的每年43.5万马克。 德意志帝国时期对于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保护有着非凡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保护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各种努力以及由此对于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纪念物的及时拯救和维护，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普通大众的传统乡土保护意识。关于后者，当时著名摄影师、作家兼乡土研究者特奥多尔·缪勒感受尤其深刻：“近年来，所有人对于乡土意义的理解都在增长”，“人们日益关注乡土景观的特色和美丽，关注包括住宅、习俗、服饰、语言、传说、童话、歌曲、谚语、诗歌等从父辈和祖辈们传下来的丰富的乡土文化宝藏”，以至于“每个人都成了宝藏的发掘者和宝藏的保护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