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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赵世家》载苏厉为齐遗赵惠文王书:“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代马、胡犬、昆山之玉相提并论,说明战国秦汉时期以代马、胡犬、昆山玉为三宝。汉桓宽《盐铁论·未通》文学曰:“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唐李白《古风》:“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马耐寒怕热,三代南方并不产马。秦、晋紧靠草原地区,也不是马原产地。《史记·李斯列传》:“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中原和南方水土环境不适合马生长与繁殖,良马容易退化为劣马。历代中央王朝买马以银养马以金,还是没有培育出一个优良品种。代地位于晋北朔方紧靠蒙古草原,适合良马生长与繁殖,是马入中原的重要关口。所谓代马即北方之马。代马很好地武装了主力骑兵, 赵国胡服骑射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亦以善于养马著称,以金戈铁马统一了中国。 中国历史上经常犬马并称。《尚书·旅獒》:“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犬马与珠玉、皮币相提并论。《东观汉记·北海敬王睦传》:“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宋苏辙《汉昭帝论》:“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犬马与田猎关系密切。 东亚胡犬代马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历代中央王朝建立无不依赖犬马之劳。新石器时代东亚主要陪葬动物是猪,偶尔有狗。商代贵族陪葬动物主要是犬和马,亦有牛羊,罕见猪。这种变革不仅是时代差异,亦是民族文化不同。代马、胡犬、昆山玉,不仅是赵国三宝,亦是中原王室或贵族喜爱之物。代马和昆山玉已有众多研究,但代马与胡犬之关联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研究者重视。马为北方或外来动物已被学界公认;胡犬还无人细究,应是猎犬。本文初步研究代马胡犬来龙去脉,试图阐明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意义,并探讨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一、胡犬狩猎 早在旧石器时代犬与人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不仅是人类狩猎的帮手,亦是部分地区肉食来源之一。狗源于狼已经得到公认,但驯化时间和地点仍在争论推测中。河北徐水南庄头、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过狗骨骼。舞阳贾湖已有龟、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与龟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以色列北部纳吐夫文化晚期墓地发现距今1.2万年人狗合葬。德国也有类似发现被认定为距今1.47万年,比利时的发现更是被宣称距今3万年以上。在欧亚大陆西伯利亚也发现距今约8000年人狗合葬墓,墓主人与两只狗合葬,狗身旁还有项圈和汤匙。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区发现了3万年前狗骨架,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狗已经开始合作了。 Savolainen和张亚平等通过对世界范围内654只狗mtDNA研究发现其中95%可归为三群,而东亚狗表现出更大遗传多样性;由此推断狗源于大约15 000年前东亚狼。作为旁证有人发现新大陆和澳洲的狗源于东亚或旧大陆。另外一群科学家用类似方法发现犬与东南欧狼有亲缘关系,并且推断至少欧洲犬起源于欧洲狼;有距今12 000—17 000年遗骨作为佐证,支持犬多地区独立起源说。通过来自欧洲、西南亚、西伯利亚、东亚、非洲和美洲10只狗Y染色体研究表明世界上的犬源于至少5个不同狼群。狗有丰富遗传多样性,分布异常广泛,还可以和狼回交,不大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18份距今1000—36 000年犬古基因与现代狼和犬比较研究亦支持犬有一个欧洲起源,推测欧洲狩猎采集民距今18 800—32 100年之间开始了与狼互动。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与多国科学家合作通过55只犬科动物包括12只灰狼全基因组的研究,宣称狗在距今3.3万年以前开始在东亚南部地区被人类驯化,随后逐步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一万年前抵达欧洲后又部分回迁到东亚北部与本土狗混合。英国剑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利用 680 只现代犬和 59 只古代犬(约 14 000—3000年前)基因作进化谱系树分析,发现犬在欧洲和亚洲分别被驯化,青铜时代欧亚大陆犬基因明显趋同,推测欧洲古狗部分被亚洲狗取代。这意味着欧亚大陆犬群迁徙与交流超越了许多人的想象。 分子遗传学家显然没有充分注意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犬与人共同迁徙与交流的历史记载。正是历史时期不断有西方人与犬进入东方,现代东亚犬才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在东西方文化或游牧与农耕民族文化中,犬或狗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语言学研究亦可得出类似结论,犬是印欧语和阿尔泰语中对狗的称呼。犬戎之“犬/*canis”是汉语和印欧语同源词。赵国“三宝”中之“胡犬”,反映中原或东亚还有本土犬。农耕与游牧民族对狗或犬的态度明显不同:直到最近狗仍然是部分日本、韩国和中国人肉食来源之一,这在游牧民族或印欧人看来无异于吃人肉。猎人不会吃猎犬,牧民不会吃牧羊犬,但东亚农民会吃土狗也称中华田园犬。 《礼记·少仪》:“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 守犬指守家护院的看门狗,田犬是田野猎犬。通过对下王岗、客省庄和上孙家遗址出土家犬骨骼的研究表明家犬形态变化较大,至少代表了三个品种。凡犬都有看家护院习性,“守犬”既可是田犬,亦可是食犬。中国本土狗被称作中华田园犬,“鸡犬之声相闻”正是田园生活的写照。江苏省徐州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约5000年房屋模型,屋子四周有狗看家护院。凡犬亦有帮助狩猎习性,经过漫长人工选择过程方培育成优良猎犬品种,嘴尖腰细灵活,细狗胡犬就是猎犬代名词。中原或东亚地区自古就有食狗习俗;肉狗嘴短腰圆应是东亚土狗(中华田园犬)。《说文解字》云:“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犬在早期中国具有特殊宗教意涵。新石器时代偶尔可见犬骨骼,例如贾湖遗址中犬被有意识地挖坑掩埋,或许是犬牲先导。到商周时代犬牲才流行,常用于殉葬或祭祀,也用于建筑、城墙奠基。 甲骨文有“犬”无“狗”。《诗经·秦风·驷驖》载:“輶车鸾镳,载猃歇骄。”秦襄公畋猎出游,“猃”与“歇骄”均为猎犬。先秦时期北方民族之胡犬就是猎犬。猎犬是猎人宠物,骑马狩猎是战国贵族一大爱好。《吕氏春秋·贵当》:“君有好猎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入则愧其家室,出则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则狗恶也。”这说明猎犬优劣是狩猎成败的关键因素。山东济宁嘉祥东汉武梁祠和河南南阳王庄东汉墓画像石中均可见古人携犬狩猎生动场景。与猎犬相关的还有军犬。古代波斯等有以狗参战现象。中国古代有“狗附”“犬铺”一类军营警备设施。先秦随葬车马坑中有车有马有狗,可谓标配。 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墓道两侧壁画长卷蔚为壮观,生动地展示鲜卑或北朝时代代马与胡犬。东西两壁第二层北段壁画为狩猎场景,所绘人物犬马形象生动。第三层西壁南端一骑马少年引导一只猎狗和雄鹰正在捕杀兔子。唐代波斯犬入中国,《册府元龟》有明确记载:“天宝十载(751年)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所贡狗称为“天狗”,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对狗的崇拜。唐杜环《经行记》提到石国“出好犬良马”。《旧唐书·西戎·波斯传》:“又多白马、骏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骏犬今所谓波斯犬也。”《新唐书·西域下·波斯传》:“多善犬”。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唐初大画家阎立本之《锁谏图》(元、明摹本)表现十六国时期匈奴所建汉国廷尉陈元达锁身死谏皇帝刘聪故事,逡巡于人物间之猎犬尖吻、细腰、长腿。这种犬就是“波斯犬”,又称“细狗”,也是西域各国为迎合唐朝贵族王公狩猎需要而贡献的主要礼品之一。在入华粟特胡人墓葬石刻画像中,就有狩猎羚羊场面。从北朝到隋唐时期传来的“骏犬”“良犬”就是“波斯犬”,其祖先大概是出产自古波斯的萨路基猎犬(Saluki),别名波斯灵缇、阿拉伯猎犬等。郎世宁《十骏犬图》画了十条高贵名犬:“霜花鹞”“睒星狼”“金翅猃”“苍水虬”“墨玉璃”“茹黄豹”“雪爪卢”“蓦空鹊”“斑锦彪”和“苍猊”。十骏犬前九条即是胡犬细狗:都小头长吻腰腹收缩四肢细劲,均擅长奔跑、敏捷强壮,成为皇帝围猎好帮手;最后那条威猛大犬,应是藏獒。从画面上所题字句来看,这些名犬都是西北各个部落首领或地方官进献给皇帝,并非中原或江南土狗。 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字上“兔”下“犬”,正是狗逐兔情形,为“逐”异体字。《史记·李斯列传》载“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蒲城当时是皇室猎兔狩猎之域。唐太祖李渊、太宗李世民也分别猎于伏龙塬和尧山。唐时京兆的特殊地位使唐皇室狩猎娱乐活动流传于蒲城地方,产生出细狗撵兔活动习俗。蒲城细狗乃渭北名犬:“黄瓜嘴,羊鼻梁,四蹄如蒜;腰似弓,腿似箭,耳垂尾卷。”细狗撵兔竞技活动每年农闲时定期举行,主要撵兔日有元宵节、端午节等。细狗撵兔被认为是关中民俗,其实广泛流行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 细狗或猎犬广泛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犬年(2018)我初访埃及第一站塞加拉下车伊始,黑狗、黄狗和白狗摇头摆尾似久别重逢。第二站阿斯旺现代化博物馆系统展示了上埃及地区考古历史文化和民俗生活。第六王朝时期浅色陶碗上有一个人和三只狗,其中一只正咬着一只兔子,正是细狗撵兔。开罗埃及博物馆藏著名犬猎鹿盘是早王朝代表器物之一,这黑滑石圆盘直径8.7厘米、厚仅0.7厘米,中央有一孔插轴可旋转,造成黑犬黄狗逐鹿动人效果。2014年在伊朗访问时曾见到了细狗撵兔砖雕镶嵌图案,想起了细狗灵缇萨露基。埃及壁画或砖雕中猎犬很常见。新王国时期图特卡蒙偏爱一头猎犬,制成木乃伊放进棺材里供来世使用。灵缇更加轻灵,亦是猎犬,出现在绘画和浮雕中亦可以追溯到近五千年前。灵缇在地中海及欧洲深受王室和贵族喜爱,形体从古至今变化不大,是古老纯种犬,野兔是灵缇追逐对象。细狗撵兔流行于关中,河南、山东亦有。至今优良细犬仍有赖进口,这也是细狗胡犬外来活证据。 尽管狗的形态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野生祖先灰狼(Canis lupus)。有人坚持“一种一源说”或“多种多源说”,我相信“单种多地起源说”。不同地区的狼亚种被先后驯化成不同用途犬,然后又相互交流,造成了当今世界犬种分布复杂的局面。中国有本土犬,又先后引进各种犬类,因而出现了基因最复杂多样的现象。 二、马路天使 “人类所曾做到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动物——马!”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在《马》中深刻地揭示了人马关系:“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争的光荣。”驯化了马才有了真正的东西交流,家马是欧亚大陆草原之路开拓者。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大草原西部。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哈萨克北部草原的波台(Botai)遗址(公元前3000—3500年)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绝大多数是马骨。安东尼等根据马齿磨损情况推断波头人已经发明马嚼,并且指出这些马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的第13—15腰椎变形。她仅仅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没有发现相应变化,就推断波台文化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生,兼营采集种植。波台马确实是狩猎对象,绝大多数是食用。中亚和东欧有食马传统,至今乌克兰马肉和乌兹别克斯坦马肠是著名美食。最近发现波台人己经开始挤马奶了,说明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东亚成百上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从未发现马骨架,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中才有零星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目前已知最早的家马见于石峁遗址,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殷墟遗址。最近在石峁遗址发现了马骨,经古基因检测被确认为家马。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养马,只是马的葬身之地。绢马贸易和茶马互市推动了大量马匹进入中原,但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马品种。因为中原和江南气候炎热潮湿,不适合马喜干冷清爽的习性。 马驯化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Carles Vila等对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mt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假说。但是Y染色体非编码区14.3kb没有发现任何多态位点,表明仅有极少数雄性种马参与繁育。马是一种典型一雄多雌(Polygamy)动物。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不是一个物种,是一种不可驯化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亦将普氏野马排除在家马祖先之外。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体现了丰富遗传多样性,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复杂性。此外家驴亦来自中亚或西亚,其源头在非洲。对12个品种126头本土驴mtDNA分析表明中国家驴可分成两系,称之为索马里(Somali)系和努比亚(Nubian)系,均源自非洲。 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马车(Chariot)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中亚和东亚均有出土,基本形制相似,许多细节相同,表明有共同的起源。安东尼等根据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李特尔等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出土的马车简陋,轮距只有1.2米左右,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拉战车。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轮距1.2米左右车辙,考虑到上文提到石峁时代已有家马,二里头文化时代可能有了马车。从目前出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最高大: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埃及新王国与商代几乎同时代,图特卡蒙墓葬中保留了完整马车,制作精美,但没有殷墟王陵马车高大。林巳奈夫、夏含夷等明确主张东亚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王海城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 马与马车之起源和分布已大致清楚,自古好马均来自西北。中原发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多最大车马坑,至今仍然是贫马地区;江南更是水深火热,不适合骏马生存。胡服骑射,葬马升天。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或大西北是马的乐园,汉武帝时代天马西来,唐太宗时代昭陵六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人马一体……中国历史上大路称马路,一直到当代公路或汽车路还称马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