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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史家的国族观讨论 日本侵华，中国陷入存亡危机。当时史学界很多学者觉得亟需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瞩目于张荫麟者为多。张荫麟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著《中国史纲》，卢沟桥事变三年后得以出版。张荫麟在此书中说：“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36)他深以撰写中国通史为自豪：“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37)张荫麟英年早逝，通史只编写了第一册，且是以中学教材形态编写，但揣摩其以通史激励救国、救世意识的编纂意旨，可见三十年代中国主流史家的共同心境。 另一位重要历史学家钱穆治史的要旨，也在于探求中国历史演进中“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他认为，“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38)他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恒在揭示中国文化之传统的生命力与中国历史精神之独特的价值，主张：“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39)他在战火纷飞中所作《国史大纲》中写道：“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近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40) 即使在现代史学史中常被归为“史料学派”的傅斯年，也在抗战时期积极参与以史经世的努力。他不赞成“国学”“国故”“国粹”之类说法，但主张“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欧阳哲生评论说：“当他否定了国学、国故、国粹这类名词时，当他否定了借历史研究表现伦理判断和道德情感的传统做法时，他却张扬了另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这就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民族主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民族主义……这构成了傅斯年富有特色的学术思想。”(41)“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向推崇纯客观主义历史研究的傅斯年立意编写东北史。当时一些日本学者如矢野仁一等人大讲“中国非国论”，指称中国边疆界限不明，故不成为国家，西藏、满洲、蒙古不是中国领土，中国如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应放弃对满、蒙、藏地区的控制。(42)依照彼种说法，满洲国就有了合法性。1932年2月6日，傅斯年与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合作，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东北史纲》节本，称《东北史略》，由李济译成英文(Manchuria in History：A Summary)，送交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时，肯定东北主权归属中国，与此书当有一定关联。傅斯年的民族国家观念中的中华民族，接近孙中山的观念，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他在1935年撰文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43)傅斯年还曾撰文就历史教科书之编写提出主张，其中专设一节讨论“民族主义与历史教材”，内有：“本国史之教育的价值，本来一大部分在启发民族意识上，即外国史也可用‘借喻’的方法，启发民族意识。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当前的问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启发民族思想。”(44) 顾颉刚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强调学术救国，且与傅斯年一样，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1936年，顾颉刚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说到：“百年以来，东邻西邦之研究吾史地与社会者踵相接，仆仆道途，皆搜觅其所欲得者以去，孳孳焉究而察之，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其谋国者遂得藉之以设施其政治计画，而吾国为之大困。夫一国之学术界既皆梦梦若老妪小儿，不识其稍远之街巷，虽有贤者居位，欲大有所作为，而无从得学者之辅助，终惟咨谋于贪猾之吏，政与学相离绝，国土安得不拱手而让人，此则于创深痛剧之时所当猛自省而严自尤者矣。今日国事之屯邅为有史以来所未觏，崩压之惧，陆沉之危，儳然懔然，不可终日，吾人所负之责任遂极有史以来之艰巨。夫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故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45)可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展开，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服务于维护民族整体生存和国家疆域完整的现实意图。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引起中国史学界一番讨论。该文是顾颉刚接到傅斯年讲日本人分化中国为多民族以谋侵略的信件之后，“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扶病命笔的。开篇即言：“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指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中国人自古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清季的革命起于汉人从满人手中夺回政权，当时的志士鼓吹的是‘种族革命’，信仰的是‘民族主义’，无形之中就使得‘种族’和‘民族’两个名词相混而难别……于是五大民族之说持之更坚”。“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所万不能容忍的”。(46)该文发表之后，张维华、白寿彝致函顾颉刚，表示支持，费孝通则写文商榷，顾颉刚再发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做答。(47)翦伯赞的看法大致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命题在提出时，就包含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思，而少数民族是客观存在的。他引出顾颉刚的下面这样一段话：“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他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言语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识而造成的。”据此，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把民族本身当作了“心理现象”，而民族却是“活生生的行动的人类集团”，是有物质基础和共同的经济联系与共同利害关系的；而且，顾颉刚也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把国家组织作为造成民族的因素之一。翦伯赞引用斯大林著作中的主张，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范畴。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而只有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任何其他的种族都被当做‘夷狄’而排斥之。民族主义在中国之第一次提出是孙中山先生，实际上，中华民族在中山先生的历史时代也才有形成的可能，至于顾颉刚先生认为在秦以前，中华民族就已形成，这是非常错误的”。(48) 参酌前文可知，翦伯赞所说的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后才出现的“中华民族”，其实是nation意义上的民族，即国族。顾颉刚所说的“中华民族”则与资本主义无关，也不是一个晚近历史上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在悠久历史中早已形成的。翦伯赞的批评显露出顾颉刚民族概念过分强调意识、情绪的问题，也显露出其故意强调古已有之的中华民族之整体性以号召抗战的情结，但翦伯赞论说中的“民族”既被用来指早就“客观存在”的“少数民族”，也被用来指资本主义侵入后才形成的“中华民族”。他们其实都没有对作为ethnic group的民族与作为文化社会政治共同体的nation即国族之间的关系做透彻的论说。如果将二者明确区分就会看到，民族早已存在，既有物质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也有文化的纽带；而国族则虽在资本主义侵入前已经略有形迹，但确是在遭受西方冲击以后迅速整合的，与现代社会思想、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密切关联。翦伯赞是当时逐渐在史学界获取主要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关于民族的论说，以及与他的主张基本一致的人类学家费孝通的相关论述，在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看待民族与国族问题的主流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