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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族意识与当代中国历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学者范文澜在1945年编写完成《中国近代史》，1947年在延安初版，1949年修订再版。该书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国近代史的叙述线索，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革命、改革是全书的基本内容，近代历史的其他诸多方面涉及不多。(49)这样，国族情怀自然延伸到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学发展中，但无论“国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在历史学话语中，都不是被使用的主要词语。替代其话语位置的是爱国主义(patriotism)。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都是特定人群对其所归属的社会共同体的强烈认同心理，偏重于以国家为原点的，称为爱国主义；偏重于以民族为原点的，称为民族主义。在国族的层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所指对象其实是同一的。至于讨论国内ethnic group关系时所说的民族主义，单指少数民族或汉族本位的认同心理，与国族主义原非在一个层面，也容易区分。如前所述，在20世纪前半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个正面词汇使用。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族”概念在以往虽然被考虑但并未特别凸显的另一重含义，即关涉国内民族的含义有所凸显。这时，“民族主义”会提示国内各族人群之间的差异感并产生认同困惑。虽然这种心理通过国家认同得到包容化解，但在历史叙述中，依然有时成为问题。如岳飞这样抗击“异族”者是否是“民族英雄”，就在史学界产生了分歧。现代“爱国主义”内涵明确，但古代有没有“爱国主义”？内涵如何？这也产生一些歧义。20世纪中后期，“汉民族形成”曾经作为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得到大量关注。其核心问题和努力的目标，主要在于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体系中理顺早已有之的“民族”与现代国族即“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 在抗战时期的讨论中曾发表重要见解的费孝通在1988年重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民族、国家的主张。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50)他还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回顾了1939年他看到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时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51)费孝通其实看到，从学术角度说，顾颉刚“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并且也称之为民族了”。(52)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本文开篇处所涉及的将“民族”与“国族”混淆使用造成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看到这种概念使用带来的尴尬，但他提出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体，也是多元”的主张，其实是在对“民族”做两解的使用，提供了现实中较为得体的表述路径，却并没有直接化解顾颉刚遇到的问题。这种情况，凸显出从理论层面彻底阐释国族与民族的区分与关联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曾为费孝通老师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意见其实更具远见：“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53)“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近世所谓民族国家，自有此二者之别……考此主义之由来，实系一种反抗运动。民族性被虐待，或国民性受压迫后，骤然兴起反抗，图谋独立，保全自由……故民族性之真正要求，非独立也，乃自由也，自由其目的也，独立其手段也，非为独立而独立也，乃为自由而独立也。今之人舍本逐末，竞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宜其思想之混乱也……吾且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以其可为实现国际主义最稳健之途径。由个性而国性，由国性而人类性，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54)他的远见在于能在国族竞争普遍的时代看到国族的本质和历史性。民族、国家、国族之建构所以有意义，在于其为人类社会和平合理的发展提供在区域的、较小规模人群组织为单位竞争发展阶段的秩序架构，而其将来，则当逐渐进入“国际主义”的秩序状态，而一民族一国家并非通例，也非通理，多民族若能组成文明、合作精神更高水平的统一国家，自是更值得追求的。 世纪之交，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出版。这是现代史学兴起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史。该书导论第一章题目即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充分显示出国内民族关系和国族统一性在世纪末历史编纂学中的突出地位。该章开篇就引述了斯大林对民族的四要素定义，并援引杨堃在1953年发表的文章主张说：“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也是根据这四种要素来进行分析的，但是，泛称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发展，而不是专指近代民族。”(55)这既显示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在中国史学界一直具有强大影响力，也显示出斯大林定义在运用到中国历史叙述时带来歧义，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一直在努力化解这类歧义。白寿彝主张，在叙述古代历史时明确使用“民族”概念，把“民族史”书写回溯到中国史学史的早期，批评大民族主义，强调从“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角度来书写新的中国历史。 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直接强调“民族主义”的现代价值。如：“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既是召唤中国现代宏伟变革的一个决定性力量，也是为同一个时代保持传统中国特性的一大载体。”(56)“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东北亚地区也不例外。东北亚三国都面临着社会转型，而民族主义是各个国家社会转型期争取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同时，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民族认同感的基础。提倡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巩固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意识，有利于民族自保和发展。”(57) 由于国族主义是在被称为“近现代”的历史时期展开的，在该时期历史的叙述中反映得比较直接。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叙述中被称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作为社会改造障碍和对象的帝国主义是这一时代历史叙述中威胁、剥削、试图肢解作为国族的中国的外部势力，封建主义则是全部中国本土负面制度、传统的代名词。正如国族主义的兴起有切实的社会历史依据一样，这种历史叙述也能够揭示该时代大量历史现象和演进历程的内容与本质。同时，当这种模式被作为一种统摄性的方法、视角时，大量历史内容也会被忽视，被看作不重要的东西，也有一些历史内容在被纳入这种叙述框架时被或多或少地歪曲。例如，当反帝反封建为近代历史叙述主题时，近代经济史就不受重视。1981年，刘大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指出中国近代史领域“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是经济史研究。其后，经济在近代史叙述中才受到更多注重。另一个事例是关于义和团叙述的改变。在20世纪50到80年代的大约40年间，义和团运动被作为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运动来叙述。1980年，《历史研究》发表王致中的文章，题为《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此后的历史叙述中，“义和团”就常与“蒙昧”“排外”联系在一起。(5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