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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容器的“组合”，一般是指不同用途、不同器类的器物经常在同一考古单位共生，形成一种较固定的配置形式。殷墟青铜礼器组合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铜器组合提供了墓葬等级、时代和墓主人社会地位等重要信息。但是殷墟墓葬青铜器随葬习俗的背后，应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信息。据我们观察，商墓中经常出现“多套觚爵”的现象，但是某些墓葬中的“多套觚爵”是若干套形制一模一样的觚、爵，而在另一些墓葬中则是数套形制不一样的觚、爵。在某些商墓中，用于随葬的青铜器，无论其器类如何不同，制作技术和造型风格却完全一致。而在另一些墓葬中，则可观察到多种风格不同的青铜器共存。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可能存在于同一“组合”之中，或者在同一“组合”中可能包含风格完全不同的青铜器。同样，我们在商墓中还经常发现不同铭文的青铜器。一方面，相同铭文的青铜器可以跨越器类；另一方面，同一器类的青铜器铭文又可以是不同的。 上述现象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同一墓葬的青铜器来源是否单一，而不同风格、不同铭文的青铜器是否代表着不同来源？显然，随葬品研究中，青铜器“组合”的背后还存在更深层的问题。 青铜器来源“构成” 青铜器来源“构成”是相对于“组合”提出的一个概念，来源“构成”是比“组合”更深入、更动态的研究。来源“构成”描述的是墓葬随葬品中能够观察到的“面貌”（或称“风格”）相近的一批或多批青铜器，通过“纹饰”、“铭文”、“摆放位置”、“技术”这四个主要方面来研究其来源和配置。来源“构成”反映的是死者生前的事功经历、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属关系），背后体现的则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政治理念等多种因素。其中，根据生者与死者的关系，青铜器所涉及的人物身份又可分为作器者、献器者、受器者、器主、制器者这几类。 殷墟某些墓葬随葬的“成套”青铜器（组合）中存在不同的“批次”（构成）。不同批次的青铜器风格、铭文往往不相同，而同一批次的青铜器不仅风格相同，而且铭文一致。由风格相同可知，同一批次青铜器可能由同一作坊在同一时间段制作，即有相同的制器者；由铭文相同可知，同一批次青铜器可能有相同的作器者。因此，同墓中出现不同批次青铜器的原因可能是制器者不同， 或者是作器者不同。此为“多来源”型青铜器。但是，也有不少墓葬虽然出土青铜器数量较多，也存在多套的器物组合，但是这些青铜器风格和铭文完全一致，推测作器者、制器者相同，而且作器者可能就是墓主本人。此为“单一来源”型青铜器。 典型墓葬分析 （一）单一来源型 即墓葬出土多套器物组合，但是器物风格一致，铭文仅一种，因此其制作时间大体一致，作器者应相同（往往是墓主本人），来源单一。此类墓葬有大司空M303、郭家庄M160、戚家庄M269等。现举大司空M303为例加以说明。 大司空M303出土青铜容器39件。其中方鼎、分裆鼎、扁足鼎、簋、卣成对配置，除盉、觯、盘、斗未发现铭文，其余铜器铭文均为“马危”。年代为殷墟四期。从器物风格来看，该墓青铜容器均为殷墟四期偏晚阶段的器物。从风格来看，该墓全部青铜容器制作时间应该是同一时段，且都是为墓主死后而专门制作的明器的可能性较大。该墓青铜容器的器类可视为殷墟四期墓葬随葬青铜器组合的基本配置形式。 从铭文来看，该墓青铜容器铭文单一，但是字形有所不同。推测不同写法的铭文可能出自不同制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对的卣中，卣M303∶119器盖与卣M303∶120器盖所铸铭文字形相同，器身亦然。推测两件卣的器盖为同一批次制作，器身则为另一批次。可能当时存在成对或多件器物批量制作的高效方法。觚、爵中各有一件铭文为阳文，虽然爵铭不甚清楚，但推测这两件觚、爵同时制作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从铭文字形来看，这批青铜器虽然铸造于同一时段，但是具体制作者（或作坊）以及制作时间可能存在差异。 从该墓的器物摆放位置来看，青铜容器主要置于墓主头端，其中食器和酒器、炊器分开放置。墓中全部器物按功能摆放，与其来源似无必然联系。 （二）多来源型 此种来源“构成”情况复杂，有作器者相同而受器者不同，如殷墟西区M1713；有受器者相同而作器者不同，如妇好墓；有作器者相同而制器者不同，如刘家庄北地M1046。 殷墟西区M1713墓出土青铜容器17件。铭文多样。年代为殷墟四期晚段。根据器物风格及铭文内容将该墓青铜容器分为四个批次，各批次在铸造时间上应是相近的，但是通过对铭文字形的观察，我们推测同一批次的器物可能来自不同的制器者。从器物摆放位置来看，该墓青铜容器主要放置于墓主头端，且分为食器和炊器、酒器和水器两个区域，同类器位置邻近。墓中全部器物按功能摆放，与其来源并无必然联系。 妇好墓（小屯M5）墓共出土完整的青铜容器约208件，其中有铭青铜容器共约190件。妇好墓青铜容器的来源有武丁赏赐或以武丁为核心的王族成员所作的器物；有妇好生前为他人所作的祭器；也有其他贵族进献的器物。各种来源的青铜器数量、器类不一，但是配置在一起形成妇好墓完整的青铜容器组合。从器物摆放位置来观察，随葬青铜礼器的位置与献器者和墓主生前的亲疏关系及献器者自身的地位有关。 刘家庄北地M1046墓出土青铜容器33件。该墓全部青铜容器主要分为两个批次：殷墟风格器物和西周早期关中风格器物。该墓年代属于殷墟最晚阶段，器物组合明显受到周文化影响。而同为殷墟风格器物内部也存在年代早晚的差别。推测该墓青铜器应有一部分为墓主生前就已使用，与大司空M303全墓均为明器的情况不同。从铭文字体来看，该墓铭文内容单一、字形也较为一致，根据铭文无法再将铜器区分批次。再从铜器的摆放位置观察，该墓青铜容器主要集中于墓主头端及椁室南壁。食器、酒器、水器似分开放置，墓中全部器物均按功能摆放。根据铭文可知，M1046出土青铜容器作器者是相同的。但该墓青铜容器的制器者有所不同，器物存在风格上及批次上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器物铸造时间或工匠的不同，可能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关。 综上所述，来源“构成”的本质主要是对器物的风格、铭文、工艺（主要是青铜器成分、微量元素）进行分析，追溯器物来源，进而探究来源背后的社会关系。最为直接的体现是，同墓青铜器的作器者、献器者不是单一的。随葬青铜器能够分批次，体现的是下葬过程中的隆重送葬行为。这一行为在“多来源”型墓葬中较为明显。青铜器的来源越丰富，说明墓主生前的社会关系网的复杂程度越高，而所处的社会关系越复杂，说明墓主的身份、地位越高。其来源的丰富性仅存在于制器者不同、分批次制作，器物摆放也只根据器物功用而已，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远不及高等级者。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