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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落并列与东西分管体制下大头目的权力行使 大头目与其他部落头目在草原占有、头目承袭、贡马交纳等重大事权上是平行分治关系。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说裕固族有七族，设有正副头目，可知很早就实行头目分治。大头目家只占有裕固族草原的一部分，这从康熙三十五年令牌即可见出。此时大头目在罗儿家，大头目的草原只是罗儿家一个部落的草原。大头目离开罗儿家新建自己的部落后，其草原也另有界线，与相邻的四个马家、东八个马家划然有别。1915年甘肃提督换发草原执照，大头目的名字与梨园营所辖各部落头目的名字一并开列，表明大头目并无支配裕固族全部草原的权力。各部落的草原执照也是分别发给的。1958亚拉格家头目安进朝向民族调查组描述过清朝执照的样式：“是缎子制的，上面刻着大印信，写着满汉蒙藏的文字。”安进朝见过的执照应当是亚拉格家的执照，样式与康熙三十五年大头目执照完全相同。在权力继承制度上，各部落头目均为世袭制，承袭时自行呈请驻军机构报部备案，不必经过大头目。如光绪三十二年罗儿家头目阿旺达丹报请承袭，1917年五个家头目安吉龙由甘州驻军报部承袭备案，都是如此。⑤各部落向朝廷所纳贡马也是自负其责，按定额分头征收，“汇纳梨园堡都司收牧，以作甘、肃两镇添补营马之用”。可见，大头目在基本制度层面并无总制权，各部落平行分治制度从清代到民国时期未有变化。 高自厚将裕固族社会制度定性为大头目总管之下的七族联合制。他认为，受七族联合制的影响，加上裕固族分属甘提肃镇衙门，形成双轨制的隶属关系，削弱了“七族黄番总管”的职权。“总管的权力不大，尤其至清末，总管只是名义，实际管辖的不过是‘大头目家’这个部落”。此说揭示了裕固族部落头目权力分行的特征，值得肯定，但不足之处是对大头目的总管权力评估偏低，且失之简略。裕固族作为一个有共同历史命运、聚族而居的游牧民族，部落分治只是保证其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支点。有了部落划分，就有部落关系需要调处。裕固族与周边河西农区和青海蒙藏牧区的关系也需要调处。在传统的羁縻制度下，这些族内族际关系的应对主要靠裕固族自身来解决。作为“七族黄番总管”的大头目，其高于部落头目的权力便与此相关。大头目既是大头目家的部落首领，又是七族总管，一身而二任焉。大头目拥有“七族黄番总管”和“总王大头目”的称号，虽然是一种民间叫法，但绝不仅仅是一种名义和美称。大头目的总管权来自裕固族历史旧惯和内部需求，因而有其实质内容。“七族黄番总管”和“总王大头目”的权力得到裕固族内部的广泛认同和长期尊奉；从外部观察，“七个部落有总的政治领袖，号称‘大头目’”。大头目拥有总权力是保证裕固族社会正常运转的另一个支点。各部落头目行使其固有权力和大头目享有总管权威是并行不悖的。 “七族黄番总管”的管辖半径不仅覆盖了东部五族，还以“大头目摄政”的形式辐射到西部二族。裕固族住牧区东西跨度大，为便于管理，清廷分设东部甘肃提督梨园堡都司和西部肃州总兵红崖堡守备两个管区。头目承袭、贡马缴纳都是分区进行的。裕固族大头目驻东部，对梨园堡五族的联系和管辖易于推展，而与西部红崖堡二族的联络则不免松弛。为平衡东西管控力度，大头目采取了在西部亚拉格家常设其代理人的办法。这就是亚拉个家“大头目摄政”及其部落的由来。据传说，“以前亚那个家住在现在的明花区明海乡（东海子）地方。大头目家却住在今天的金泉区亚乐乡（原大河区韭菜沟乡），大头目原来的住处正是今天的长沟寺。后来有一位亚那个喇嘛（一般称为四喇嘛）带了十余人向大头目要求，在他的住处修建一寺院，大头目答应了，便迁移到便于管理所辖部落的中心地方。迁移时有柯、安、郎三个姓的十五户，没有随着迁走，留居原地，由大头目家的社正（应为摄政）头目管理，但每年须向大头目交两个茶马。后来户数减少到六七户时，改为每二年交一个茶马”。②这是一段很珍贵的史料，虽然是传说，但也透露出有关大头目驻地演变和摄政头目来历的线索。大头目原驻长沟寺，后来迁至牛心墩滩，这完全有可能。因为大头目所在的罗儿家和亚拉格家等部落一样，都是从嘉峪关外迁到肃州附近，再迁至榆木山并向南扩散的。罗儿家头目迁居仄棱（今海牙沟）之前，有可能在榆木山下的经窑寺附近（冬场）和拜浪河上游的长沟寺一带（夏场）住牧过。至于摄政头目及其部落之所自，有可能是大头目南迁时留下来的，因为榆木山一带是裕固族的根本重地，大头目派亲族人留守有保护祖地的意义。但更有可能是康熙三十五年后裕固族部落重组时大头目向亚拉格家分遣的。嘉庆二十年（1815）所立长沟寺（在亚拉格家境内）建寺碑所记赞助者名单中有“大头目摄政四毛兰咋什牙”一名。可知“大头目摄政”是固定用法，摄政一词来自汉语，就是大头目代理人或全权代表的意思。既然是“大头目摄政”，理应就是大头目指派的。裕固族民间也有“他们（指摄政头目部落属民）是大头目派往亚乐格和呼郎格部落的人口”的说法。据此可判定，摄政头目作为大头目在西部亚拉格家、贺郎格家代理人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乾隆后期，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两度赴祁连山北麓裕固族、藏族地区巡游。他第二次巡游时曾在长沟寺向亚拉格家头目贡保敦珠等男女信众传授闭斋仪轨，随后到了安江总头目贤巴丹增家。藏文史料《土观却吉尼玛传》生动记载了土观活佛访问贤巴丹增家的一幕。“大师到了安江总头目贤巴丹增的帐篷门口时，贤巴丹增十分惭愧地对大师说：‘我虽为头目，徒有名声，家境十分困难，不敢把大师您让进帐篷，只好在门口铺上毡衫，恭请大师您上坐。’大师答道：‘把施主与帐篷分为优劣十分不妥，应该一律平等，我却要进你的帐篷一坐。’说着大师走进贤巴丹增简陋的帐篷，喝了他家敬献的酥油茶”。安江总头目贤巴丹增应当就是大头目摄政。裕固族头目都姓安江氏，摄政头目也不例外。安江总头目贤巴丹增绝对不可能是裕固族的大头目（总头目），因为大头目帐篷在牛心墩滩，不在亚拉格家，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安江总头目”一词有可能是安江总头目摄政的省称，也有可能是藏语误记或汉语误译。三世土观活佛第二次巡游祁连山北麓大体是在乾隆五十一年左右，从时间先后看，他所见到的贤巴丹增应当就是《长沟寺碑记》中大头目摄政四毛兰咋什牙的前任。《长沟寺碑记》将大头目摄政四毛兰咋什牙的名字列在亚拉格家正头目、总圈头、副头目、五个家正副头目之后，反映出“大头目摄政”只是分行大头目一定事权而不具有大头目同等地位的特点。大头目摄政主要起着一种代表作用，重要事务还得请大头目亲自处理。大头目摄政有自己的小部落，号称“摄政”部落。民国时期摄政头目已处于不管事的状态。摄政头目与裕固族的封建历史相始终。1950年8月亚拉格家的住户名单上仍有“安德福”（摄政正头目——原文注）这一特殊的名字。1958年裕固族历史调查组访问过安社正其人，安社正即安摄政，指的就是安德福。 作为“七族黄番总管”的大头目在拓展裕固族住牧范围和防守重点草原边界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大头目家与曼台部落的关系便说明了这一点。1916年甘肃提督焦大聚颁给曼台头目的执照称：“兹据梨园堡黄番总头目贯布什加禀称：据本族分住古佛寺供奉香火蔓台部落头目回称，番目安插古佛寺一带历有年矣。”可知曼台部落是大头目派驻的，是大头目家的下属小部落。曼台部落在黑河上游大拐弯处的古佛寺，与大头目家之间隔有九个大坂（属东八个马家），俨然大头目家的一块“飞地”。古佛寺及其东西的野马川、野牛沟（八字墩川）本是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牧场，雍正元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划为国家空地，乾隆朝在此举办甘标马场。嘉庆末年起青海贵德一带的藏族部落不断北上抢掠，甘标马场解散，裕固族顺势向南扩展，占据了八字墩川和古佛寺周围地区。道光二年（1822）十月，那彦成奏称，“复接据甘州提臣齐慎呈称：前接臣安卡之札，即令守备爱隆阿带兵五十名至边外古佛寺一带侦探防守，九月二十一日爱隆阿行至夹道河，有黄番阿羊抛等禀知被贼百余人抢去牛羊，爱隆阿即蹑踪赶至黑河东岸”。夹道河属于古佛寺地区，可知至迟到道光二年大头目的管辖触角已延伸到此。 古佛寺缘何不归地界毗连的东八个马家而要归百里之遥的大头目家直辖，原因在于这里一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盆地，气候温暖，宜农宜牧，自然条件优越。二是这里地处裕固族草原的东南角，是深入青海地区的一个突出部，交通位置重要。三是这里地接青海阿力克藏族和默勒扎萨等蒙旗，界务纠纷较多。职此之故，大头目要亲自来管辖这个部落。曼台部落只设副头目，正头目由大头目兼任，曼台部落的副头目又在名义上兼任大头目部落的副头目。之所以采取这种交叉管理的形式，是“因为这里是与青海交界的地方，位置重要，以镇守边界”。曼台部落裕固语叫囊素鄂托克，意为囊素的部落，即大头目的部落。裕固语也称曼台部落为鄂金尼鄂托克，意为“主人的部落”。这个主人显然指的就是囊素（大头目）。大头目直辖古佛寺这一重要前沿地区，是其拥有裕固族“七族”总管权的重要体现。 民国初期，裕固族头目的承袭仍循清朝旧制，由甘肃提督（后改甘州镇守使）和肃州总兵（后改肃州镇守使）咨保蒙藏院发给札付。1925年国民军入甘后，“该地头目，或由甘、肃驻军委任，或由青海土观呼图克图、夏洛瓦呼图克图授予职衔”，“行政系统，殊感紊乱”。“青马”军阀利用青海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和广惠寺夏利瓦呼图克图在祁连山地区的宗教权威，强行改变裕固族权力体系，培植自己的代理人。1925年，夏利瓦呼图克图封康隆寺管家喇嘛爱罗为千户，代理大头目安贯布什加的职权，河西“青马”驻军旋予以加委。土观呼图克图亦封亚拉格家正头目安进朝为千户，总辖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和五个家三族。这样，裕固族地区被两大千户东西分治，裕固族的管辖实权落入“青马”手中。大头目的“七族黄番”总管权被剥夺。要说大头目大权旁落，势力凋丧，莫过于这个时期。这一时期分解大头目权力的还有张掖、临泽等县的汉族大商人、大矿主。如临泽南台子人张怀志、张掖海家寨人阮进益在大头目家、四个马家等草原上开设煤矿，蓄养牛羊，经营商业，掌握了这里的经济命脉。他们进而染指部落权力，连大头目也奈何不得。1943年1月临泽县准备对原梨园营所辖五族进行编组管辖，拟定的“南山七族番民整理委员会”名单中，担任副主任委员的就是大矿主张怀志。四个马家“因头目无人承袭，头目权现由新徙汉人代行”。B10这个汉人指的也是张怀志，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大头目虽然权力中道沦落，但他在裕固族社会中的威信仍在。1941年河西“青马”军队返青后，河西政治重上轨道，裕固族“两千户”变成历史。大头目这时已回到裕固草原，重新理事。1943年1月，他派代表贯布参加了在马蹄寺召开的祁连山藏民代表大会。这是祁连山北麓裕固族、藏族团结自保、共商发展出路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裕固族地区管辖改制的纷争中，大头目一直处在焦点位置，被视为裕固族“七族不分家”的“救星”。1943年1月，临泽县组建“南山七族番民整理委员会”，即以七族中“最有信仰之安大头目为主任委员”。B121946年9月，甘肃省府编查祁连山边民区域保甲户口督导专员杨景明经过调查，发现裕固族“七族”为一整个部落，共同服从大头目安贯布什加，遂临时改变省府分县管辖的成案，决定由临泽县设一乡或一直属保进行管辖。他把获取大头目的支持视为此举能否成功的关键，派人到九个大坂特邀大头目到梨园口商议。“现时大头目为解决此事之关键，如一二日到达梨园口，职即返去，作最后之努力”。10月3日，大头目到梨园口，遂由杨景明主持召开裕固族头目会议，决定裕固族“七族”整编为一乡六保，由安贯布什加任首任梨园乡乡长。1947年4月3日，亚拉格家头目安进朝要求裕固族一致归张掖管辖时说：“查我祁连山黄番七族，由大头目安贯布释迦一人总辖，虽曰七族，实为一家，不容划拨分散。”4月20日，贺郎格家头目安玉才也致电甘肃省府主席说：“虎狼个家与亚喇个家地势天然，绝不能分别，而且原尊大头目为领袖，一旦划分，对于推行工作，有碍进展。”4月30日，西八个家牧民杜寅虎等7人向张掖县府呈称：“查我西八个马家为祁连山黄番七族之一，向由大头目管辖，从无分别之先例及事实。”5月2日，张掖县府也致电省府说，裕固族“其原始来历仅有大头目家一族，后以人口日繁，始有七族之支派，而统制权仍由大头目掌握。以故他族对大头目之崇拜服从，如汉族之事考妣，有须臾不可分散之遗传性”。虽然各方对大头目的推崇都有其实用目的，所说不乏言过其实之处（如说裕固族原始来历仅有大头目家一族等），但情见乎词，从中可看出大头目的总管权威是谁也无法替代的。 只要未产生高于部落权的有效新权力，大头目的总权力就有效。民国时期，由于“青马”的介入和沿山各县商人矿主力量的渗透，大头目的总管权一度被取代过、分解过和掩盖过，但从未失去过。在寻求裕固族团结自治的过程中，面对分县管辖的不利局势，大头目的总权威一再显现。大头目一度出任梨园乡乡长，以新的姿态行使总管权。因此说大头目总管权被弱化是正确的，但说其“后来势力逐渐缩小，只能管辖讲恩格语的几个部落”则是不确切的。在裕固族地区管辖改制过程中，大头目的地位应当是上升而非下降了。当然也必须看到，在裕固族地区“改土归流”，实行省县一体化和政权民主化是历史潮流。大头目在此潮流中失去其封建总管权是必然的。 裕固族是我国“一个民族说两种语言”的民族。这一现象长期吸引但也不时困扰着中外学界。通过对裕固族“七族黄番”概念的考察，可以明确回答说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的两种语言群体是一个整体，属于同一个民族。大头目来自罗儿家，与作为回鹘汗室“药罗葛”家族后裔的亚拉格家没有关系。这反映出说蒙古语族语言的一系在东迁时及东迁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一个侧面证明大头目以奄章为始祖，直承罕东左卫都督日羔剌而来的说法是正确的。大头目的总管权不是象征性的，而有其具体功能和特殊形式，有效地维系了裕固族东西一体的社会结构。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