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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部文化与传统史学的关联 问：从学科分类角度而言，中国古代文化也可以称作经史子集四部文化，四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您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用四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史学，并对史学与四部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诸如经与史、子与史等等之间的关系作过一系列论述，请您具体谈谈四部文化与传统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这不仅是图书目录上的分类方法，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存在形态和重大特点。民族历史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四部文化形态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四部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来实现的。经、史、子、集虽然是中国传统文献的不同类别，但彼此之间并非互不相干。相反的，它们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史”与其他三部，尤其是与“经”和“子”有着十分深厚的因缘。 从文献学的发展来看，先秦时期史书与其他文献是混沌相错在一起的，共享同一个源头。从汉代刘向、歆父子作《别录》和《七略》、曹魏荀勖因《中经》作《新簿》、王俭作《七志》，到《隋书·经籍志》，史学最终发展成独立的学问门类，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当中情况也很复杂，但史与经、与子之间的渊源从未断绝，这一点仅仅从经、史、子部文献的归属就可以看出来。经、史、子部典籍的归属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经学典籍从六经发展到十三经，“春秋三传”之一《春秋左氏传》本是史，《论语》、《孟子》起初是儒家子部作品。由此可见，经、史、子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可以互相融合和分离。 历代史家重视探讨经与史、子与史的学术渊源。《隋书·经籍志》就认为“经籍源于史”。《史通》则认为古今史著可分六家，其中属于经学的《尚书》与《春秋》也是其中两家；《编次》篇中还有“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之语，阐明了经学元典与后世史学的承继关系。到了清代，对经史同一性的讨论更加热烈。钱大昕表示：“经与史岂二学。”（何元锡：《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三《策问》）崔述认为：“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崔东壁遗书》卷三《洙泗考信余录》）然而其中影响最大者当属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他在“道不离器”的原理指导下，认为六经是古代先王的政典，是“史”，都是内蕴于人伦日用中的经世学问；“《春秋》流为史学”，后世的史学是《春秋》发展演变而来。子学同样与史学紧密相连。从六经的原始状态来看，“六经皆史”也可以说是“六经皆子”；诸子争鸣激发的思想碰撞促进了史学，尤其是历史思维的发展和更新。 另外，古代史学家往往一身多任，历代优秀的史家，也是思想家，是经学发展者，是子学中的贡献者。比如司马光，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大史学家，还是大易学家，同时也是北宋“六子”之一。这就从学者的知识结构上，直接证明了四部文化的紧密联系。 问：在传统四部文化中，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相对更为密切。而《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您经常谈到易学对于中国传统史学有深远影响，而且也有这方面的研究专著行世，能否请您具体谈谈易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究竟有何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从易学与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两者扭结在一起，互相影响，不能分开。先秦时期，史和卜筮有着不可分离的干系，作为解说卜筮结果的《周易》也与“史”的活动联结在一起，成为史官观察社会、解说历史的思维逻辑依据。具体来说，第一，史官精通《周易》是自己职能的需要。史官的工作大多与卜、巫、祝有关，与占筮有关，《左传》定公四年就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等相关记载。这种职掌决定了史官有精通《周易》的需要和条件。第二，史官保管《周易》，并运用《周易》解释历史变化。《左传》昭公二年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韩宣子到了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史官有保管《周易》的责任。史官用《易》解说时事吉凶、政局前途，这在《左传》的不少篇章中都有体现。因此，“以《易》说史”正是当时的风气。第三，史官本身也是《周易》的创作者之一，史官们用“史”的内容丰富了《易》的理论、提供了《易》的史事支撑。总之，先秦易学与早期史学纽结在一起，产生了以易解史、以史证易的史官文化特点。 到了汉代，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记》标志着“史家之言”的形成，其中也离不开易学。《太史公自序》中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由此可见，唐都天官学、杨何易学和黄子道论构成了司马迁家学的三个主要来源，易学即是司马迁家学之一。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的嘱托，希望他可以“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是将“正《易》传”放在首位的。可见，易学在司马氏家学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读《史记》也会发现，易学的影响渗透在整个历史撰述之中。比如，司马迁以《易大传》的通变思想观察社会历史，把历史作为一个变动的过程，力求把握其始终；将“盛”和“衰”作为互相转化变动的方面看待，“见盛观衰”；兴衰变动是“人事”的作用；重视“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如此等等。 此后历代史家也都普遍重视易学，汲取《易》的思维思想，用《易》理指导自己去思考历史、编撰史书。比如班固的《汉书·五行志》对京房易就十分重视，并且运用京房易对历史变化作出解释。荀悦与荀爽的易学相通，荀悦在《汉纪》中论史反映出易学的印痕。袁宏援玄解史，易理成为他评论历史和人物的基础。两宋史学总结历史盛衰的经验教训，以易学理论解说历史变动，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欧阳修、司马光、李心传、李焘、李光、杨万里等都是代表人物。清初王夫之的易学，构成了其历史评论的重要依据。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几乎无不通晓《周易》，他们对于易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易》的思维术可以用来作为史家们认识历史、记述历史的指导思想。 问：您不断强调《周易》的思维术对于史家的影响作用，肯定《周易》对传统史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历史思维上，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意识无不渗透着《周易》丰富的思维术。请您从历史思维的角度再具体谈一谈易学与史学的关系。 《周易》的思维术对于传统史学历史思维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其中最为卓著的当属“通变”的历史思维。这种通变思维一是强调历史的相因相依关系，二是强调“变”。《易传》将其思想集中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的通变思想被运用在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通变的历史思维，大体应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有变化才有历史。《易》的作者通过观察自然和社会发现，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在变化中生长消亡，有变化才可能有事物的历史。第二，事物的历史运动在互相联系中向前发展。事物的历史过程是盛衰的过程，“盛”与“衰”互相包含转换，“盛”中有“衰”，“衰”可复“盛”，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循环。第三，有了通变的历史思维，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便有了可能，所谓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等阶段的区划，具体地体现出历史既是贯通，又存在不同的“变”。第四，历史是“人”的历史，对历史的认识也是由“人”完成的。第五，通变的变革观。变革只有以“通变”的精神行事，才能有所成效，《易传》有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即通过改变社会中不合时宜的东西，使之运行顺畅无阻，使人民安居乐业。 应该说《周易》对历史思维的影响和塑造最鲜明地体现在通变思维上，除此之外，易与天地准的思维、“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思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等等，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周易》给中国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开启了史家深化历史认识的途径，易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思想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要努力探讨易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要揭示在易学发展过程中，《周易》的思维方式对史学所产生的震撼。 问：您刚刚从文献学分类、学术史表现以及史家多重身份几重角度，阐述了史学与经学、子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详细谈了易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及易学的通变思维对于历史思维的影响。现在能否请您总结一下，四部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传统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概括来说，传统经学和子学对于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供了对历史运动解释的思维路径，包括历史变动的三统说、五行运转说等；二是成为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依据，如《春秋》笔法、史体史例的规定等；三是提供评论历史兴亡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尺度。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考察。 我们注意探究四部文化形态对传统史学的影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告诉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学，不能局限于史部文献之中，必须扩大视野，以四部文化作为历史认识的文献基础；不能局限于历史思维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要有四部文化思维意识，充分认识到四部文化思维对于传统历史思维所产生的影响，否则就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史学与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