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问：如今世界面临全球化趋势，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如何在坚持民族特性基础上进行创新，并且融入世界史学发展的大潮之中？ 治史首先要有为民族伟大复兴大担当的自觉意识，要有大视野。全球化趋势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化趋势，不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而且在政治、文化、科技、信息、生态各个方面都已反映出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历史学要适应时代，首先必须开阔视野，以世界史眼光研究历史，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史学思想史。 对中国史研究来说，应当在世界进程中来思考。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在全球变化中向前发展的，中国与其他国家影响是双向的互动。这种情况到了近代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甲午战争影响中国，也影响日本的历史走向，并且对以后世界历史的变化埋下伏笔。诸如此类问题只能从全球化趋势上作出说明。当代史的考察也要有世界史的眼光。在全球化趋势下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相互影响将更为密切。写当代史，以及写中华民国史、大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他各种相关的史书，都要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进程中来思考，从全球化趋势、从世界历史进程当中进行研究。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以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思想制度等的研究，都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以世界史的眼光进行观察，加以分析。 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也要有世界史的眼光。全球化趋势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联系的增强，是一个过程、潮流，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它对于我们思考历史理论、反思史学都是有意义的，史学工作者应当注意这种趋势，讨论这种趋势对新时代的史学的作用，从而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世纪之交的世界史学思潮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影响应当更加受到重视。近几十年中，西方历史科学有三大新潮流：社会史潮流、文化史潮流和全球史潮流，它们对于历史思维的发展来说，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 问：这种世界史的眼光应该如何培养呢？ 我认为，要培养世界史的眼光，首先要努力吸收外国史学的优秀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成绩的，大量的精品评介、译述出现，这对于我们拓展视野十分必要，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是不够的。我们总结外国史学遗产，为的是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实现创新史学的目的，那么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的更新就显得更重要了。因此，从思维角度探究中西文化思维上的差异，也是创新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有效途径。通过中西对比研究，能够了解中西方在思维上的不同，更直接地体会本民族历史思维的特点，需要在未来的学习和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其次，加强学术交流，开阔学术视野。我曾于2008年3月到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叶文心教授，她是该校东亚研究所第一位亚裔所长，也是第一位女性所长。在该所，我作了《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Rethinking about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China）的讲演，并就有关史学思想问题与叶文心教授进行了数次交流。同年4月，我到哈佛大学拜会了柯文（Paul A. Cohen）教授和林同奇教授，就学术问题作了长谈。回国之后，我就柯文教授的中国中心观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海外中国学评论》第4辑上，题目是：《内因与外因：柯文“中国中心观”的解析》。 除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外，我还于2004—2005年间受聘为中国台湾地区中正大学客座教授，为该校大学部讲授“中国史学思想概论”，为研究所的硕士生、博士生讲授“易学与史学”。并到东吴大学、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和嘉义大学等高校作学术讲演。自1998年至2006年，先后多次赴台湾参加史学史、中古制度史等学术讨论会。2005年秋，台湾地区史学史研究者还为当时已出版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举办了“台湾当前史学发展workshop”的研讨。 这种学术交流，有助于增进国内外以及海峡两岸之间的学术了解，有助于把握中国与世界史学和史学思想发展的新动向。 问：未来的史学思想史研究要想取得新的突破，需要做的事情一定很多。最后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认为最亟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未来史学思想史想要取得突破，需要做的事情确实很多，比如上一个问题说的培养世界史的眼光就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不过在我看来，最需要重视的还是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历史思维问题的研究，而想要拓宽历史思维的门路，打通文理，实现文理思维的融会贯通，是目前最迫在眉睫的事。 中国古代史学就有探讨天人问题的传统，司马迁不仅是史家，还精通天文。然而到了近代，受到学科分类的影响，人们长期以来都将历史学视为文科的科目，主动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方法划在历史学学习研究的范围之外。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利于史学思想史甚至整个史学的发展的。 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以新的思维研究社会历史，而许多思维方式的诞生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坚密相关的，没有自然科学对自然界作出的解释，历史思维的更新就难以得到实现。还是举例来说吧。比如近代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就不只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件大事，它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热情宣传进化论，进化论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理论依据。另外，当代的信息科学中蕴含的联系思想、系统思想以及基因理论等，都为我们思考人类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模式，为理解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 我已经在多个场合谈过打通文理这个问题，也在我的书和文章中作过详细论述，以后我还会继续呼吁：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发扬古代史学家重视探讨天人问题的传统，从高科技发展中获取营养和智慧，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把历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全面提高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水平的新方向，也符合古代史学创新、博学的传统。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