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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自己深厚的古文献知识和现代目录学功底，对丰富的域外汉籍进行整理、编目以发挥其更大功效，海外中国学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同礼在主政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曾于30年代中期先后派遣多位馆员赴欧美国家图书馆进修、工作。这些馆员在国外长达数年，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著名图书馆的办馆经验，“另一方面在中文图书方面给对方一些建议和帮助以及编目工作”。而后一方面恰恰“是对方所需要的”。向达、王重民就是这批赴外工作馆员中的两位。 王重民1934年以“交换馆员”身份赴法，供职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其间他还利用假期赴德国、英国、意大利考察文献，得以遍阅欧洲所藏敦煌遗书。在查访这些文献的同时，他做了许多搜残补缺的整理工作，发表了《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等著述，揭示了海外藏敦煌文献的分布、存佚及价值，同时他自己也因此成为敦煌学等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向伯希和细致阐述了20世纪初手抄的敦煌历史题壁这一“唯一宝贵史料”的重要价值，为后来《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整理印行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外，他还曾于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编成两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1957年正式出版。 向达1935年以“交换馆员”身份赴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主要工作是为其中文图书编目。这一工作收到很好的成效。曾任牛津大学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的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曾高度评价向达的工作，称赞“除了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外”，还没有见过向达所编的博德利图书馆“这么好的目录”。另一位欧洲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也曾访问牛津并拜访向达，“有机会感受到向达所作的目录(以作者和主题编排)使他非常容易找到想要的书”。在做好中文书编目的同时，向达也做了不少查访太平天国文献和敦煌遗书的工作。他通过拍摄、抄写卡片、予以编号等方式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整理，并撰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记牛津所藏之中文书》等，进一步说明这些文献资料的珍贵价值。向达旅欧几年的中文文献查访、整理工作，为域外汉籍文献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他后来成为著名敦煌学家及中西交通史专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为域外汉籍文献整理、编目工作做出贡献的海外中国学人中，工作更系统、业绩更突出的，当属一批留美学人。 江亢虎旅美期间从1915年暑假开始应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中文书的整理工作，对该馆馆藏多达几百种、题名混乱的中文丛书进行检视，为每种丛书提供一个准确的题名，还为一些重要的丛书分别撰写了简要说明，介绍丛书的编者，揭示所含作品的特征。 江亢虎之后，房兆楹、汪长炳、袁同礼、吴光清、朱士嘉等一批中国学人也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交流学习或工作过，为该馆中文书的分类、编目与系统化整理做出各自的贡献。其中吴光清、朱士嘉的工作尤其值得称道。吴光清于1938年从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目部主任任上受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协助该部主任恒慕义(Hummel Arthur William)进行中文图书采访和编目。1945年，他编定一部《中文图书分类法》，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试用，一度影响很大。超过10万册的中文图书采用该分类法编目排架，直到1957年国会图书馆全部采用新分类法后才终止使用吴光清的分类法。朱士嘉比吴光清晚一年受恒慕义邀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主要是整理那里的特色馆藏之一——丰富的中国地方志资料。他花费3年时间，编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42年在美国出版。该书著录了2900多部中国地方志，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汉学研究工具书。除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中文书整理、编目外，曾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的严文郁，任职夏威夷大学东方学院图书馆的谭卓恒，任职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裘开明、田洪都、冯汉骥等留美学人，也都为其任职的图书馆之汉籍馆藏整理与编目做出自己的贡献。裘开明的贡献尤为卓著。 长期担任汉和图书馆馆长的裘开明对域外汉籍文献建设的最大贡献，除与诸同仁一起为丰富馆藏汉籍文献做出努力外，就是创制了西方图书馆界最早、最系统、别具特色的东亚文献分类法，即著名的《汉和图书分类法》。该分类法充分吸收中国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法的优长，积极借鉴西方图书分类法的原理与方法，将中、日文文献分成经学、哲学宗教、史地、社会科学、语言文学、美术、自然科学、农林工艺、丛书目录等九大类，以及数百个特别为汉和图书馆藏书所设计的子目。此分类法兼顾中、西，内容丰富，体系独特，经汉和图书馆多年试用、调整，1943年正式公开出版，在美国东亚图书馆界引起广泛重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10余所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均采用这一图书分类法，直至1970年代才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取代。裘开明的《汉和图书分类法》对西方东亚图书馆的汉籍文献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留美中国学人，积极与国外汉学家开展学术合作，共同编纂出版了若干汉籍书目或参考资料，亦成为域外汉学文献建设史上的佳话。 邓嗣禹与美国汉学家合作，在众多中外学人的帮助下，于1936年出版了《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该书介绍了近三百种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书籍，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一部必备的汉籍参考书。由于“众多学者的迫切需求以及书商发现初版已绝版很多年”，该书于1950年修订后再版，可见其在域外汉学领域受欢迎的程度。刘广京利用自己在中国古典目录学、文献学方面的学养，在1946-1949年三年的时间里，与费正清合作整理出包括1067部著作的详细目录，编撰成一部长达608页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一部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工具书。费正清多年后还对此书称赞不已：“这部书至今仍令我爱不释手。只要案头有此书，我就能够告诉我的学生们应当掌握的中文文献资料的有关情况，并指导他们如何去找。有了它，好像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使人感到更踏实、更可靠。” 最能体现中国学人在中外合作资料整理编纂中群体作用的，当属德裔美国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1939年，魏特夫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实施此项目。为此，他招募了大批中国学人参与进来。如王毓铨在1939-1946年8年间一直在“中国历史编纂处”工作，负责收集、研究、注释、翻译中国秦汉两朝的社会经济史资料。其间，他反复研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对其中有用的资料加以摘录、翻译并做注释，对该研究计划中秦汉部分史料的整理做出重要贡献。除王毓铨外，冯家昇、瞿同祖赵增玖夫妇、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何兹全等留美学人都曾在中国历史编纂处协助魏特夫进行辽史、秦汉社会经济史等史料的整理编译工作，为该项目奠定扎实文献基础。 晚清时期，随着汉籍的不断西传，为提高研究使用效率，欧美汉学家们非常重视这些文献的整理、编目工作，先后编纂了《博德利图书馆中国典籍目录》、《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以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汉籍《中韩日文目录》等多部汉籍目录。这些目录对域外汉学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着归类失当、著录过于简略、讹误明显等问题，远远满足不了汉学研究发展的需要。这种局面随着民国时期海外中国学人的介入发生了显著改观。一批中国学人通过对域外汉籍文献的梳理分类、撰写提要、编纂目录、揭示文献的分布与价值、制定实施汉籍分类法，极大地改变了域外汉籍文献的存在状态，大大提高了这些文献的利用效率，使域外汉籍文献建设前进了一大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