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学界一般将中国社会史的发端追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基础上，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第一批开创性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史研究在继承传统中逐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在为历史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与方法的同时，也给史学界带来了种种思考，成为史学变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走过的发展历程，对于推进我国史学更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史发展时，不得不首先将目光投向20世纪的上半叶。当时，梁启超最先呼吁“史学革命”，以“民史”取代“君史”，而“民史，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启超也是“社会生活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提倡者。这些主张其实代表了这一时期一批学者的看法，如李大钊指出，“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吕思勉指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还在三个方面有重要开拓。其一是社会经济史研究。如傅衣凌所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经典著作。梁方仲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所撰写的《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条鞭法》《明代黄册考》等，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其二是民俗学运动。1920年末，北京大学成立北大歌谣研究会，其后，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1927年11月，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等在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其三是法律社会史。如瞿同祖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的书，孕育了法律社会史的新型学术研究方向。 社会史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我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热点是后来人称“五朵金花”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大论题的讨论虽然早在民国时期便已有先声，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充分“激活”，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 “五朵金花”的讨论虽然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客观上也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方面和内容走向深入。比如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推动社会经济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农民战争讨论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讨论，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土地所有制的讨论较为充分地揭示了以土地为中心的皇权、地主、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推动了对分期所涉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的深入研究；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促进了对历史上的族群关系的研究。 也正是在“五朵金花”大讨论的背景下，民国时期开辟的诸多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进一步拓展。 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高等学府历史系的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出版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等著作。梁方仲于1949年南下，1952年10月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负责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教研工作。1957年，梁方仲出版《明代粮长制度》，后又完成《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两位学者互相呼应，为后来的闽粤学派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 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依然活跃。李亚农著《殷代社会生活》，韩国磐著《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王瑶著《中古文人生活》，冯尔康著《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杨宽在《古史新探》中讨论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飨礼、贽见礼、射礼。西北大学的陈直虽治学师承清代朴学，却又特别关切底层工人的生活史，对两汉工人的形态、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汉代米谷价格及内郡边郡物价有专门研究。他自述要“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不搞帝王家谱”。这一论说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在源头上也远绍梁启超的“民史”观。 宗族的问题早在近代以来就为严复、何启以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所关注。林耀华、吕思勉、陶希圣、王国维、曾謇等人开始有专门的研究。1949年后，中国古史分期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推动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杨宽关于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的研究，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金景芳论宗法制度，童书业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干涉，左云鹏讨论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徐扬杰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公社和家族制度，都把这一时期的宗族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唐长孺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切入魏晋时期的士族社会，对中古社会经济史和魏晋南北朝的宗族组织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秘密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功能。1910年初，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刊印出版，开启了秘密社会研究的大门。此后，萧一山编纂《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黄三德著《洪门革命史》，罗尔纲整理出版《天地会文献录》，都为后来的秘密社会研究打下了基础。由于秘密社会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和底层社会成员，因此，在1949年后高度关注农民革命斗争的氛围中受到重视。上海小刀会起义、天地会的起源和组织形态等都在这一时期有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史学工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唐长孺语）。他们因为坚持唯物史观而获得分析历史、观察历史的新的眼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诉求而在其研究中带有“史从论出”等概念化、教条化痕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便在这样一种格局中，揭开了70年社会史发展的帷幕。然而，这样一种格局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受到冲击，社会史走向沉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