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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2019年,历史学界学者之间、学科之间热烈的焦点“对话”,展现了历史学繁荣的新时代内涵。 关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对于如何探寻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认为,必须努力超越正式制度和官方文本,搜寻有关非正式运作的历史资料。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和罗祎楠《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学理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认为,应继续重视对制度及其运行实践扭结而成的历史机制进行研究。虽然对是否需要超越官方制度本身的涵盖存有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历史社会学对探寻国家治理的中国意义十分重要。 学界还在积极探讨中国古代王朝治理的能力问题。赫治清《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和倪玉平《清前中期的大国治理能力刍议》(《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清朝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与调整,极大地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于沛《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清前中期大国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清前中期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在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运行,“资本主义萌芽”也印上封建社会形态赋予的痕迹。但是学界一致认定明清易代没有也不可能中断中国的历史进程,清前中期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中国社会发展一脉相承的历史特点。 边疆治理与丝绸之路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热点话题。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认为,陆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构建了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的国际体系,奠定了全球化在海上的诞生。陈支平《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的历史反思》(《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则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民间社会,面对西方商人与殖民主义者的东来,被迫衍生出的对应之道。明代中后期以后,官方作用日渐淡薄,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传播途径,成为18世纪以后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主流渠道,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意义的重要体现。 聚焦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现代性。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新思想、新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传播和演进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认识、世界观念的演变。黄兴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认为,作为一种概念工具的“治外法权”,在清末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但五四运动及其后,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反帝的话语武器。王汎森《启蒙是连续的吗?》(《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从较长时段的视野分析了从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发展的历史主线,作者仍然认为,这大致是一个连续的格局,但也指出具体的思想议题在各自时段中有许多新的特色。 其次是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政治革命的新阶段。王续添《从“国家”到“地方”》(《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却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的成效和局限并存,从五四运动到联省自治运动,实际是“五四”知识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在国家改造问题上的退而求其次和顺“势”而为。 重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书写。关于西方文明和西方历史的书写模式,中国学界近期多有探讨。吕厚量《古典时代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的二重性及其历史源流》(《古代文明》2019年第3期)指出,在不同的史家笔下,西西里边疆的形象具有正面和蛮荒的二重性,这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但有的学者着重探讨历史概念的共同性。徐松岩《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指出,作为文化、族群和地理意义上的“希腊”之内涵和范围大约至古风时代之初已基本成型,以希腊半岛为核心区域的“希腊”历史文化,也始终是真实存在的。 学界对罗马人的罗马国家身份认同问题颇有争议。蔡丽娟《罗马建城的历史书写与罗马人身份认同构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认为,关于罗慕路斯建城的传统叙述是塑造罗马国家形象和构建作为“罗马人”身份认同的渠道。刘小青《意大利人与罗马公民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认为,罗马共和国后期意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问题反映了意大利人对罗马国家的认同感在不断强化。而范韦理克《古代帝国中枢与地方政治之互动》(《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指出,罗马帝国的行省、城市和依附于它的弱小王国的自治传统长期留存,这可能是罗马帝国生存和繁荣的有利条件。 (刘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