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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学术界也喷涌出强劲的活力。而中国社会史研究则以1986年10月冯尔康等学者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与1987年第1期《历史研究》评论员文章为标志，吹响了复苏与振兴的号角。文章“吁请史学界扩大视野，复兴和加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篇文章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在社会史研究复兴的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后复兴的社会史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迫切希望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传统史学以及不同史学分支区分开来，为社会史开辟一片独立的发展天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等问题，成为社会史学界的讨论热点。 在社会史的定义上，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即陈旭麓等的“通史说”；乔志强等的“专史说”；赵世瑜的“范式说”。“通史说”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科总体发展上在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之外新添加的第四块基石”。“范式说”认为社会史“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解释的新面孔史学”。在新的研究范式的观照下，任何史学课题都可以被当成社会史的作品。“历史学的变革目标就是这种社会史”。 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顾颉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有表述，他为瞿宣颖纂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作序时称，该书“上自民族经济，下至衣食住行，及夫一物一事之形态，一时一地之风尚，莫不备焉”，“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矣”。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学界，除延续顾颉刚之说外，又有各自新说，或认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或认为社会史是以历史上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和社会生活为其研究对象，或认为社会史应该以历史上的社会诸方面问题为研究对象。 由于“社会”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如何识别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文化史、民俗学的区别和联系也成为社会史学界的热点问题，各种意见纷呈，见解迭出。 如上诸问题的讨论，其目的皆在于寻求能对社会史广泛研究内容和主题加以整合的概念工具，更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得到史学界其他领域广泛认同的学科框架。但是，“当人们在认识历史应采用什么核心概念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时，寻找和确定整合性的框架是相当困难的”（赵世瑜语），有关社会史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范畴的讨论，因此始终未能获得一致的意见。所幸社会史学者较早就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指出对这些问题“不可不议，也不可多议”（首届社会史会议纪要）。在社会史刚刚起步阶段“不宜过多地去构建体系和框架，要允许有个人特点，不必划一”（王笛语）。事实上，正是因为不纠缠于概念之争，没有构建一个凝固的体系和框架，始终保持边界的模糊性，反而赋予社会史源源不绝的活力。 有关社会史基础理论的争议，虽然各执己说，难以取得共识，但是争议与辩论也深化了学者对社会史基本问题的更深入思考，1992年，同时有三部社会史的典范著作出版。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现代化的进程为视角，以“新陈代谢”为历史脉络，呈现近代中国百年社会巨变，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乔志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从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部分架构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张静如等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1996年，龚书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出版，“其目的就是为确立社会史学科的地位而尽一份责任”。在社会史的定义上，陈旭麓和张静如皆持“通史说”，乔志强和龚书铎皆主张“专史说”，但他们没有执着于概念之争，而是把自己对社会史的理论认识实践于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之中，使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学界，在理论方法和学科发展的共识上迅速形成学术共同体。中国社会史学会于1987年成立，并出版《中国社会史研究通讯》。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自1986年首届研讨会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形成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相继成立社会史研究机构，诸多高校开设中国社会史课程，多种“社会史丛书”先后出版。社会史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其作用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