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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性研究的认知转向 认知人类学创立于1950年代中期,在19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关注人类文化与思维的关系,其源自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社会分类、刻板印象、图式(schema)、范畴限定性(domain specificity)等概念,启发人们进一步寻找集体表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认知结构,25开拓了人类文化的微观研究视域。在此影响下,一部分学者认识到族性研究中微观视角的“缺席”,故而,自1980年代始,以约翰·卡马洛夫(John Comaroff)、弗兰西斯·吉尔怀特(Francisco Gil-white)、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s Brubaker)为代表的学者,富有创造性地从认知角度对族群的群体认同特征提出解构,开创了一个将族性作为人群分类认知过程的理论视域。由此一股试图借鉴认知理论探讨族性的学术潮流,即所谓族性研究的“认知转向”悄然兴起。 分类作为人类普遍的知觉模式,它既是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又是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出发点。在涂尔干看来,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其包含或排斥关系,这个过程叫作分类,它具有社会性。从初民社会的图腾分类来看,社会分类是集体意识的结果,它造就了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26受此影响, 1987年,卡马洛夫发表了《图腾与族群性:意识、实践与不平等的迹象》(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一文,以非洲的族群现象为例,将族性本质看成与图腾主义相类似的社会分类法则。该文论述了环环相扣的五个命题:一是族性的起源与结构、文化共同形成的特殊历史动力有关;二是族性描述了一组关系和一种意识模式,受到群体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制约;三是族性起源于群体非对称性地合并到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族群意识是对不平等结构的一种文化表达;四是族性为一种能够决定社会生活进程的原则,呈现出自治力量的自然外观;五是当族性成为一个社会集体意识中客观化的原则时,它可能会被一些与其起源因素完全不同的因素所维持,并会对它的背景产生影响。27显然,这一论述继承了涂尔干关于社会分类的思想,他将族性与图腾分类进行对比,发现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一组区分人群的社会关系,是人类进行社会分类的基本法则。两者的区别在于图腾是在同质化社会中的对等性分类,而族性更加强调分类的阶层性。可以说,卡马洛夫的这一论述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其将族性与社会分层联系起来的思路充满启发性。 在卡马洛夫上述研究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将族性分类的本质看成类似于生物“物种”(species),这是吉尔怀特在2002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中阐述的观点。28从认知角度出发,吉尔怀特主张使用“ethnie”来代替“ethnic group”,因为族群指一种类别而非群体,“ethnicity”表示这群人的认同感。他将族群视为本质化的“自然”群体,因此为了界定“ethnie”,吉尔怀特建议采用三个指标,一是依据血缘取得成员身份,二是认同一种独特且相同的文化,三是同类通婚的范畴。29吉尔怀特主要采用了认知人类学中的“范畴限定性”概念,它指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外在现象时,心灵会以不同的范畴限定性原则来运作、分析大脑处理族群分类的认知过程。经过对蒙古西部多族群聚居区的田野观察和实验研究,吉尔怀特发现族群和生物物种调动了相同的范畴限定性原则,因为两者均是基于类别的内婚制和基于血缘的成员关系,故而推论族群看起来像“物种”。换言之,族群的“自然”本质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认知能力,而是衍生于生物界的物种知识。30这一观点被认为是从认知研究的角度支持了原生论,31但其对工具论的忽视也是值得质疑之处。 罗杰斯·布鲁贝克则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族性研究的“认知转向”。布鲁贝克针对学术界以往将有限的群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群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族群、种族与民族主义不能以实质性的群体来讨论,因为这会导致简单地将群体成员作为同质的、单一的行为者,相反地,要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过程等方面观察其是如何形成的。拥有群体性的是组织,群体性可作为一个事件的脉络来看待,它是人们在进行政治动员、项目组织的过程中采用的动态变量。32在《作为认知的族性》(Ethnicity as Cognition)33一文中,布鲁贝克等人通过对族群分类思维中存在的刻板印象、社会分类以及图式等认知概念的讨论,指出族性、种族与民族主义存在于我们的感知、解释、表现、分类和认同过程中,它们是一种视角,通过观察与忽视、理解与误解、推论与误论、记忆与遗忘等方式进行分类。认知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族性的形成过程。34在这个意义上,布鲁贝克将族群、种族与民族主义归为一个类别,认为它们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最后,布鲁贝克具体提出几种族性分析范式:实践的范畴、认知图式、文化风格、普遍知识、组织惯例和资源、话语框架、制度化形式、政治工程、偶然事件以及变化的群体等,据此作为调查的框架设计。他认为采用这些方法,可以注意到微观层面的群体形成、社会分类、刻板印象以及个人和集体对现实的看法等面向。布鲁贝克所著《去群体化的族性》(Ethnicity Without Groups)一书出版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它代表了在族群研究中一种方法论的转向,即从历史和宏观社会学层面的分析,转移到群体内部互动的微观社会学分析。35 总的来说,以认知视角来讨论族性的学者,解构了将族群看成客观事物或存在状态的实体论观点,而主张族性为一种关于人群分类的视角。毋庸置疑,布鲁贝克等人的定义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正如玛丽赛维在其有关《去群体化的族性》书评中指出,认知主义能有力地消除群体内部同质性的“神话”,关注分类的复杂过程。但是,它在社会学解释层面的效力值得商榷。一个族群的历史建构,有族群动员等群众社会行动,也有革命、战争或国家崩溃等戏剧性结构转型,微观视角无法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36换言之,以认知视角难以解释个体心理与宏观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如何连接起来的,而采用实践论的方法,就试图为这一鸿沟架构理论桥梁。 三、实践视角与族性研究 与“认知转向”出现的同一时期,布迪厄等学者的“实践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亦得以广泛流行。其中的“场域”“资本”“惯习”等概念的重要价值在于,可以分析人类活动如何通过时间“反馈”到结构层面,认识到保持这种结构是人类能动性的先决条件,注重具体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分析。37对于族群研究而言,实践理论的出现,为解决族群认同研究中“原生”与“建构”的争论,以及梳理认知研究中微观个体与宏观世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多种途径的可能性。这方面的研究者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卡特·宾利(Carter Bentley)、安德斯·温默(Andreas Wimmer)、钱德拉(Kanchan Chandra)等。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布迪厄将人类社会分成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心态结构,实践活动是使两者不断重建并发生互动的动力源泉。而“惯习”为行动者将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及文化条件内在化而获得,它被用于指导实践行为。统治阶级即通过“惯习”来进行阶级结构再生产并维护支配地位。在这一理论框架下,1987年卡特·宾利在《族性与实践》(Ethnicity and Practice)一文中将“实践理论”运用于族性研究,提出不应直接关注客观结构与主观认同意识的关系,而要分析外界条件与“惯习”这一中间变量的关系来理解族性的来源。该文以一位菲律宾少数族裔马拉诺女性的通婚经验为个案,对其选择对象过程的情感斗争和决定族群亲和力与差异认知的客观基础展开分析。宾利指出,虽然在族群象征符号的意义系统下个体行为具有极大的差异,但族群的形成和协调的群体行为,是通过惯习的社会控制来完成的。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除了制度性惯习,还包括礼物或债务形成的道德或情感义务。在认同的变迁方面,宾利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会形成族群认同危机,族群运动不仅会提供物质利益,还可以满足情感和认知需求。在结论中,宾利提出族群归属感具有强制力,这是原生论与工具论具有的共性,从而为原生论与工具论这一分散的族性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统一。38宾利的这一研究忽视了文化方面的实践活动,39但为人们带来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研究族性的重要启示,后来的研究者如安德斯·温默等,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在族性变迁的解释道路上创造了新的理论综合。 温默以大量民族志“比较分析”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解释族群边界变迁的“多层次过程理论”。该理论将三种学术传统纳入分析框架,一是韦伯的社会封闭概念和巴斯的边界理论;二是布迪厄、布鲁贝克等学者强调族性作为社会分类的政治和象征性斗争的结果;三是族群政治研究中新兴的制度主义传统。在构建理论的第一步,温默描述了族群边界的种类取决于国家制度的规定,族别的层次选择取决于权力等级中的位置,边界的确切位置由政治联盟网络最终决定。第二步温默讨论了制度结构、权力差异和联盟网络在行为者之间会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领域,利益的重叠和边界制定策略的汇合就可以产生共识。第三步,为了解释共识的本质如何形成边界的特征,温默提出一个以拓扑模型表示的假说,该假说显示,社会封闭、文化差异、政治突显这三种族群边界特征如何根据权力不平等和共识的程度而变化,其要旨是:族群间不平等程度越高,并且行为者之间的共识越多,那么人们期望观察到的社会封闭和文化差异就越大。另一方面,族群间不平等程度越高,行为者的共识越少,那么族群边界就越表现出政治性(如政治联盟)。最后,温默建立了族群边界系统变化的外生与内生机制,外生机制为:发明与传播族群边界制定的新策略(比如民族主义),可能会引起一个社会领域的结构和族群边界变化。内生机制为:成功的族群政治运动会改变社会领域的结构,而结果可能会逐渐转变为族群边界的变化。总之,温默认为族群边界是一个社会领域的行为者之间的分类斗争与协商的结果。40温默的贡献在于试图对富有变化性和多样性的族群边界作出“全面”解释,即从宏观到微观,再回到宏观层面,这一取向改变了社会学的分析传统,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这个假说还需要通过统计学的数据加以验证,而目前并未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这项验证。此外,温默时常将“边界”与“群体”混为一谈,这也容易引起读者的混淆,因为该论文主要探讨了与个人身份识别和行为相关的动态,而不是与形成集体身份和行为相关的动态。41这类概念的误用往往会导致对其解释框架严密性的质疑。 此外,比较政治学者钱德拉也发展了一种将族性的内生性和变化性即原生论与建构论包含起来的建构理论。遵循布鲁贝克的认知分类原则,钱德拉用“identity”来表示类别而不是群组,族群认同就是认同类别的一个子集。他认为族群分类的基础是一个人的父母或祖先的地域、宗教、语言、种姓、世系、部落或民族,甚至人自身的外表特征等。42基于此,钱德拉将“ethnicity”分为族群结构和族群实践,与此相应地,将族群认同分为名义上的族群认同和活跃的族群认同,前者是以血缘基础而形成的具有成员资格的特性,变化缓慢;后者是人们宣称自己和他人是族群成员,或由他人分配的作为成员的族群特征,可在短期内变化。借助这些概念,钱德拉建立了一个解释族性变化的拓扑模型,模型中原生论处于坐标原点,建构论是一种变量。族群认同的变化是以“间断的平衡”形式出现的,其间有一些稀疏而缓慢地变化,然后是长时间的稳定。而族性变化的根源是一系列变量综合造成的,如现代化、影响认知的制度、奖励制度、资助、暴力和混杂性等政治经济因素。最后,钱德拉指出要描述建构论就显得非常复杂,既要有反事实思维、多维度,还要考虑在人口中的分布。43这一理论重塑了族群多样性对民主稳定、政党、选举制度等进程影响的认知,在族群政治研究领域获得较高评价,但一些学者也质疑钱德拉将所有的族性表述以“认同”一词来加以描述,并认为活跃的族群认同具有不稳定性。如果最初认同如此不稳定,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理解群体自我认识的具体化的方式呢?认同是分析多种归属形式的关键词,但是通过“认同”来看待所有的经验,只会使社会和政治分析引起更多的歧义。44 概而言之,上述从实践视角探讨族性的研究,在方法论、分析框架和学术话题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族性理论。在方法论方面,引入“惯习”“实践”等概念,注重讨论权力关系在形塑族群分类过程中的作用。在分析框架方面,引入认知过程的考察,发展包含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的综合性族群理论,力图从多元角度阐释复杂的族群现象。在学术话题方面,与以往关注族性产生机制的相关文献不同,上述研究试图以动态的眼光对族性的变迁规律予以科学性的描述。虽然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对族群文化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如一些批评者就指出钱德拉的族性定义忽视了共同的习俗、历史、领土和语言等在构成族群结构方面发挥的作用,45但上述学者结合认同、认知与实践视角,试图在全球一体化、国家、地方社会的复杂权力关系场域中,解释族群结构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更为综合性的视角。当然,这样的尝试极富挑战性,因为要建立一种解释全世界族群现象的宏大理论,还有待各学科领域的长期深入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