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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日本充当落后亚洲的“救世主”论 众所周知，世界各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极不平衡，这原本是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但明治日本思想界却将其作为民族扩张“合理化”的借口，提出一套亚洲各国野蛮落后，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日本有义务充当救世主，去“保护”和“解放”落后的东亚各国，并向其输出“文明”的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前述日本应当担当亚洲盟主（霸主）的理论的延伸。既然是盟主，当然有义务像救世主一般去“保护和解放”处于落后状况的亚洲各国。如果说亚洲盟主论主要强调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救世主论”则强调日本应当在具体行动上切实履行盟主义务的霸权主义外交理论。其实质是披着“文明”的外衣，打着解救“野蛮民族”的旗号，对相对落后的民族实施野蛮的侵略扩张。 从宏观理论上考察，加藤弘之认为，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客观事实，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只会带来更大的文明：“假若欧洲人种遵守所谓人道，将野蛮人民视为与自己同等，敬重其人格、自由，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利，将会有如何结果？若果然如此，我想，世界之大部分如今仍然是荒芜之地，因而世界之开明也几乎不能充分显现。”于是，加藤似乎找到了世界文明发展演变的规律，他总结道：“如此看来，所谓今日世界之大开明者，其大部分起因于文明人民征服野蛮人民之大事业，余确信此乃不争之事实。换言之，应当承认只有欧洲人对野蛮人不采用人道，作为遵从敬爱全人类之宗旨，世界今日之大开明方能产生。”其言下之意，“文明”的欧洲人对落后的“野蛮”民族的惨无人道的征服，是促进这些野蛮地区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因。进一步推理，则会得出一种似乎带有“普遍合理性”的荒谬结论：民族征服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原动力。 既然如此，加藤弘之认为，这种民族征服的战争，原本不存在什么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区别。即使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本国人民也要协助：“如甲国向乙国妄起不义之战，固然为不善之举。因此作为臣民，若能谏止之，那是再好不过。但若终究不能，则断然下决心帮助国家之不义战争，以打倒正义之敌，这当然是作为臣民者应当之义务。当遇到这种可悲之场合，帮助国家之不义，那等于臣民之正义。在组成国家之细胞的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国家之生存更重要。”这种为了狭隘的本国利益而颠倒正义与非正义的逻辑，实际上公开为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如果说加藤弘之的主张使民族扩张意图显得更加理论化，那么，另外的思想家则相对现实地提出了一套理论：因为亚洲各国落后，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日本应该充当救世主，去“保护”和“解放”落后地区的人民，促使其走向文明和共同繁荣。 哪些亚洲国家需要日本去“保护”呢？首先当然是邻近的朝鲜和中国。它们需要保护的理由就是因为迟迟不走向文明开化。福泽谕吉认为，朝鲜由于长期不实行文明开化的改革，积弱不堪，简直就是砧板上可以食用的肉。1885年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明了这种观点：“弱肉强食非桌上之谈，乃流行于今日世界而不需要隐瞒之事实也。尤其是近年欧洲各国，利用先进交通工具，急于向东洋求其肉。如朝鲜之弱国，终究不能保全其独立之体，乃甚为易见之事也。”既然欧洲人要在东亚寻求肉食，日本作为亚洲文明国家就应当捷足先登，而朝鲜当然是日本应当首选的“肉”。所以福泽多次主张干涉朝鲜内政。1882年他发表文章提出：“与朝鲜国之交际，在我国不仅不能等闲视之，就其国内之治乱兴废，文明之改进退步，并非可以袖手旁观。彼之国势若果然未开，可诱之导之；彼之人民若果然顽陋，可说之谕之。就其诱导说谕，我日本人虽然劳心费神，又耗费钱财，但若无暇顾之，事已至此，亦不可退也。”他主张即便劳心费神、耗费钱财，也要干涉朝鲜内政。因为福泽认为，干涉朝鲜是为了日本人的安全：“仅在朝鲜，我日本人民之安宁，不可云之稳如泰山。若知其不安，为何不尽快准备之耶？或虽有人认为朝鲜人怯懦，不足忧虑之，但万中之一不可测也。即便或不需要自卫之备，但当彼国人心不稳之时，我显示武威压倒其人心。以我日本之国力，帮助推进邻国之文明。两国交往进展到今天，恰恰可云乃我日本之责任也。”他将干涉别国内政说成是帮助其发展文明，不干涉朝鲜就不能确保日本安全。福泽的“理论”不仅牵强，而且显得十分霸道，充分表现出急于扩张的日本社会的焦躁。 当然，福泽认为“帮助”朝鲜推进文明并非最终目标。他指出当时西洋诸国文明日益进步，军备也日渐增进，吞并他国的欲望也同时膨胀，这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西洋各国“逞其欲望之地，已明确在东方亚细亚”。在这危急时刻，要使全亚洲同心协力，以防范西洋人的侵凌，“哪个国家可以更适合充当魁首、成为盟主耶？我辈丝毫不自夸自国，虚心平气观察，在亚洲东方，担任此魁首盟主者，非我日本莫属。”他认为最终目标是日本通过干涉东亚各国，进而充当亚洲盟主，与欧美争夺亚洲地盘。以帮助亚洲为名，行充当亚洲霸主之实的企图昭然若揭。 然而，如果日本要将朝鲜作为饵食，必然会遇到当时与朝鲜存在传统宗藩关系的中国的阻碍。为了扫清最终吞并朝鲜的障碍，日本首先必须否定这种传统宗藩关系。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甲午战争期间曾提出，中国虽然勉强可以作为朝鲜宗主国，但朝鲜自身并不心甘情愿：“实际上清韩之关系，尽管在普通公法上，欠缺使人确定宗主国与属国关系之要素，但至少在名义上，勉强可将朝鲜认可为其属邦……而清国在朝鲜尽管可以称为宗藩关系，但不仅就连朝鲜本国都尚未甘心于成为完全无缺之属邦，而且常常说存在能够妨碍它的东邻一强国，无论如何也欲将其除去。这对于清国政府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实际上暗示了清朝要想完全控制不甘心俯首称臣的朝鲜，必须消除日本这个障碍。因此，陆奥宗光强调，日本政府不要承认中国保护朝鲜之权利：“清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向朝鲜派出军队，将行文趣旨直接照会于帝国政府。只是在文书中有‘保护属邦’之言辞，但帝国政府附言抗议，未曾承认朝鲜为清国之属邦”。这就为日本排除中国干扰而独占朝鲜，奠定了“合法”的基调。 除了朝鲜，日本眼中更大的“饵食”仍然是其从中世纪晚期以来就觊觎的中国这片辽阔的领土。因此，宣扬中国的落后和日本对其有“拯救”的义务，是明治日本思想界极力要论证的理论。1882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社论中提出中国的顽陋妨碍了日本和平进步的理论：“我辈策划百年之大计，并非为了取一时之快。终究重视和平主义，其所要达到之目的，唯在于东洋三国之文明开进。只有中国政府对此文明开进不悦欤？或知争文明开进之锋，非自国之所长，便一意孤行，坚持顽冥固陋之非欤？今忘却东洋全面之利害，经营本国一国之私利，其余毒波及于日本和朝鲜之交往中，渐渐双方之间欲抱有不快之念，我辈所最不堪遗憾也。我东洋之政略，不得不云为中国人所害。”福泽笔下的中国，被描绘成不仅自私自利、顽冥固陋，而且妨碍了日本与朝鲜的正常交往，危及东亚的安全。 随着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又于1894年8月5日撰文强调，中国顽固保守，比朝鲜还落后：“中国人千百年来做周公孔子之梦，安眠而未醒。自尊自大，轻蔑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家而自夸，只会暴露本国之无知蒙昧……呜呼！仿佛自家之臭味也波及他国，反对邻国之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之事，决不可饶恕！”对于这种“顽冥不化”的保守国家，福泽认为日本应该向其输出文明。他在8月1日的文章中露骨地表示：“文明之风潮逐渐强大，其动向必借人力之约束。若日本人不承当此事，则必由他国人力推动”。即是说，如果日本不动手，中国迟早会被其他列强染指：“如彼之中国，今日终究不可避免一如既往……彼国人等被千百年来儒教主义腐蚀，完全成为化石，无论接触多少世界之风潮，也不得不认为不会有自新之精神……彼等果然在不能自动振奋之精神中，决不怀疑，早晚会借他国人之手而大变动。” 这里实际上就是主张不要让西方列强染指，而是凭借日本人之手，促使中国“走向文明”。 甲午战争期间的1894年12月，德富苏峰发表了著名文章《大日本膨胀论》，鼓吹向中国扩张是正当行为。文章提出：假若有盘踞在我们之前途上，妨害我们国家可能享受之权利与利益者，不问它是何国，皆不能放弃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只因我们保全正当国权之行为，及我国运之振作、国民之膨胀，必遭清国敌视也。德富苏峰公开宣扬日本利益至上，谁妨碍日本获取利益，谁就成为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敌，就应当被消灭。日本的民族扩张横行无忌，似乎找到了最正当的借口。 甚至就连公认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植木枝盛（1857—1892）也主张侵略中国的合法性。他在1887年发表的文章中，根据被歪曲的事实提出：“吾辈对清国处理朝鲜之事，不仅感到最奇怪，我国大日本之国权，亦且有不可懈怠其注意者。”文章认为中国军队在朝鲜首都对日本国民大肆烧杀奸淫，企图灭亡日本，“其所为不仅对朝鲜不当，而且正是对我日本不可不谓敢于破坏盟约之大罪。若夫一朝事端至此，日本政府无论如何操和平主义，无论如何欲容忍彼国之傲慢，也亦不得默默附和，无需多言。而清国乃不可测度之国家也”。日本成了和平主义国家，而中国被描绘成不仅愚昧落后，而且随时可能对外发动侵略的国家。这种颠倒黑白的论点，似乎为日本的民族扩张“师出有名”增添了砝码。 为了更进一步从逻辑上论证日本充当东亚“盟主”，而以“保护者”和“解放者”的名义对中国、朝鲜实行侵略扩张的正当性，福泽谕吉提出了若干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 一是“资源共享论”。中朝两国闭关锁国，不与外国通商，所以应将其资源攫取共享。1894年7月7日福泽撰文主张：“在如今文明之世界，如果允许如此锁国存在，使私有地球上面之共有物，就会成为所谓暴殄天物者。若要使人类之幸福和文明进步不受到妨碍，就必须用力地举开国之实。故此次出兵，决非为了压制弱国，吞并其领土。唯以这种出兵，促使彼改革国内百般制度，除去弊政之根源，直至欲真正实行开国之实，此事乃为了人类之幸福、文明之进步，而履行至当之天职也。”在这一理论中，中国和朝鲜的资源、财物皆属 “全球共有”，日本也理所当然拥有。如果这两国闭关锁国，日本就可用武力打开其国门，获取其财富。福泽理直气壮地断言：“彼之老大国也与朝鲜同样，只要有锁国自守，私有世界之共有物，妨碍人类之幸福、文明之进步之事，为了世界之正理公道，自然不得不对之作出处分。”“处分”实为“掠夺”。这种侵略别国、掠夺财富的强盗行径，在福泽的理论中变成了“世界之正理公道”，为了文明进步“而履行至当之天职”。 二是“社会共进论”。亚洲各国必须实行类似日本的社会制度，否则日本有权干涉其内政。这实际上是福泽一贯宣扬的“文明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既然日本已经模仿欧美各国，实行了先进的文明制度，那么亚洲各国也应当模仿日本实行类似的制度，否则文明的日本就有义务“帮助”野蛮的民族实行这种制度，“帮助”的手段可以不受限制。 福泽早在1881年就指出，如今欧美列强以武力侵略东亚的严峻形势，“无异于大火蔓延者”，然而，东亚各国，尤其是与日本近邻的中国和朝鲜，迟钝而不能抵挡其势，等于木造板屋不堪火灾。所以日本应以武力援助。这并非为了中朝，而是为了日本自身安全。因此“必须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迅速仿效我例，进入近代文明。”如果万不得已，也可以武力胁迫其进步。“所谓辅车相依、唇齿相助，虽可通用于平等的国与国之间，但如今对中国、朝鲜，要希望互相依赖，可云迂阔之甚。有何足以为辅之，又为唇之耶？”福泽笔下因循守旧的中朝两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已不能阻挡列强对东亚的扩张，而且很可能导致战火蔓延到日本。为了保障自身利益，日本作为文明民族，应当主动用武力去促使他们仿效日本，进入近代文明社会。 三是所谓“文野之战”论。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扩张，是文明民族战胜野蛮民族的正义战争。福泽提出：“此次日清两国战争，也事实上作为文野明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日新之气运状况。假若以东洋文明之先进为己任之我国人民，觉悟到不仅是国与国之战，即为了世界文明之战，给予当头一棒，不！是天灵盖之大打击。若决心开启蒙昧国人之蒙昧，以致使彼等真实悔悟，降伏于文明之门前而不止，终究可成为进步之最重要者”。这种理论与前述加藤弘之提出的“文明征服野蛮是推动进步的动力”之理论如出一辙。宣扬这种“文野之战”的福泽谕吉，听到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的战报后，认为“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的胜利，愉快和感激难以言表”。 曾任文部大臣的尾崎行雄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和朝鲜落后且骄傲，日本应该打掉其骄傲心：“往年之妄举偶然呈现清人大为增长其倨傲心，颇为轻视日本之状态……中国之权势若行于四方，亚洲决不能振兴。日本之权势若行于四方，亚洲必可振兴”。所以他认为抑制中国和朝鲜的倨傲心，是日本独立也是振兴全亚洲之必要。至于抑制的方法，“仅在于以勇敢决断，扎实控制彼。”即为了使日本横行东亚，须用武力控制中朝两国。这不过是 “文明征服野蛮”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结语 经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反复论证，民族扩张的一套理论被系统地提出。这套理论在日本外交史上影响极大。它对当时日本的扩张侵略提供了所谓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可以看出，理论的逻辑指向与当时统治集团的对外扩张战略十分吻合。日本统治集团正是要将朝鲜作为自己扩张之重点。如军国主义代表山县有朋反复强调：“国家独立自卫有二途：一曰守御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之形胜。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以何谓利益线？接触邻国之势，与我主权线安危紧紧相关之区域是也……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于朝鲜……而朝鲜之独立，要维持之，有何等之保障耶？此岂非感到向我利益线急剧之威胁者耶？”山县这种外交军事观念与思想界提出的理论不谋而合。这套理论在日本外交思想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就是继承了明治以前思想家如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提出的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设想；“启下”就是为昭和时期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了“合法性”理论依据。 当然，这套理论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如果按照“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准则，那么当日本尚未走向文明而相对落后时，欧美列强是否也理所当然可吞并日本？日本在列强压迫下争取民族独立的所有举措，是否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进步性？这一点，明治日本思想界没有也无法作出合理阐释。另外，日本后来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使这套理论外表罩上的“保护”和“解放”落后的各民族、“促进各国文明”的光环也不攻自破。 但是，受此理论影响，直至当代，日本政界要员、社会右翼势力甚至知识界，不少人仍然不愿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罪恶性，不愿对受战争侵害深重的亚洲人民表示歉意和忏悔，甚至还极力美化这场给亚洲各国包括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例如，曾担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流行一时的小册子《日本可以说“不”》里极力美化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提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经济形势很好的地方，战前都曾被日本统治过。日本的确干过坏事，应该承认与反省。但是不可否认，日本也在那里留下了好的影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1994年5月3日甚至这样回答记者提问：“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说发动那场战争的目的是侵略,那是不对的。当时日本真心是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永野这番话与近代日本思想界提出的充当救世主、解放亚洲各国人民的“理论”一脉相承。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当年4月17日担任日本“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会长”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答记者问时，居然提出“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日本当时没有侵略的意图”。他还进一步为侵略行为开脱道：“虽然曾经与美英交战，但是,并没有打算侵略亚洲”；“大东亚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虽然从结果来说日本是失败了,但是亚洲的殖民地独立了。”他坚持宣扬日本侵略亚洲各国是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扩张，帮助亚洲各国获得民族独立的“正义”行为。不仅日本政府官员有如此态度，就连日本文化教育界也有人认可这套侵略理论。如青山大学教授佐藤和男就认为：“日本是为了生存、自卫而打仗,对亚洲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带来了值得载入世界历史史册的效果。尽管可以说日本国民是失败者,但其对人类秩序的规范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总之,侵略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可见，近代日本民族扩张的这套理论直到当代仍然有很大舆论市场，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