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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议题的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 以医疗为议题的现有的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有其相对偏好的话题取材和解释框架。民间的医疗现象与民俗医疗的体系一直是民俗学关注的对象。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有由廖育群撰写的“民间医学”一节，归在“民间科学技术”之下。这一节的论述将“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国民间医学”两个概念作为互通，也指出了中医“脏腑学说”与“经络学说”在传统医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并罗列了传统医学的几大治疗方法：本草疗法、灸疗法以及禁咒疗法。本草是药物学，禁咒是巫术疗法，灸疗属于医疗技术范畴，但从今天科学理性的眼光去看，这一医技中亦包含巫术/仪式的成分。这一关于“民间医学”的概论虽略显古老，但为民俗医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与范围的初步设定。 在关于医疗的经典民俗学研究中，有王善庆《民间医俗》和邱国珍《樟树药俗》这样以民俗文化史的方式来书写的概述性著作，也有诸多指向某一(类)民俗事象精深幽微意义的具象研究，其中“巫医同源”是首要的研究话题。学界认为“巫”是“医”的来源，或者说，巫与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对中国医学历史的考察中，陈邦贤、何裕民和张晔、沈晋贤等学者均持这一观点。陈邦贤在其所著《中国医学史》中认为以巫术疗病的现象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低级时代普遍存在，中国医学的历史演化也依循了这样的图景：“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 因“巫医同源”，民俗学树立了研究医学之信仰根源的传统，对于民间医学现象的研究侧重于突显其“巫术”或者“迷信”的意涵。医学史家范行淮论述了中国古代“迷信的药物”，他认为古代药物之“药效”，是来自于“法术的效验”的规范核心。至于用药之法，把“吃药”称为“服药”的这一“服”字，古时并非指“内服”，而是跟外用佩带的“佩”字同义。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同样指出，当《山海经》中述及“服”某种灵药之时，很可能是指佩戴的方法。药物用于外，可见其厌胜或者预防的巫术意味甚至高过了药物治疗本身。 民俗学家江绍原在民间医疗的现象上重点关注的则是“迷信的身体”。其论著《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以及《吐沫》《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等文，关注到了发、须、手足指甲、月经、血液、唾液等身体相关的部分。在民间的法术医疗中，“发”被认为能致病，“发、须、爪”被认为有药物的功效，同时这些身体部件也可以影响到其本主和他人的意志心境。江绍原的这一系列研究是关于“身体-巫术-医药”的历史民俗学研究，其所关注的人之大小身体相互感应的话题，也是在后来的医疗民俗研究中反复出现的经典话题。 在民俗的信仰空间里，中华医药的传统亦与诸多神话传说的叙事原型相关联，如“神农尝百草”、“伏羲创八卦、制九针”等。神话是虚构的，但在虚构的叙事里，神农“农神”与“药神”的身份合一，且以本作为食物的百草为药，那么其向实的体现便是中华医药“药食同源”的独特气质；药物学经典文献《神农百草经》也以这种神圣性来托名，并与药食同源叙事的神农神话相互建构，加深了民众对中华医药传统的文化心理认同。此类医药习俗对神圣性叙事的依托，还反映在如天水伏羲庙的“灸百病”活动中，伏羲画八卦、兴卜医的传说与“医易同源”的理论认知共同建构了这项习俗的信仰基础。此外，民间诸多对药王、医神的崇拜活动，同样是以人物的灵性故事为叙事原点的。关注这些民俗叙事及对其之解构研究，可以发现传统叙事的现代传承与发展，认识到在医学的领域中现代的科学精神与传统的道德精神并不割裂；在本要求理性的医学空间中，传统叙事支持、搭建了病人们那些看似不合乎科学理性的认知与行动的逻辑有效性。因此，解析有关于医药的传统叙事，可以启示当代社会患病者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建构对疾病的认知、生产自己的医学知识与疗愈模式这一问题的研究。 在当代社会中，民俗医疗因其原始/传统的性质，存在感较为显著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和乡村地区。近年来学界对于特定族群和乡村社会的民俗医疗现象及体系，即便以“民俗医疗”为研究话题之名，亦多采用医学人类学的解释框架。医学人类学认为，复杂社会中的医学现象通常存在“医学多元主义”(medical pluralism)的特点，即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系列医学体系的混合。人们患病之时，一般都会有不止一种的治疗方法选择，这些方法可相互替代、或共存于生活中一起发生作用。对患病原因的信仰会影响并指导人们的选择，而这种信仰又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紧密关联。“神药两解”便是受信仰指导的典型医学多元主义现象。少数民族地方社会中的巫医治疗，如西南彝族仪式疗者毕摩和苏尼的疗病实践、北方民族的萨满与安代仪式和西北民族的“都哇师”与“都哇”(“都阿”)治病等，既有研究着重阐释了这些仪式发挥的特定功能，因此，尽管现代医学已不缺席于当地社会，但其巫医治疗的存在与施治仍有一定的空间。 从批判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刘平安、杨善华和梁晨、张剑源等的研究表现的是乡村社会关于医学的“地方性知识”。他们通过对一个乡村社区中多种医学体系混合共生的图景描绘，或是指出了“仪式性治疗”对医疗作为社会伦理表达的意义体现，或是就医学对于疾病意义阐述的回应做了对现有医疗制度的追问，揭示了“医疗霸权”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关系。 此外，余晓燕对西南边境线上一个景颇村寨里艾滋病防治中医患交往与信任表达的描写，刘绍华对四川凉山一个彝族社区中艾滋病与毒品问题内在关系的阐释，虽然研究主题不侧重“医学多元主义”，但都利用了一个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内在结构、亲缘关系、礼仪制度等地方性知识的向度来探掘与分析。这些研究体现了社会批判与关怀的色彩，比较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