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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疾痛叙事：医疗民俗研究的可行方法论 聆听和采集故事是民俗学典型的研究方法，医疗民俗的研究必然面对疾病的叙事，但这种叙事不应只由医学的专业语言来构成，日常生活中的民众是建构和践行医疗民俗的主体，所以他们关于病痛之日常经验的叙事，应成为医疗民俗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论、以及疗愈病痛和生命的方法本身。 对于一种疾病的状况，医与患可以有两套不同的叙事，图姆斯(S.Kay Toombs)在其对医生和病人的不同观点作现象学讨论的著作《病患的意义》中所提及的“医学的声音”和“生活世界的声音”便是。“医学的声音”通常居于支配地位，但图姆斯认为“生活世界的声音”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个叙事过程中，病人“不是讲述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对于这种发生赋予意义、解释和因果说明”。 从病患的叙事及这种叙事所产出的意义中，疗愈的力量与方法得以发现。拜伦·古德认为叙事具有补偿与恢复的作用，病痛导致了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瓦解，这就需要用叙事来重建，在个体对抗疾病之痛的过程中，命名和叙事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两项恢复性举措，病人对疾病的叙事中也内含着一个对病因和疗法的符号化的探索过程。 2001年，身为内科医生兼文学学者的丽塔·卡蓉(Rita Charon)提出了“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继而又定义了何为“叙事医学”，即要求医生在医学实践中具有“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卡蓉认为，把精读(close reading)与反思性写作(reflective writing)等方法运用到临床医疗中，有助于医生重新审视与患者、同事、社会以及自我之间的叙事关系，从而提升与患者的共情、反思并优化诊疗思维、实现作为医者的职业自省。在此理论基础上，卡蓉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了平行病历(parallel chart)的双轨临床书写范式，要求医生为患者书写一份反映种种疾苦体验的人文病历。叙事医学包含了医患之间的共情，旨在从病人的生活故事里寻找到治愈和救疗的意义。 虽然在临床上使用“叙事医学”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但是叙事的疗愈作用(包括“自治”与“他疗”)却可以追寻到更为远久的历史痕迹。原始部落中萨满的唱词有缓解、治疗疾病的功能，宗教仪式中的“忏悔”和中国传统医学实践中的“讲病”都蕴含了“叙事”的脉络和力量。叶舒宪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也佐证了叙事的疗愈价值，他认为在讲故事、念诵咒语，以及歌唱、演戏等以“叙事”为传达方式的活动中，人可以通过幻想来转移自身痛苦和补偿压抑的欲望，这是叙事的移情作用使然；而“唱咒”还调动了本就蕴含在人类语言中的仪式性、法术性力量——文学的治疗功能可能常被忽略或遮蔽掉，但这正是文学从原始的巫医那里沿袭而来的“最原始、最本真、最重要的作用”。 “叙事”作为疗愈方法是否与医学技术作为疗愈手段相冲突?部分研究者对此问题给予了否定的答案，因为包括慢性疾病、残疾、死亡、抑郁等在内的种种人类生存状态的问题，科学技术对其尚且无解，那便需要引入其他的力量和智慧，当代社会中的主流医学模式也正在追求从单一的“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 身为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医者的阿瑟·克莱曼将“疾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s)引入到慢性病的临床治疗之中。在其理论体系中，疾痛(illness)有别于疾病(disease)，“疾病”是西方生物医学模式下对人身体不适状况的解释与界定，是一套医学话语，而“疾痛”指人的病患经验，既包括疾病可怕的症状给人带来的苦楚和困扰，也包含了病人及其家人“如何接受病患事实，带病生活的，又是如何对付和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之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的”。所以，在关于疾痛的叙事中，可以看到病人作为主体，对疾病的自我判断、对所接受治疗的评估以及在应对日常生活困难方面的策略需求，此外也可以发现病人家属及病人所在的更广的社会网络的成员及其态度，还可以透视会对疾痛的理解产生重要影响的地方性文化——因为疾痛所隐喻的，不只是由生活世界的映像提供的宏观背景，还有由地方性文化所提供的微观情境。“疾痛”这一概念，超越了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止于生理感官上的“(病)痛”，它负载了扎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丰富意涵。 “疾痛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克莱曼的医学临床治疗中，表现为记录与解析病人疾痛的微型民族志，病人讲述自己的病痛体验，医生通过聆听与之“共情”，并将其同情和理解用于跟患者的沟通商讨中，继而寻找到可行亦可接受的治疗途径。克莱曼希望藉此使“患者的恐惧、家人的困扰、工作和疾病的冲突”等疾痛问题都能得到应有的疗愈。这一方法论亦对疾病的社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民俗医疗与医疗民俗的研究，可采用“疾痛叙事”的方法，去了解病人的观点，体察病人的世界，书写围绕着疾痛的生成和疗愈而展开的医疗民俗志，同时探索叙事对于疗愈的作用，因为病人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对于疾病成因和有效治疗的认知探索，病人的叙事中也会反映出其对疾病与治疗的体悟和反思，以及关于重建生活世界的信念和尝试，这些都可以作为有别于病历册上平面记录的、体现患病者主体性的“病人文化”的建构要素。 而医疗民俗学视野下的疾痛叙事研究在描写病人的认知与行为、探讨“病人文化”的建构之时，可在病人对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认同和利用这一点上多加关注和发掘。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对于病人们而言，除了作为医疗上的资源，很多时候还是思维中优先呼应的惯性，在治疗陷入困难之时也常会被用作对抗疾病的信念来源和精神力量。 五、结论 通过上文对于民俗医疗、医疗民俗以及叙事医学相关研究的理论梳理，可以看出：(一)疾病同时也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对疾病及其治疗的解释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二)病人的疾痛经验有社会文化的形塑，但其叙事也富有主体建构性，因此可以建构一个面向疾痛的生活世界，以及一套与疗愈的生活方式密切关联的病人文化。 拜伦·古德在谈到叙事与病患经验之间的关系时认为社会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叙事组织起来的。病人诉说自己的故事，梳理自己的疾痛经验，这一对故事与经验加以组织、重现、解释的过程，会打上文化类型与个人特性的烙印，它让生命的体验建构出独特的意义来，这个意义可以是个人层面的，也可以是在群体认同的层面上的。民俗学家田兆元认为“认同”与“建构”是民俗学的核心，其在论及“经济民俗学”之时，认为应重点把握民俗经济在长期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的认同性，围绕着认同的轨迹，民俗经济得以构成一个经济民俗的体系。借鉴这一思想，我们认为，围绕着文化认同的轨迹，对于民俗医疗的种种行为与方法以及病人文化的建构，可以在医疗民俗学的视野下做出更具开放性与系统性的考察。 此外，对医疗民俗的研究，不必局限在传统的、狭窄的“民俗”意义之上，从患病者，尤其是“带病生存”的慢性病患者群体对传统文化和民俗生活中疗愈之道的利用入手，来探究这个群体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所建构的疗愈模式与生活风格，应是一项有意义的民俗学研究。建构一个宏大的“医疗民俗学”理论范式，尚有太多空白需要填补，但医疗生活中的文化认同与建构，是这一理论的起点和基石，强调病人主体建构性的疾痛叙事，是其中重要而可行的方法论。 （本文刊载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