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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民间长诗中的个性特征 我国的民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各民族在共生共荣的环境中又保持着一定的民族性及地域性。这些文化个性与自然环境、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等因素有着极为突出的关联。这些因素之间互有促进，彼此衍生，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及民族性的审美特征。民间长诗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学艺术自然而然地成为承载民族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内涵的载体。 （一）文化圈个性特征 “文化圈，是指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区域，区域内包含一个文化丛。丛内诸文化散布于这一区域，形成功能上互相关联的文化实体。”[2]中国在先秦时期形成四大文化圈：即由黄河中、下游文化区组成的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由东北、蒙古高原、西北三个文化区构建的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由青藏、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三个文化区组成的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由长江中、下游、华南、闽台等文化区组成的江南稻作文化圈。据《尚书·旅獒》载，西周时“四夷咸宾”，说明那时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已定，四大文化圈已经形成。 就四大文化圈的生存环境优劣来分，自然环境最为优良的是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该文化圈范围为黄河中、下游，土地平旷肥沃，气候适宜，适合人类生存和作物生长，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的主要集居区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排在第二位的是江南稻作文化圈。该区域包括鄂、湘、苏、浙、赣、台、桂、粤、海南、港、澳等地区。[2]这里曾经是越人的天下，在文化圈的西南部有部分苗瑶语族民族，其地理特点是丘陵遍布，沟渠纵横，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适宜人类居住和水稻种植，以大米为主食，受汉文化影响严重，文化多元，是抒情叙事长诗的发达区。这两大区域自然环境优良，适宜人类居住和农耕生产，人们的生活相对较为舒适安逸。人们不用过多地为了生存与自然作斗争，也很少发生为了争夺物质资源而发生部落或民族战争。因此，该区域产生的民间长诗多以反映爱情、婚姻家庭及社会生活为内容，是叙事抒情长诗产生区。如侗族的《秦美娘》、壮族的《唱英台》、苗族的《仰阿莎》等。 排在第三位的是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该文化圈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及青海大部分区域。该区域地势海拔高，气候复杂，经济类型多样，民族众多，有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民族及孟高棉语族民族，是我国民族最多的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社会发展参差不齐，有地主制、奴隶制、农奴制，甚至有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该区域的民间长诗类型多样，有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也有叙事抒情长诗，如彝族的《妈妈的女儿》、傈僳族的《逃婚调》等。 排在最后的为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该文化圈是四大文化圈中自然环境最为恶劣的文化圈，从东北三省、内蒙古、宁夏、甘肃绵延到新疆及青海的西北部。这里气候寒冷，自然环境多样，物质资源匮乏。森林、草原、沙漠、戈壁和沼泽等地理环境孕育了性格粗犷、彪悍、豪放的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三个语族的民族。该文化圈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权最多的区域，在古代，各部落、各民族之间为了生存频发战争和冲突，为英雄史诗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英雄史诗带。在这条史诗带上产生了几百部英雄史诗，我国三大著名史诗中，其中两部就产生在此文化圈。这些英雄史诗结构宏伟，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塑造栩栩如生，语言优美动人，篇章繁富，具有突出的艺术魅力，是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维护部落安宁，推动社会发展的回声。如《江格尔》《格斯尔可汗》《智勇王子喜热图》等。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不同的气候，不同的自然环境会造就不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及不同的气质性格。不同的心理及性格又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观念。从科学美学的视角来讲，人类审美活动的形成，或者说认知模块的构建是以事物的有利性为必要前提的。对于生活在不同文化圈的民族来说，他们所生活的文化圈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从畏惧自然，崇拜自然到热爱自然是一个从生存到生活的拼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固有的认知模式及审美知觉。这种来自社会现实的审美知觉带有很强的独特的地域性及民族性。 （二）创作思维模式的民族性特征 思维模式是人脑多种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集合；是被客观世界已经模式化的思维定势。思维模式受制于思维主体所处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恩格斯说：“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3]依据此理论，民间长诗的创作思维模式无论是思维的表层结构还是思维的深层结构，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思维模式特征。首先，从思维模式的表层结构解析，构成各少数民族民间长诗的元素和母题的多是来自高山、河谷、森林、草原等的民族生活。但是，表现在长诗中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情结，是一个民族久远的历史经验和情怀铸就在人格和生命之中的那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可以决定诗人一生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民间长诗是各少数民族在短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原始人自我情感、欲求为中心的心理过程；是在拟人化的比附中把握客观世界。“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4]神话思维的运演不是按照理性思维的分类分析，而是“按照主观印象、感觉把握客体”[4]，是被卡西尔称之为‘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之一’的神秘情感及相关信仰。”[5]如《江格尔》中的江格尔形象，他从小就具有超人的头脑和超强的武艺，长大后智慧过人，有正义感，胸怀广阔，知人善用，能呼风唤雨，能挟雷带电。这种尊崇义、勇、力的审美心理凸显出蒙古族民族传统神话中对英雄审美的思维定势。 影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方面是语言。思维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语言也可以窥知思维方式的特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符号性特征，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精神，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曾论断：“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6]思维与语言相互依存，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是语言的内容。民间长诗是借助民族语言来表达的，表达者的思维轨迹受于语言的浇铸，语言能够构建文化精神，由此，在思维方式上会凸显出语言的民族性特征。 （三）个性化的民族审美意识 审美意识是一个由感觉、想象、表象、意志、情感等多种心理要素组成的复合体。普列汉诺夫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他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7]虽然在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艺术心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是影响艺术心理的全部因素。艺术心理还受到个人心理发展状况的影响。影响个人心理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因素，即遗传与环境。二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生存环境在人的审美心理行程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地貌、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左右着人的发展。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希腊早期文明研究所产生的观点，他认为常年生活在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环境中的民族，一定比别的民族发展得更幸福。那里没有严寒和酷暑，人们能够感受到“温和的自然界怎样使人的精神变得活泼、平衡、把机灵敏捷的头脑引导到思想与行动的路上。”[8]由此可见，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又造就了特定的文化类型；特定的文化类型继而又塑造出特定的审美心理。 审美意识还要受到经济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哲学观和伦理道德观等影响，这些都给审美意识打上了民族特有的印迹。从经济生活方式上看，因各民族有渔猎、稻作、游牧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审美意识上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如北方游牧经济生活方式的审美意识是根植于游牧生活的大地，带着草原的芬芳，蕴含着古老而豪迈的民族英雄气概；而江南稻作文化圈所表达的是在崇山峻岭中给人以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