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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地区是建设“美丽中国”、打赢生态治理保卫战的关键源头，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机制是实现民族地区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机制。以参与主体为划分维度，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知识扩散机制可分为高位推动、地方“干中学”、经验借鉴和族群知识演化四类，每种扩散机制会对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产生不一样的作用。扩散机制的选择应考虑特定情景要素的影响，选择具有灵活性、兼容性和实效性的机制类型。 关键词：民族地区生态治理; 知识扩散机制; 类型; 作用; 选择; 作者简介：冷涛（1982-），湖南益阳人，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政策创新与扩散。; 基金：2017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政策学习视角下‘河长制’的政策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7GZYB57); 贵州师范大学资助博士科研项目“中国政策学习的‘类型化’研究”(项目编号：2017社科博[2]号)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举措，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1]，生态治理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它彰显党中央和国务院打赢生态治理保卫战的决心和信心。生态治理的宏伟蓝图只有转化为具体治理行动，建设“美丽中国”才能落到实处，而实施有效的生态治理行动，需要相应知识作支撑。生态治理主体作为知识储备与运用的载体，其知识储备量和运用能力直接关系到治理行动能否落地。如何提升生态治理主体的知识储备与运用能力？知识的获取源于学习和实践，上级发布的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自主开展摸索与创新、其他地区提供的成功经验等，这些知识形态是生态治理主体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主要来源。当然，不同知识是通过特定渠道得以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扩散，这一知识跨越时空界限的过程就是知识扩散的过程，知识扩散是知识通过一定的渠道从发源地向外进行传播和转移的过程。[2] 知识扩散因地理距离、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因素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民族地区因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和历史原因，生态环境脆弱，土地沙漠化、草地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相对薄弱的一环，提升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储备和运用能力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学界关于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扩散的研究于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功能视角探讨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知识扩散，如少数民族地区环保习惯法的特性与发展、族群法治知识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中的应用等；另一类是从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特色做法”入手，分析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问题。各民族地区依据自身条件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治理经验，如宁夏中卫县沙漠化防治模式的演化、贵州石漠化治理模式的演变等。既有成果主要从民族地区的“地方特色”和差异化视角出发，用“深描”方法探讨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丰富和完善了既有生态治理知识扩散的研究内容。但是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机制既存在差异性，也有共性，比如民族地区同样存在以权力为后盾、自上而下的知识扩散现象。现有成果聚焦于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扩散机制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对于具有共性特征的知识扩散机制探讨不足，同时也缺乏对不同类型知识扩散机制的整合与对比分析。 一、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扩散的类型梳理 为推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纵深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开展了各式各样、行之有效的知识生产与扩散活动：首先，中央层面通过实施生态治理工程和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基地，为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提供实践平台。例如，国家先后施行长江、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这些工程项目成为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的实践平台。其次，以地方立法形式出台地方性法规和条例，为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提供政策支撑。各民族地区依据辖区内生态环境状况，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如《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10年修正）《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2004年修正）等，这些地方性法规和条例是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治理的重要政策知识来源。再次，族群生态知识演化为民族符号，成为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地方知识来源。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自然崇拜情结，如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圣水”“神山”等自然禁忌观，西北少数民族“逐草而居”的放牧式生产生活法则。民族地区所蕴含的有关生态治理的朴素理念和族群知识已延伸至生态治理的末梢（即乡村地区），它们通过传承和延展，成为某种民族符号和民族社会意识，有效维护了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 通过对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扩散的实践描述，发现政府是推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扩散的主导力量，中央以高层指示、专门立法、等形式推动生态治理知识的纵向扩散，地方以配套立法、政策试验等方式实现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的有效增长。另外，民族地区所传承下来的传统生态文化，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进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和族群是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得以扩散的基本力量。 （一）高位推动式知识扩散机制 高位推动式知识扩散机制是处于权力高阶位置的组织或个人，以强制性权力自上而下或通过中央与地方互动的形式推动知识扩散的机制。由于民族地区大部分位于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相对恶劣，加上民族地区生态治理能力相对不足，成为中国生态治理系统工程中的薄弱一环，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重视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问题，通过采取多项措施，促成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的有效扩散。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央通过设立冀西沙荒造林局、实施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防治工程等措施，引导地方政府投入到生态治理的持久战之中；从改革开放大门开启到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前，在中央有步骤、分阶段的带动下，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呈井喷之势。国家先后开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八片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加快了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另处，中央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治理立法活动，如《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专项治理规划》《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等政策法规先后出台，为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治理进程提供了知识来源。西部大开发实施后，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知识扩散得到跨越式发展，《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三江源生态工程等政策法规和治理工程的施行，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呈规模化、集成化发展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问题，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的有机结合，如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审核通过《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等，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呈纵深发展之势。 通过实践考察和文本梳理，高位推动式知识扩散机制的属性特征和作用机理归纳如下：第一，权力高层的重视和推动是生态治理知识扩散的核心动力。高层领导的考察活动、重要指示和会议讲话能快速聚集生态治理资源，提升民族地区生态治理问题的关注度，促成生态治理知识自上而下的快速扩散。第二，知识扩散方式的多元化。高层领导既可以依靠权力链条、以强制命令的形式加快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如重大会议召开期间所印发的红头文件、实地考察所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等；又能够以政治或经济激励方式加快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扩散的进程，如实施生态防治工程、推行绿色GDP考核等；还可以通过“政策试验”推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的扩散，如民族地区进行的各种生态治理试点、试验区建设等。第三，知识扩散的演变轨迹以渐进变化为主。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对于民族地区生态治理重要性的认知是逐步深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生态治理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央高层推动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进程是稳步推进的，反映在生态治理知识扩散的演变轨迹上，是渐进主义式的。 （二）地方“干中学”式知识扩散机制 地方“干中学”式知识扩散机制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以自主探索方式推动生态治理知识在辖区内扩散的作用机制，不同于“中央布点-地方试验”的知识扩散方式，地方“干中学”是在没有获得高层明确指示的前提下，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的自主探索在先、中央或上级认可在后的知识扩散机制。民族地区生态治理实践中不乏地方“干中学”的知识扩散实例。例如，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在石漠化治理领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贵州省岩溶出露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61.92%，是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最大、类型最复杂危害最深的省份。面对如此严峻的石漠化，贵州探索出“造血式”石漠化治理模式：一方面，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生态移民等措施遏制石漠化蔓延。2018年贵州省岩溶地区第三次石漠化监测结果显示，从2011年至2016年，贵州省的石漠化面积已减少55.37万公顷，面积减少了18.31%。另一方面，探索石漠化治理与农村产业发展相结合的“造血”式治理模式。贵州探索出敢向石头要“效益”的“造血”式生态治理之路，让“石山荒岭披绿生金”。贵州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总结出岩溶地区种植花椒的“顶坛模式”、种植金银花的“坪上模式”以及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晴隆模式”，这些“造血”式石漠化治理模式陆续得到推广应用，不但提高了整个贵州的森林覆盖率，而且为农民群众带来了显著的增收效果。 基于以上实践考察，地方“干中学”式知识扩散机制的属性特征和作用机理概括如下：第一，地方政府的自主探索与创新是推动知识扩散的先导力量。地方政府依据当地生态条件，在上级政府未圈定试验内容的前提下，通过不断试错和经验积累，以及环保技术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技术指导，形成“独创”“地方特色”等地方知识形态。第二，上级的认可和推广是地方“特色做法”实现“由点到面”、全面铺开的关键一环。上级政府虽未给出明确指示，但地方知识要成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经验”，离不开上级政府的认可与推动，因为上级政府掌握了更为充裕的知识扩散资源，依靠上级认可、官媒报道，可使地方“特色做法”的关注度快速上升，地方知识的跨域扩散得以加快。第三，知识扩散的演变轨迹是突变和激增的叠加。地方“干中学”强调地方政府的不断试错，一旦地方的“特色做法”成形，对于原有生态治理知识结构而言就是突破性创新，是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活动。另外，在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推广后，知识扩散进程加快，其他地方依据各自生态条件进行生态治理知识的再生产，新的做法和经验又不断涌现。因此，地方“干中学”的知识扩散轨迹是知识结构突变和新知识激增的叠加。 （三）经验汲取式知识扩散机制 经验汲取式知识扩散机制是民族地区通过借鉴外来生态治理经验，以考察学习、经验交流为主要途径，提升自身生态治理能力的扩散机制。相较于地方“干中学”式知识扩散机制，经验汲取式的知识扩散起点不在本地区，其以外来成功经验的改进和改良为主要手段，是民族地区短期内提升生态治理集体智慧的主要路径。参照王浦劬和赖先进关于中国政策扩散机制类型的观点，经验汲取式知识扩散机制可进一步细分。 首先，邻近效应作用下的知识扩散机制。地处不同辖区的民族地区，由于相邻地域空间相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相似，经验引入地会积极关注、借鉴成功经验发源地的生态治理知识，通过专家评估后，知识扩散得以触发。例如，在我国西北民族地区，荒漠化是共同的生态治理难题。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是世界第七大沙漠，历史上有“死亡之海”之称。面对严峻的荒漠化形势，当地政府探索出产业化治沙之路，通过技术和机制创新，形成“治沙、生态、经济、民生”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沙漠生态循环经济模式。产业化治沙所产生的显著生态和经济效益引起了邻近地区的关注，宁夏、甘肃等相邻省区以考察学习的方式借鉴内蒙古的成功治沙经验，产业化治沙模式在西北几个民族省区得以扩散。 其次，不同生态治理势能差的跨域知识扩散机制。此类知识扩散不需要借助地域相邻的便利性，生态治理知识在时空分布上存在势能差，一般会沿着知识势能较强的地区向知识势能相对较低的区域扩散。比如，“河长制”源于江苏无锡的蓝藻危机治理，经过几年治水实践后，以“双河长”“一河一策”等政策知识为核心内容的治水政策体系显现出治水成效，“河长上岗，水质变样”是治水成效的真实写照。作为治水知识相对落后的民族省份，贵州通过集体考察学习、专题调研等方式向江苏取经，在三岔河流域开启“河长制”试点后，经过三年的经验积累，三岔河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河长制”治水经验实现了从江苏向贵州的跨域扩散。 通过实践考察，经验汲取式知识扩散机制的属性特征和作用机理梳理如下：第一，知识扩散的动力源于其他平行治理主体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其他民族地区或政策先进地区的生态治理的知识创新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刺激了经验引入地的知识引入需求，知识扩散在示范效应带动下以“领导-跟进”的方式完成。第二，“走出去”和“引进来”是知识扩散的主要方式。经验汲取既有组团考察、专题调研等“走出去”的知识扩散方式，也包含邀请同行和专家座谈、组会分享经验等“引进来”的知识扩散方式。第三，知识扩散按照“S”形的轨迹演变。考虑到知识运用的水土不服和不确定性问题，经验汲取式知识扩散在刚开始时，跟进的地区很少。等到生态治理知识在其他地区显现出成效后，大部分持观望态度的地区就会加入到知识扩散的跟进队伍之中，此时知识扩散便进入加速发展期。随后由于扩散边界已基本覆盖，外来知识的主要精髓已被汲取，经验汲取的动力开始变弱，知识扩散步入平缓衰减阶段可见。民族地区经验汲取式知识扩散呈“S”形的扩散轨迹扩散的。 （四）族群知识演化式知识扩散机制 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在生态治理知识扩散领域最大的不同就是族群知识在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即部分少数民族的族群知识中包含朴素的自然崇拜理念，如“圣水”“神山”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了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族群知识演化式知识扩散强调族群知识在生态治理领域的社会建构作用，即通过族群内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承与发展，以口头相授、制定乡规民约等方式，促成族群内有生态知识的人际扩散和代际传递。 族群知识演化式知识扩散在存在大量实例，对于维系民族地区生态平衡起到良好的“软法”指导作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区，侗族传统文化中富含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和习俗。例如，“无山就无树，无树就无水，无水就无田，无田不养人”是侗族世代相传的一句谚语，它彰显出侗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理念。侗族民间信仰中包含生态保护的文化因子，在民族节日都要举办祭祀“树神”的拜神活动，以求平安幸福。“侗款”是侗族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它通过将约定条款刻录在石碑或村寨鼓楼等显眼位置，以竖立标志物的形式，警示和唤起当地村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相较于其他知识扩散机制，族群知识演化式具备独有属性和作用机理：第一，族群文化传承是推动知识扩散的核心力量。无论是口头相授的“自然禁忌观”，还是世代遵循的乡规民约，它们都是族群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不同扩散载体得以传承和延续。第二，“软法”指导下的自我约束与管理是族群生态治理知识得以扩散的主要方式。不同于政府部门所颁布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硬法”，族群文化中所包含的环境保护知识是通过族群内成员的人际互动和代际传递等社会建构方式而形成，属于不具备强制性约束力的“软法”知识，知识扩散依赖于族群成员的自我约束与管理。第三，知识扩散轨迹以渐进式变化为主。纵观族群文化的演变轨迹，有关环境保护的族群知识大多通过口头相授、习俗沿袭等代际传递方式实现跨时空扩散，此类知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后，逐步演化为族群成员生产和生活中的内容。可见，族群内有关环境保护的知识是以渐进方式的逐步扩散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