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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知识扩散机制的选择 从不同生态治理知识扩散机制的特性及作用分析可看出，每一类扩散机制有其作用条件和适用边界，不同地区需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扩散机制。如何选择合适的知识扩散机制？民族地区需要依据情景因素选择契合自身条件的生态治理知识扩散机制，“情景要素包含政治体制、法律框架、行政文化等要素，它们影响新理念的理解，以及相应组织结构方式和实践途径的选择，这些因素不但决定了是否采纳某一模式，而且决定了这一模式的本地内涵”[9]。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生态治理的知识扩散不存在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作用机制，民族地区的生态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治理问题的特殊化程度等情景要素都会影响扩散机制的选择，应在强调灵活性、兼容性和实效性的原则下，科学、合理地选择契合民族地区现实条件的知识扩散机制。 首先，不同的知识扩散机制有其特定作用边界。由于扩散动力、作用方式的差异，不同知识扩散机制都存在作用边界，不存在能解决民族地区所有生态治理问题的机制类型。高位推动式以强制性权力为后盾，能迅速推动生态治理活动的展开。但由于强制性权力过于刚性，区域差异性难以兼顾，易造成生态治理的“一刀切”。实践证明，高位推动式更适合解决规制性较强的生态治理问题，如限期治理、环境“问责制”等。而其他三种扩散机制更适合解决激励性较强的生态治理问题，如排污权交易、第三方治理等。地方“干中学”式以地方政府的内源式知识创新为扩散动力，具有契合地方治理情景、地方政府参与积极性高等特点。但是地方“干中学”存在失败的风险，地方官员的自利行为容易使知识创新半途而废。因此，地方“干中学”的知识扩散需建立有效的专家参与、绩效评估等制度机制，以保证知识创新的稳定性和实效性。同样，经验汲取式也需建立完善的专家参与和绩效评估等机制，因为经验汲取式是以其他平行权力主体所做的积极示范为扩散动力，治理经验的跨域转移能在短期内提升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能力，但若没有进行科学的论证与评估，经验复制容易脱离本地区实际，从而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族群知识演化式通过族群生态文化的代际传递，可有效解决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中的生态治理问题，其对于族群成员具有较强的行为指导作用。但族群文化的代际传递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存在协调成本高、效率低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激发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吸引力与活力，使其“软法”指导作用得以延续。 其次，治理问题的特殊化程度是影响扩散机制选择的核心要素。民族地区在生态治理过程中面临各种类型的问题，如果面临的普遍存在的生态治理问题，如大气、水的污染防治，则高位推动式凭借其权威推动和扩散速度成为知识扩散机制的首选。另外，如其他地区的生态治理知识已产生显著治理成效、可解决共性的生态治理问题，经验汲取式知识扩散机制也是民族地区提升自身生态治理能力的重要选择；如果民族地区面临的生态治理问题属于地方特有的问题，如土地沙漠化，则需要民族地区依据当地环境状况、已有防治经验等现实因素进行地方生态治理知识的探索与创新。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传统的族群生态文化也能在解决特定生态问题过程中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当然，族群演化式知识扩散机制在民族地区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更有用武之地，它是民族地区在基层生态治理资源不足的条件下解决乡村地区特定环境问题的主要机制，对于解决民族地区乡村日常生产生活中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最后，扩散机制的“差异化组合”是民族地区生态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的理性选择。生态治理知识扩散机制的选择并不是单一机制的选择，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治理工程，不仅需要政府的强制推动和试验探索，还需要专家学者的技术指导以及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软法”支持。基于特定情景要素和扩散机制的作用特性，在遵循“差异化组合”的选择逻辑下，可将不同知识扩散机制组合使用，以实现民族地区生态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当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某项生态治理政策的扩散时，为有效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除了给予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激励外，应按照“分权化改革”思路，允许民族地区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地方“干中学”的政策试验，将宏观政策进一步细化，使其能在不同地区落地生根；在地方“干中学”的生态治理知识创新过程中，上级政府应给予相应的资源支持，通过及时评估地方生态治理知识，将特色做法及时注入国家或省级层面的生态治理政策之中，然后以权威推动者的身份加速地方生态治理知识的扩散。另外，在地方“干中学”的知识扩散过程中，有大量民族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可以利用，通过对族群生态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使其更好服务于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工作。而在族群生态文化的代际传递过程中，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不可或缺。当地政府既可以引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特色做法，对本地民族生态文化加以改造，以吸收更多有益成分，是可以通过对本地传统生态文化的挖潜和升级，提升其文化吸引力和凝聚力，使之得以延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时殷弘.新时代·新格局·新规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 Dolowtiz, D., Marsh, D.. Who Learns from Whom: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J].Political Studies.1996,(2). [4]廖国强，关磊.文化·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5] 覃东平.苗族传统精神文明的机制和内容[A].贵州民族调查：卷十五[C].1997. [6] Hood, C. Contemporary Public Management:A New Global Paradigm[J]. Public and Administration,199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