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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它植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孕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主基调和主旋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历史形塑、现实存在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通过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培养、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政治认同、坚持正确道路、联络感情等路径，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思考。 关 键 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时代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精准扶贫机制研究”(17AMZ015)；教育部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西南地区社会管理”。 作者简介：董强，聂开吉，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董强(1976- )，男，山东济宁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聂开吉(1993- )，男，贵州威宁人，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民族共同体是社会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共同体是人的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民族的社会性表现。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共同体，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共同体都能促进民族的发展。社会共同体有真实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之分。真实共同体是指“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实现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体”；虚假共同体是指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某一阶级为自己本阶级的利益所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真实存在的共同体，因为它符合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是有利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共同体。 一、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辩证统一体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辩证统一体，要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绝不能忽视历史上各民族长期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是“多元一体”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自秦汉以来，中央和地方民族政权之间不断地交往互动，在历史长河中造就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大历史图景，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的许多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从古代时起，他们的祖先就在我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子孙孙。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不仅各自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各具特点的社会文化，而且通过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尽管四五千年中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民族有兴亡、有消长，有些民族消失了，被同化于其他民族中，有些民族融合了，又不断有些新的民族形成、壮大了，但各民族所凝聚成的这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却延绵持续，保持了我国文明的连续性和推陈出新的创造性。它源远流长，在世界上实为仅有。这个由各兄弟民族所结合成的整体，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少次严峻的考验，外来的打击，内在的分裂，但由于各族人民之间的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与总趋势，每次分裂之后都形成更巩固的统一。这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突出的事实。”[2] “一部厚重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并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3]25“正是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3]25无论是政通人和，还是民族危急存亡之时，各民族都秉承爱国的传统，对国家和人民有强烈的责任与担当，爱国主义深深镌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骨子里。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在大一统时期，各民族各地区友好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人口迁移及族际通婚等，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现形式；第二，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灾难时刻，我国各民族均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切实做到对国家、对人民忠诚，为国分忧、为人民担责，各民族均表现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担当，各民族有识之士积极为国为民奔走呼号，各民族积极主动互助扶持，相依为命，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辩证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纽带，把我国各民族人民维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世代传承。复杂多元的地理单元，加上各民族交往互动、迁徙，造就了我国如今“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是政治纽带，保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机制体制的运行。文化的多元是联结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分布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救亡图存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纽带，是民族意识、家国意识的共同体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致力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同化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3]26 秦汉以来，我国基本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两千多年来，国家尽管有分裂、民族尽管有纷争，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是各民族心之所向，是发展的大势所趋。”[3]26无论是秦朝经略西南、修“五尺道”，西汉允许匈奴支系南归、游牧转农，蜀汉开发南中，大唐边境实现的羁縻政策；还是元朝设宣政院统辖西藏，大明在西南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清王朝在西南地区施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及设立理蕃院，迎接土尔扈特人东归，“无不反映出各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都把实现国家统一作为最高政治目标，都为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3]27。历史上的三次大分裂结束后的统一，每一次都比上次波及范围广、力度强，吸纳和整合进来的民族更多。“中华各民族在历经迁徙、贸易、婚嫁以及碰撞、冲突甚至兵戎相见后，交往范围都在不断扩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交融一体、繁荣一体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3]27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和心理特征日趋形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外国列强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把各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各民族儿女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加深了福祸相依、休戚与共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守望相助、急难相扶的兄弟情谊，形成了政治上团结一致和抵御外侮的共同行动。”[3]27在抵御外辱的共同行动中，我国各民族都深刻地认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唇齿相依、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民族才有前途，国家才有希望”[3]27。在历经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 总之，“中华民族”既有悠远深邃的历史渊源，又在近代民族国家进程中得以正式铸造，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4] (二)中华民族从现实存在状态来看是“一体多元”的，其中包括民族特点和差异明显的56个民族，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各民族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发展 56个民族56朵花，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为什么我们用56朵花来形容56个民族，而不是56个花瓣?这恰好体现了我国各民族是整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一家亲”。“多元”指的是每个兄弟民族都是相对完整的、具有其特点，是欣欣向荣的。“一体”指的是为了共同的“中国梦”汇聚一堂，齐心协力，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56个民族各自拥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民族特点，彼此之间由于特定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而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存在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之分。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各民族相亲相爱，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5]。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中华各民族“一体多元”，我们始终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不遗余力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看，在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经历了民族分化、同化、组合而形成新的民族，我们称之为“次生形态民族”。次生形态民族的形成规律属于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它在形成过程中常常表现为“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等具体形式[6]54。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过无数次的民族分化、同化、组合、融合。有的民族族源相同，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发展成不同的支系，最后形成不同的民族，属于“同源异流”的结果。有的民族则是在历史的某一时段，从某些民族中分脱出来，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生文化涵化、同化与融合，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民族。 中华民族的现实存在状态，是一种“一体多元”的状态。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历史的原因。历史上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各民族为了本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本民族的利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会通过彼此的征伐来争夺资源，各民族之间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地域资源不同时，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各民族之间会进行友好的物物交换或是货币交换，在经济交往中，各部落或民族逐渐地相互吸纳。有时也通过政治行为，将生存环境差的民族或政治势力比较大的世家大族，通过强制的手段迁居他乡，这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表现，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事实。第二种是现实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就开始在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民族特征为根本、民族源流为历史依据、民族意愿相近和就近认同四个依据为原则，最终识别了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其次，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各民族经济往来频繁，经济圈、婚姻圈、文化圈、交际圈逐渐扩大，随之而来的交往半径扩大，越来越大的同心圆是我国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民族现实存在状态“一体多元”的集中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