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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学术界、政界和舆论界等各界人士对边疆问题极为关注，积极参与“边疆”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但是他们的“边疆”概念、内涵有一定的差别，对于中国“边疆”地域范围的认知也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化的认知使“边政学”构建缺少共同的理论“起点”，又在百家争鸣的讨论中促使边疆研究逐步深化。这为今天“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关键词】边疆；概念；范畴；认知 【作者简介】孙宏年，男，山东兖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南边疆史地。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3次研究高潮，其中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对于20世纪20～4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我国学术界已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马大正、刘逖、段金生、汪洪亮等出版了相关学术研究专著，韦清风、房建昌、孙懿、娄贵品、马玉华、杨思机等发表过数十篇专题论文。这些研究成果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同时还有着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仍需深化，比如这一时期国内各界对“边疆”概念的认知、分歧及其与实践的关系，就需要做进一步探讨。本文拟梳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各界人士“边疆”概念，分析当时的“边疆”认知及启示，请方家指正。 一 对于“边疆”概念，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官方文件中多次提到“边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黄慕松和教育部长朱家骅，从事边疆事务的高长柱、周昆田等都发表过相关意见，学界、政界等人士从不同角度发表过意见，如黄奋生、吴文藻、张廷休、凌纯声、李安宅、陶云逵、思慕等学者，但他们的观点有一定分歧。对此，汪洪亮、方素梅、娄贵品、马玉华、刘琪、高旭斌等学者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边疆”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国内学界学理上的“边疆”概念，主要是学术界所阐述的概念；二是政府及各部门“边疆工作”实践中的“边疆”概念；三是中外学术交流互动中的“边疆”概念。 (一)国内学界学理层面的“边疆”概念 从学理上看，这一时期学术界所论述的“边疆”内涵比较丰富，但学者们对“边疆”概念的内涵、外延、研究范畴的认识有很大差别，有的对“边疆”内涵、外延、影响因素等进行静态的“平面分析”，如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具有代表性；有的把时间、空间、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动态“立体展示”，思慕、徐益棠很有代表性；有的是在中外学术交流中产生的“东西融合”概念，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具有代表性。 1.“边疆”概念的静态“平面分析” 吴文藻在1942年1月发表《边政学发凡》，他指出“边政有广、狭二义之不同：边疆政治，系边政之广义；边疆行政，系边政之狭义”“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他强调，“研究边政学的观点有二：一是政治学的观点，一是人类学的观点”。他认为“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中国现在的国界，三面是陆界，一面是海界。“文化上的边疆”是从“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角度定义的，也就是“民族上的边疆”。边政学是从政治学、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边疆问题，所以边疆的定义也是“同时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比如“蒙疆”“藏疆”“回疆”“苗疆”都包含双重含义，“一面是国界上的边疆，一面是民族上的边疆”。《边政学发凡》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文中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学者的认识，即“边疆”有多重含义，既是“政治上的边疆”“地理上的边疆”，又是“文化上的边疆”“民族上的边疆”。 2.“边疆”概念的动态“立体展示” 这一时期，“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先后发生，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中国大好河山，学者注意到“边疆”概念受时间、形势变化而“动态演变”。思慕在《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本质”和东北边疆、内蒙、外蒙、新疆、西藏、云南等内容，就对“边疆”进行“动态分析”“立体展示”。对于“边疆”，思慕提出与别人不同的两个观点：(1)人们通常把“本部”与“边疆”对立，而“中国的本部往时是指十八行省的，说十八行省以外才是边疆，那当然不符事实，因为至少云南也是边疆”。(2)有人认为“中国的四境中除了东南滨海外，陆路边疆包含东北三省、外蒙、新疆、西藏及云南、广东、广西”。思慕认为，“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是对的”，但“自从外蒙独立，满洲、热河沦陷于日本，内蒙便事实上是中国北部的最前的防卫线”；西康与西藏接壤，“西藏事实上沦为英的保护国，与西康发生种种纠纷，中英藏问题便波及西康”，因此内蒙、西康也应包括在“边疆”范围内。因此，他强调“满洲、外蒙、内蒙、新疆、西藏、西康、云南”总计800 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中国国土的70%，对于保卫中国内地非常重要，如果绥远、察哈尔再被日本侵占，西康被英国蚕食，华北、西北、四川各省都将“沦为边疆，整个国家恐也不能苟延残喘了”。 思慕从动态演变、影响要素的角度，对“中国边疆”概念进行“立体分析”。他认为，20 世纪30 年代问题中国的“边疆问题”是“世界分割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差不多自有历史以来，就有所谓边疆问题，或因汉民族对外的武力征服，或因四周的经济较落后的民族的入侵、冲突、接触发生，但惹起较严重的边疆问题”，但“那时的问题是民族间的关系，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的问题”，而“现在的边疆问题却不是那样的简单”，“现代中国的边疆问题”与帝国主义有关，是世界“分割”与再“分割”问题的一部分。17世纪末期沙俄侵占雅克萨和后来“中俄间缔结的恰克图等条约”是“现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前奏曲”，19世纪中叶起“欧西列强对东方的蚕食骤见紧迫”，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多场侵略战争，“中国的藩属缅甸、安南、朝鲜次第丧失，现代的中国的边疆问题便开始发生，并且一天比一天紧急严重了”。中国边疆问题有其“内在因素”，如边疆地区“地理上经济上的特殊性”、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但“现在的中国边疆问题之所以异于过去的，却不在于这些内在的因素，它的特性实由帝国主义所赋予”，比如“回民族的暴动，在清朝时便有好几次(例如乾隆朝的大小和卓之乱，嘉庆朝的张格尔之乱，同治朝的东干回和阿左柏伯克之乱)”，到1871年的“东干回乱”，沙俄乘机侵占中国伊犁，“显然有帝国主义百慕大魔手直接的开与，不是单纯的民族间的冲突了”。 徐益棠也注意到“边疆”概念的动态演变。他在1942年撰文指出：1931至1937年我国“边疆问题”极为严重，东北边疆在九一八事变后“辽吉失守”，海南出现“西沙群岛之下被占”；西南有“康藏之争”“回康之争”“川康之争”，云南发生“班洪事件”；西北“初则因考察团而发生中法学术界之争执，继则因政治问题而发生金马之冲突，终则因国际之牵引而造成南疆之独立”；内蒙因德王等要求“高度自治”而形势紧张。与此同时，“各边区”出现骚动，包括1932、1932 年广西兴安、龙胜等地的“瑶民之变”，1936至1938年湖南省境内发生苗民抗租事件。当时中国边疆问题受到“帝国主义之挑拨”，根本原因为“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这说明，徐氏所说的“边疆问题”既包括地理上靠近国境的陆地边疆、海疆的问题，又包含湖南苗民、广西瑶族的居住区的问题。 (二)政府部门“边疆工作”中的“边疆”概念 这一时期，边疆治理成为民国中央政府关注、重视的重要事务。1927年以前北京民国政府主要由蒙藏院管理西藏、蒙古地区及相关的边疆民族事务，国民政府在1928年设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西藏地区事务，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交通部、军令部等部门分别管理边疆地区相关事务。在边疆治理的实践中，各部门“边疆工作”中的“边疆”概念逐步明确。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黄慕松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等及在相关部门任职的高长柱、黄奋生、张廷休、凌纯声等都有相关论述，但他们“边疆”概念差别很大，黄慕松、朱家骅就是例证。 黄慕松在1936年指出“边疆两字，普通多指四周接近邻国之地域，其广义，而在本题则仅指远离中原，既接强邻，又与内地情形稍有差别之领土。如地带、气候、民族、语文、政俗、诸端，均与中原相同，则虽在极边而不视之为边疆，如闽粤诸省是。否则虽不在边檄，亦可视为边疆，如青康诸省是”，如果“本此意义以定我国之边疆，自当以蒙古、西藏、新疆、西康为主，察、绥、宁、青等省次之，此外如东三省、云南、两广及沿海诸省，虽处边疆，民情风俗，一如中原，法令规章，普遍使用，已无特殊行政区域之性质，故不能与边疆同视”。朱家骅在1947年则提出“边疆”有3个涵义，即地理的边疆、政治的边疆、文化的边疆，指出“国境之边界或边缘地带，谓之地理的边疆，地理的边疆兼指海疆与陆疆而言”“地理的边疆，常视国势之隆替为伸缩，一方为国防之边缘，一方又为经济的对象”“政治制度或其组织与内地一般所行政制不同者，谓之政治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为边政的对象，边政措施之得宜与否，常决定政治的边疆之内向与外倾”“文化的边疆，系指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而言。如谓地理的边疆基于属地主义，则文化的边疆可谓基于属人主义”，“文化的边疆”包括“内边”“外边”两层，“蒙古人、西藏人、南疆之维，康滇之夷，湘黔之苗，两粤之瑶，台湾之高砂，均使用特殊之语文，形成特殊之文化型，统称内边”，而越南、缅甸、琉球、朝鲜等地“向受中华文化之孵育，其后让割分隶，致文化稍稍变质，然其基本生活，仍不脱中土情调，姑称之为外边”。 (三)中外学术界交流中的“中国边疆”概念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同行在中国边疆研究上进行过较为深入的交流，一方面英、俄等国探险者、“学者”到中国边疆“考察”，如1927～1933年中国学者袁复礼、黄文弼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等地开展了6年的联合考察。另一方面，中外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方面有过较为深入的交流，中国学者就与美国的边疆学派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进行过一定的互动。 1893年，美国学者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1861～1932)宣读了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SignificanceoftheFrontierin American History)，提出著名的“边疆假说”，由此开创“边疆学派”。20世纪上半叶，“边疆史学”成为美国历史学中的热门领域。美国学者还以边疆的角度、观点和理论研究别国历史，其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对中国边疆史进行过研究，《亚洲腹地的中国边疆》(InnerAsianFrontiersof China)就是他在“边疆史”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等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 《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为美国地理学会研究丛书(American GeographicalSociety ResearchSeries)的第21种，1940年由该学会在纽约首次出版。该书共4篇、16章，纵横结合，论述中国“边疆”的理论性问题，论证中反映了美国“边疆学派”某些理论的影响。对于“边疆”概念，拉铁摩尔在第8章《“蓄水池”与边缘地带》中指出，在讨论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时，“边界”(boundary)与“边疆”(frontier)的差别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地理和历史的边界在地图上通常画成线，但边疆通常表现为一个地带。他强调“长城的边境地带”(the Great WarFrontier)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这是通过多个世纪的政治上的努力，极力保持的一个界线，以此划分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和蛮夷之邦。这可以证明这种界线的信念，却不能成为地理上的事实。 《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出版后就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赵敏求翻译成中文，书名为《中国的边疆》，1941年12月由正中书局在重庆出版，1946年4月在上海再版。对于书中所强调的边疆理论、观点，赵敏求在中文译本的《引言》中进行了阐发。他首先介绍了美国历史学界以历史的“边疆观”论证该国历史的学术史和现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界形成了一个新的风气，以‘边疆’为历史现象的典型，用边疆去解释整个历史过程。第一位美国历史家采用这种历史的‘边疆观’的是邓勒”，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而“这二十年来，历史的‘边疆观’差不多支配了整个的美国历史界。近年来出版的美国历史，都以在最初即行存在的‘边疆’影响，来解释各州的发展”。赵氏所说的美国第一位“采用这种历史的‘边疆观’的”历史学家邓勒，似应为特纳(FrederickJackson Turner)姓名中“Turner”的音译。 赵氏在《引言》中还指出：所谓“边疆”，是两个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触，因而产生相互的影响，造成许多行动及反动，形成特殊的势力，并从中发展出新的观点来。美国最后的一个地理边疆于1898年左右消灭，但是美国人民的边疆心理至今仍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深具边疆心理的民族。每一个边疆社会——两个文化的接触——必然有其力求发展、超越另一种文化的企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发生中国的边疆问题”。拉铁摩尔写此书“就是企图以‘边疆观’解释历史，由于‘边疆’的存在”，作者“用边疆现象作为根据，以经济社会的观点，去解释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的形成”。这篇《引言》表明，译者对特纳和美国的“边疆学派”有一定了解，简介该书时又引发出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主要集中在“边疆”“边疆社会”和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方面，反映了中美两国学者在边疆研究中的交流与互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