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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学术界、政界和舆论界等各界人士对边疆问题极为关注，对列强侵略、国土沦丧、边疆危机普遍充满忧患意识，积极参与“边疆”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一部分人直接参与边疆治理的决策和实践，但是他们所涉及的“边疆”概念、内涵有一定的差别，对于中国“边疆”地域范围的表述也有显著差异。这些概念、认识有交叉、有联系，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折射出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学科分野、边疆研究与“边疆工作”实践的互动等特征： (一)“边疆”概念与学科分野关系密切。这一时期，政界、学界等各界人士参与“边疆”问题探讨，围绕“边疆”及相关的“边区”“边民”“边疆文化”“边疆教育”“边疆社会”等概念、范畴见仁见智。这些人士的教育背景、学科视角与他们的“边疆”认知关系密切，他们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出发，阐明各自的观点，有的学者明确说明“边疆”概念的学科属性，如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中就强调边政学是从政治学、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边疆问题，“边疆”有“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正是基于政治学、人类学的观点提出的。有人力图把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如思慕、徐益棠对“边疆”形态、范围进行动态的“立体展示”，就运用了历史学、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不仅如此，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也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探讨“中国边疆”问题，并与中国学术界进行交流、互动。他不仅从历史学的视角，在《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中论述了从“传说时代”、夏商时期到清朝的中国边疆问题，对“中国边疆”的演变进行了动态的、立体的“展示”，而且用地缘政治学某些理论解释“中国边疆”，专门论述“陆权、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他认为，把陆权、海权的理论用于中国的历史并不难，哥伦布时代以前中国的“对外事务”主要与“长城的边境地带”有关，直到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和葡萄牙及其西方国家商人向中国渗透，海权第一次向控制中国的陆地进行了挑战；19世纪进入中国的海上力量已势不可挡，西欧海权强国在远东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各自的势力，这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和侵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陆权与海权的正面冲突。这些分析显然受到19世纪末以来马汉、麦金德等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 (二)边疆研究的学术理念与“边疆工作”实践的互动。这一时期，各界人士关注边疆局势，在边疆研究领域著书立说，积极参与边疆问题的讨论。如果从主要活动、社会经历看，他们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如顾颉刚、吴文藻、谭其骧、胡焕庸、王桐龄、柯象峰、卫惠林、李安宅、于式玉、李有义、黄国璋、吴泽霖、方国瑜、江应樑、任乃强等学者，不少人还到边疆民族地区进行过调查；二是在国民政府担任过高级官员或重要职务的政界人士，如石青阳、黄慕松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朱家骅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们是边疆治理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三是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过一定职务又主要从事教育、科研的“政、学跨界人士”，如张廷休在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任职后担任贵州大学校长，凌纯声曾担任过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吴文藻曾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他们既是某一时期边疆治理的参与者、政策执行者，又把学术研究与实践紧密联系。由于职业、职务、经历的差异，他们有的主要是“坐而论道”式的学术研究，有的则是当时“边疆工作”决策者、政策执行者，有的既有理论研究又参与边疆治理的实践，这种差异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有关“边疆”涵义、范围的认知。不仅如此，当时边疆民族研究者还受到“派系”“派性”的某些影响，各界人士在边疆问题的研究、实践上进一步多元化，有关“边疆”概念的认知也随之复杂化。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各界人士对“边疆”涵义、范围各抒己见，众多成果不断发表，这些差异化的认识无疑促使边疆研究在百家齐鸣中逐步深化，从而使“边政学”得以提出与展开。与此同时，事实上当时“边政学”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边政学”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与边疆有关的都可以被纳入进来”，各个学科都可以从各自的方面来研究边疆问题。各界在“边疆”及相关概念上的差异，也使一些讨论缺少了共同的“理论起点”，对于其资政作用产生“发散式效应”——而非“聚焦式效应”，使新兴的“边政学”很难获得普遍认同的基础，以致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并没有确切的定义，“边政学”事实上成为一个涉及边疆地区无所不包的学科，各个学科都可以从各自的方面来研究边疆问题。这种“无所不包的学科”，如果缺少深度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对“边政学”学科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今天，我们关注这一时期各界人士对“边疆”及相关概念认识的异同，既要分析其成因，继承、吸收前辈们边疆研究的成果，肯定见仁见智、百家争鸣的积极作用，又要总结“边政学”曾经“无所不包”后来渐渐销于无形的教训。当前，我国学术界普遍关注中国边疆研究，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呼声持续高涨，围绕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讨论方兴未艾。需要指出的是，“边疆”概念是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原点”，可是专家们对“边疆”概念认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够深入，这和20世纪20～40年代各界人士对“边疆”内涵、范围各抒己见、缺少共识的状态有某些惊人的相似。笔者认为，由于学科背景、学术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专家们从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国家安全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出发，就“边疆”概念及相关问题各抒己见，百家齐鸣，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也有利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日益深化。与此同时，今天我国学术界构筑中国边疆学，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见仁见智、百家争鸣的阶段：一方面要继承千百年来边疆研究的成果，借鉴中国边疆研究的经验、教训——包括20世纪20～40年代我国边疆研究的成果、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学界同仁需要加强交流，共同梳理“边疆”概念，凝聚在基本概念这个“理论起点”上的共识，并把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学术研究与边疆治理的实践有机结合，逐步形成各领域共识，从而稳步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进而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注：出于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