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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大发展、大变革,民族大融合的阶段。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空前交汇杂糅,形成了“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创造出精彩纷呈的物质文化,改变了秦汉以来中国汉文化传统,为隋唐大一统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邺城遗址及其周边的北朝墓群是这一时期河北地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该地区是曹魏至北朝时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宗教中心,这些遗存的发现对于魏晋北朝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No.1 魏晋北朝考古工作历程 1949—1980年,随着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开展,河北地区魏晋北朝时期一批重要的墓葬和佛教遗存被抢救性发掘。其中磁县6座北朝墓葬的发现尤为重要。这些墓葬均为带墓道、甬道的弧边方形单室墓,随葬有墓志、青瓷器、陶器、金银器以及大量陶俑。其中,北齐高润墓的墓主为北齐神武帝高欢第十四子;东魏茹茹公主墓为确定高欢义平陵和文襄帝高澄峻成陵的大致方位提供了线索;东魏尧赵氏墓、北齐尧峻墓的发现,确定该区域为北朝时期尧氏家族墓地;此 外,还发掘清理了北齐元良墓、比丘尼垣墓等。通过这些带有墓志、墓主身份明确的北朝墓葬,学界基本确定了位于磁县南部平原岗坡地带、有众多高大封土的墓葬群应为东魏、北齐时期的皇陵和皇族及异性勋贵墓葬区。1980年以前,冀、定、沧地区考古调查、发掘的重要墓葬还有:景县封氏墓群、高氏墓群,无极甄氏墓群,河间邢伟墓,赞皇李希宗墓,平山崔昂墓,吴桥封柔墓,黄骅常文贵墓等。这些墓葬为确定北朝时期渤海封氏、高氏,无极甄氏,河间邢氏,赵郡李氏等地方名门望族的家族墓地布局、丧葬习俗等提供了研究资料。 除墓葬外,这一阶段佛教遗存亦有不少重要发现,如定州石函、唐县寺城涧石刻造像、景县北朝造像、藁城北齐造像、邯郸常乐寺造像、曲阳修德寺造像等。其中定州石函出土金、银、铜、琉璃、玉、玛瑙、珊瑚等质地遗物91 组,共5657件,对于研究魏晋北朝时期佛教瘗埋制度及中外文化交流意义重大;曲阳修德寺出土石造像达2200余尊,其中刻有纪年铭的造像有230余尊,年代包括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各个时期,为研究这一阶段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特点、分期、类型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是佛教考古的重要收获。 除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动性考古工作开展不多,但邺城遗址的重要性已成学界共识,针对该遗址展开的主动性调查、勘探工作就有两次,而且均注重对邺城遗址平面格局的探索。 1980—2000年,主动性考古工作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考古人员开始有计划、系统地对邺北城、邺南城进行复探,并对邺南城朱明门和城内出土的铜造像进行了清理。这些工作基本厘清了邺城城垣走向、城门位置、内部道路和重要建筑位置等,是河北地区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 本阶段同时对邺城周边的鼓山水浴寺石窟、南响堂石窟、中皇山石窟展开了专项调查,调查成果丰富了佛教考古的研究内容。 磁县湾漳大墓是本阶段墓葬考古中的重要发现,推测墓主可能为北齐文宣帝高洋,其墓道两壁绘制的青龙白虎和53人仪仗出行的卤簿壁画,场面气势恢宏,人物栩栩如生,体现出高超的绘画水平。另外,在配合经济建设中发掘并识别了一批曹魏、西晋时期墓葬,如邯郸李进玄孙晋墓、户村砖厂墓群和北羊井砖厂墓群,沧州刘胖庄西晋墓,抚宁邴各庄西晋墓,吴桥封龙墓,邢台市郊西晋墓,邢台县青山村西晋墓,玉田白各庄西晋墓等,这些墓葬为研究魏晋时期墓葬形制演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2000年以后,河北地区魏晋北朝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资料发现之多、内容之全、材料之重要性超过以往,河北魏晋北朝考古步入全面发展时期。邺南城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坑、大庄严寺遗址等佛教考古遗存的发现令人瞩目,这些重要的发现促使佛教考古由以往注重造像本身及铭文的研究转变为对佛教建筑、制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在配合南水北调工程中发现的磁县孟庄和南营村十六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建立了十六国时期砖瓦建筑材料的编年标尺,填补了邺城北朝时期建筑材料考古的空白。 同时还发掘一批重要的北朝墓葬。磁县东魏元祜墓(M003),墓主为北魏皇帝拓跋焘的重孙。在该墓南侧还发现了东魏兖州元公墓(M001)和北朝墓群 M63、M72等,这些墓葬基本指明了东魏皇族墓葬的地域所在,为研究东魏元氏皇宗茔域的平面布局和范围提供了重要资料,是北朝墓葬布局研究的新突破。磁县北朝墓群M63、M001均发现相似的毁墓大坑,反映了北齐高氏对东魏元氏进行清洗的史实。磁县北齐高孝绪墓的出土,进一步理清了北齐皇宗陵域的大致范围和排列布局,对磁县北朝墓群中东魏、北齐陵墓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磁县槐树屯发掘 3 座带“天井”的西晋墓,为研究带“天井”墓葬形制的起源、形成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这一阶段,还对邺城遗址周边区域的瓷窑址展开了考古调查,曹村窑、临水窑、倪辛庄窑及邺南城东北窑区、西南窑区等的发现与确认,对魏晋北朝时期瓷窑址考古工作意义重大。 No.2 魏晋北朝墓葬 河北地区魏晋时期墓葬发现数量不多,曹魏时期,墓葬形制承袭汉制,有东汉时期前堂、后寝风格,耳室简化,几成落地壁龛;到西晋中期后,墓葬由多室演变为单室,开始出现“天井”,随葬品为青瓷器、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具,同时还随葬陶牛车、陶马等家畜模型明器。北朝时期墓葬流行弧边方形或近方形单砖室墓,偶见前后双室、圆形单室墓,另有少量中下级官吏采用土洞墓,随葬品新增制作精良的人物陶俑,瓷器种类和数量增多。景县封氏墓地出土的仰覆莲六系青瓷尊,是北朝时期青瓷的代表作品;平山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是比较成熟的黑瓷产品;景县高雅墓发现的酱褐釉四系瓶,为探索北方酱褐釉瓷器的产生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北朝墓还出土大量的墓志,不仅为判断墓葬年代、墓主人身份提供了直接证据,成为重要的考古学标尺,更可证史之误,补史之缺,是研究北朝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汉魏以来书法演变的实物资料。 邺城近畿的北朝墓群位于磁县县城西南的漳河故道与滏阳河合围区域,东部为地势平坦的农田,西部为起伏的岗坡。根据多年来出土的众多北朝时期大中型墓葬以及伴出的墓志,结合有关历史文献,磁县北朝墓群内不同族群墓地的分布范围和排列布局等墓葬制度的研究有了重大收获。 以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西陵为中心的元氏皇宗陵区位于北朝墓群的西南部,东部大致到京广铁路沿线,北部以前港村至八里冢—曹庄村间的天然坡地为界,紧邻北齐神武帝高欢义平陵为中心的高氏皇宗陵区。陵墓区位于漳河北岸的高亢岗坡地带,体现了北魏时期帝陵“因山为陵”的布局理念,皇族成员、勋贵近臣的墓葬在西陵的东南方位依次排列,形成以同宗、父子、兄弟关系为支系的“家族墓”,墓地呈散点分布,同一支系的墓葬之间在排列方位上以南、东为尊。 以北齐神武帝高欢义平陵为中心的高氏皇宗陵域位于北朝墓群的西北部和东部,高欢及其叔祖辈高盛、高翻的墓葬位于皇宗陵域的东部,高澄、高洋、高润等的陵墓在义平陵的西北部依次分布,西部则分布着高欢的孙辈高百年、高孝绪的墓。高氏陵墓大致顺滏阳河流向分布,自东南向西北依辈分依次排列,基本遵循以东为尊的原则,东西两端分布有司马氏、尧氏、暴氏等勋贵的家族墓群。 东魏、北齐陵墓制度继承了秦汉传统,同时加以创新,对隋唐及以后的陵墓制度有直接影响。 北朝墓群中,湾漳大墓、茹茹公主墓、高润墓、高孝绪墓等均发现精美壁画。这些壁画墓的主人身份为帝王、皇室成员及异姓勋贵、上层官吏,其墓葬在墓道、门墙、甬道的上层和墓顶绘制神兽、流云等,象征高于世俗生活的天上虚拟世界,甬道以内则象征生前的内庭生活,而墓道壁画中代表死者生前拥有的仪仗队列,规模宏大,人物所执仪仗齐全,服饰种类庞杂,凸显墓主人高贵的社会政治地位。墓葬壁画制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同时作为丧葬制度来实行,体现的是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而墓葬规模大小与壁画内容则呈现出制度化倾向。陶俑和壁画人物服饰多为“上衣下裤”的裤褶服,说明这种服饰应在北朝统治区域内得到普及,成为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男子的常见服饰,它既保持了中原汉族传统“上衣下裳”的服饰习惯,又吸收了胡服行动便利的特点,是胡汉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壁画中人物面部多为长圆形,人物形象丰满壮实,这种“丰壮”的人物造型风格体现了南朝文化风尚对北朝的影响;人物面部采用的凸凹晕染画法,及女性陶俑的高腰长裙,有西域文化因素;莲花、忍冬、摩尼宝珠等图案及个别仪仗人物服饰袒露右肩的着装方式,体现出北朝社会文化深受佛教的影响。总体来说,磁县北朝墓葬中的壁画人物和陶俑服饰表现了农耕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融合,绘画艺术风格、技法以及装饰手法体现了北朝受南朝、佛教、西域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展现了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 No.3 邺城遗址 邺城遗址位于临漳县西南20公里处漳河北岸的邺镇,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 考古勘探得知,邺北城城址呈东西向长方形,正北向,东西长 2400 米,南北宽1700米,城墙宽度15~18米。《水经注》记载:邺北城“有七门,南曰凤阳门,中曰中阳门,次曰广阳门,东曰建春门,北曰广德门,次曰厩门,西曰金明门”,勘探仅在北、东、南三面城墙各发现一处城门,后通过城内探出的6条主干道,基本复原了另外 4处城门的位置。城址中部东西向、连接建春门和金明门的道路将城址分为南北两区,北区略大于南区。北区被两条南北向的大道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宫殿区,已发现10座建筑基址;宫殿区以西是铜爵园和三台,通过勘探和发掘,已确认铜爵台和金虎台位置;宫殿区以东为戚里,为权贵显赫之住所。南区为里坊,居住一般官吏及平民,有三条南北向的大道。 邺北城北区为宫殿、苑囿及贵族居住区,南区为一般衙署及里坊,这种规划充分体现了以北为尊的理念;北区集中布置宫殿,改变了汉代以来都城宫殿布局分散的特点;以中阳门大道为中轴线的设计理念,开创了城市布局对称设计的先河,这种布局规整、中轴对称的规划理念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邺南城紧靠北城,经勘探可知,其北墙沿用邺北城南墙。邺南城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墙均长约2300米,东墙长约3440米,西墙长约3200 米,墙体宽7~10米,东南角、西南角城墙呈圆角弧形。经考古勘探、发掘,确定城门11座,东、西、南三面城墙外侧均发现马面,墙外均发现护城河,河宽约20米。城内勘探出南北向、东西向大街各三条。城址北部中央发现宫城遗迹。宫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620米,南北长970米。宫城范围内勘探出夯土基址14座。目前邺南城是否存在外郭城尚未找到实证,有部分学者根据文献资料及勘探情况推测邺南城应由宫城、内城、外郭城组成。 邺南城以朱明门大街为中轴,中北部布置宫殿,宫城外围规划里坊。宫殿区占地比重的缩小,以及居民里坊的扩展,是城市规划理念的进步。在规划与设计上,邺南城“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不仅是对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的继承,更是对它们的发展与完善,直接影响到隋代大兴城与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有学者认为邺城开启了后世中国乃至东亚都城的统一格局:单一宫城,三套城垣,整齐划一的棋盘状里坊,在世界都城建筑设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No.4 佛教遗存 因统治者的喜好,邺城地区的佛教发展极为昌盛,“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便是这一时期佛教兴盛的真实写照。 2002年,临漳县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发现北朝佛寺塔基遗址,以此为契机,考古部门对邺城遗址佛教遗存展开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了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坑和大庄严寺遗址。 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位于邺南城朱明门南约1000米处。寺院坐北朝南,平面近方形,四周围绕环壕。塔基位于佛寺中部偏南,平面呈方形。佛寺东南和西南各有一处大型院落,平面均呈正方形,院落中央有大型夯土基址。该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之一,其以佛塔为中心、多院落式的建筑格局,对于研究佛教寺院建筑布局的发展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大庄严寺遗址位于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东约600米,经勘探发掘,目前已发现夯土基址 8处。一号基址为塔基,由地上夯土台基和地下基槽部分组成。地上台基平面呈正方形,台基周边有包边沟槽。地下基槽为塔基基础,基槽顶层卵石层表面正中位置发现了可能与舍利瘗埋相关的石函和青釉罐。出土的舍利石函不仅反映了方形木塔基础部分的建筑程序与埋藏礼仪之间的关系,其内出土遗物也是研究中国早期佛塔埋藏制度的珍贵资料。 佛教造像埋藏坑位于邺南城东墙以东3公里的习文乡北吴庄,共计出土造像2895件(块),包括有题记的造像数百件,时代从北魏中后期至唐代,以东魏、北齐时期居多。该造像坑出土佛教造像造型华美,工艺精湛,纪年明确,为研究邺城地区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重要标尺。 邺城周边的石窟寺遗址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北朝皇室与高僧承洛阳盛凿石窟之风气,在以邺城为中心的太行山东麓一线修凿了众多石窟寺,包括邯郸峰峰矿区的北响堂和南响堂石窟、鼓山水浴寺石窟、中皇山石窟,以及涉县的娲皇石窟等。这些石窟寺规模大小不一,均依山而凿,由多座洞窟组成,窟前多凿刻仿木建筑,一般较大洞窟正中有塔柱,塔柱四周多分层凿刻造像,窟内四壁及窟外墙壁多有小龛。常见造像有坐佛、菩萨、力士、弟子等。除造像外,窟内外多见节选或完整的经文。这些石窟寺造像及刻经为研究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佛学文化,探讨北朝时期佛学思想,追溯隋唐佛学流派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原,到北朝时期,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广下繁盛至极,邺城作为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不论是城市设计中对于佛寺选址的规划,还是周边地区石窟寺的开凿,无不体现出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赵彭城佛寺、大庄严寺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魏晋北朝时期佛寺的建筑结构和布局意义重大。邺城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佛教造像,周边石窟寺的开凿,以及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为研究魏晋北朝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珍贵资料,充分显示了北朝时期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佛教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No.5 瓷窑址遗存 多年来,邺城遗址周边的魏晋北朝墓葬及邺城遗址内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瓷器及标本,为北方地区瓷器考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贾壁村窑位于磁县贾壁村,上世纪50年代末在该遗址采集到多件北朝时期的青瓷碗、高足盘、钵及窑具等。曹村窑位于邺北城东城墙外约500米的漳河河床上,窑址周边散落着青砖、瓦、瓦当、佛像底座、釉陶器、支钉、支柱等,发掘者将采集遗物与魏晋北朝墓葬出土遗物对比后,认为该窑址上限不晚于东魏。临水窑位于邯郸峰峰矿区临水村,通过与高润墓出土遗物对比,有学者认为该窑址出土部分标本年代上限可至北齐。在对邺城地区窑业情况进行的专项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了洪山、高家楼、邺南城东北、倪辛庄、邺南城西南等烧造陶瓷器的窑区。其中,洪山、高家楼窑址的时代为东汉晚期至十六国时期,邺南城东北、倪辛庄、邺南城西南窑区的时代为东魏、北齐时期。邺城遗址及周边地区瓷窑址的发现,丰富了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瓷器考古的研究内容,为探讨同时期墓葬出土瓷器的产地提供了线索。窑址采集或发掘出土的瓷器为解决北方地区本地青瓷的产生、白瓷的创烧年代等问题提供了可能。另外,对窑址本身及窑具的研究,为探讨北方地区窑业技术的发展、交流意义重大。 No.6 工作展望 回顾以往70年的工作,河北地区魏晋北朝时期考古收获颇丰,不仅厘清了邺北城、邺南城的城市格局,发掘了一大批皇陵和皇室成员及豪门望族的重要墓葬,还在佛教考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从目前来看,考古工作的研究方向是不均衡的:对墓葬关注较多,对遗址关注较少;对都城关注较多,对一般聚落关注较少;对瓷器关注较多,对窑址关注较少。 针对这些现状,未来有必要把这些课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安排:其一,继续针对墓葬展开工作,加强皇陵区、地方豪门士族墓葬的勘探、发掘和保护工作,厘清这些墓葬群的范围和排列规律,注意对壁画墓葬的保护;整合墓葬资料,研究北朝时期墓葬形制、等级制度、丧葬习俗等。其二,继续对邺城遗址展开工作,在以往勘探发掘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寻找邺城手工业作坊区和外郭城的线索,有计划地对宫城区域展开发掘;对一般性的遗址展开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其三,对河北境内的北朝时期石窟寺、佛寺等开展全面调查,摸清这些佛教遗存的规模和数量;对邺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汉白玉造像的产地进行调查;通过勘探掌握邺城遗址寺庙基址的分布情况,继续对大庄严寺基址进行发掘。其四,对调查发现的窑址进行科学发掘,特别是邺城遗址周边的窑址,要确定其性质、始烧年代、产品特征等,尝试解决白瓷创烧年代及烧造工艺问题,以及青瓷与白瓷、铅釉瓷胎器和三彩器的关系。其五,加强多学科运用,在体质人类学、古建筑、佛教考古、美术考古、科技考古等方面展开合作,综合研究魏晋北朝时期的贸易交通、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 (注释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