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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以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实践性与发展性的辩证，通过对时代的回应、现实的介入和社会的改造，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根本看法，由此构成了民族观教育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内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文化形式”，民族观教育的重点诠释与时代发展共律动。引导时代新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在现阶段的“表达性语言”和“根本性对话”，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指导原则和解释方案的运用，指向了民族观教育的重要地位、核心内容与实践推进。优化民族观教育的结构性效用，有赖于时代新人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和国民教育全过程的贯通，以“石榴籽”话语的结构性表达、“五个认同”内容的结构性统摄、“内外化”方式的结构性链接，促进传播话语、教育内容，型构方式协同的系统整合。 关 键 词：时代新人/民族观/民族观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项目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批准号：18VSJ090)。 作者简介：詹小美，李征，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詹小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根本看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社会意识。在现实性上，正确的民族观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指向了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培育的逻辑起点。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的民族观是一定阶级制定民族制度、纲领、政策的指导原则和理论依据；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世界在民族成员头脑中的主观映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的重要论述，从新时代民族观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共生性出发，全面阐释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工作思路，系统明晰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战略地位，是新时代开展民族观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行动指南。 一、批判性与建构性、实践性与发展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结晶，是贯穿民族观教育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内容。在现实性上，理论体系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基本思想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对时代的回应、对现实的介入、对社会的改造，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批判与建构、实践与发展的对象性活动，而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直接现实性作用的基础。 “在批判中建构，在建构中批判”，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重要阐释方式。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民族和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无产阶级了解、认识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蕴含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对现存事物肯定性理解的辩证法，逻辑性地包含了批判的环节，以及对现存事物否定性的理解；在本质上不崇拜任何东西的辩证法，逻辑性地包含了建构的指向，以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律动。与资产阶级民族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底色相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去审视和处理民族关系。从“实然”民族问题的“否定”，到民族问题解决方略“应然”的“肯定”，开启了从事实走向价值、从经验走向理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否定之否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民族观以民族虚无主义将各民族区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指出民族问题与民族存在如影随形，它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各民族应实现平等和联合，先进民族应帮助落后民族。 “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实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时俱进的重要特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理论诠释的逻辑起点，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理论效应的作用基质。从主体走向客体、接受实践检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影响“感性世界”的客观性基础；从历史走向现实、回应时代课题，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融入时代发展的历时态前提。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引入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在事实上搭建了与价值彼此交互的桥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与时俱进”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特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随时间的延续、时代的变迁、时机的消长而发展变化的理论，往往是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新的情况相适应的理论。由此出发，实践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以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哲学范畴、实践观点和实践行为的现实交互、创造精神与创造能力的密切结合，指谓了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社会发展、世界交往、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的深度回应。 作为民族观教育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批判与建构、实践与发展的过程中，以现实对传统的追溯凸显了其开放性和革命性的本质。理论的时代性，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时代特征和对时代问题的回答程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奠基者，为解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民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民族观的理论体系，他们的论述几乎涉及民族、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所有基本问题。英国的宪章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巴黎公社革命，构成了19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爱尔兰、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民族问题，印度、中国、波斯等国的民族斗争，构成了方兴未艾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这两方面相互交织的特定历史条件，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叙事方式和阐释基础。帝国主义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7]与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进而使“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运动”，民族国家成为“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条件”。[8]着眼于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的俄国国情，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普遍觉醒，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致力于民族国家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特质。 关于民族构成的条件和民族起源，经典作家们都提到了共同地域、语言、民族性格、共同心理素质等要素，通过聚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过程与组织特征，诠释了民族形成的物质文化条件；基于从现存所有制引发民族问题的现实，马克思提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9]的论断；在对普鲁东派的论战中，马克思对不同时代的民族运动和民族原则作了历史的分析和批判；在对民族内部结构和民族同化规律进行阐释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0]历史上民族同化的现象也是由经济情况决定的。关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民族问题，列宁将“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民族间各种联系的发展、民族壁垒的破坏、国家统一的形成”，视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帝国主义列强将世界划分为压迫和被压迫国家，因此必须区分压迫和被压迫民族，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列宁提出了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在形式上实现民族平等，更要达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的思想；必须慎重对待民族感情，消除不信任心理，没有什么比对待民族不公平更能阻碍无产阶级团结、发展和巩固的思想；民族区域自治是通过和运用“自治”这一“杠杆”解决民族问题、满足民族当家作主政治要求的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开拓者，在回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挑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形成了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和策略。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的基本民族问题，大杂居、小聚居是中国民族的基本状况，构成了毛泽东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判断；肯定“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11]的事实，把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构成了毛泽东对“大汉族主义民族观”和“地方主义民族观”批判的基础。进入新时代，“民族问题的存在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处理民族问题是长期的历史过程”，[12]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作的基本认识；“五个并存”引发的民族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拓展民族工作思路生发的时代场景；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经验的历史总结、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形势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判断，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想、新原则、新观点。 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均将其视为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在毛泽东那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真正实现得益于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13]并在法律上、制度上和政策安排上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着眼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以及在自然同化和民族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理念，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强调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关于新时代处理民族关系和开展民族工作的指导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和政治保障，强调民族工作必须与新时代总任务辩证统一，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创新发展阐述民族政策的源头，强调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充分认识“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14]强调“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5]推进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观教育的现实指向 作为人的再生产的文化形式，教育指向社会领域中文化生产的再分配，这种分配与教育内容重点阐释的时代发展共律动，强调教育对现实回应的社会关系调整与资源配置整合。民族观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具体时代教育内容重点的现实指向，指谓“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16]的时代特质。现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以“画最大的同心圆”的思想，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观教育的价值联系和价值共生。两者目标契合、关系共演、培育向度一致，在相互循环建构的场域中强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中，民族观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合，强调了社会再生产的教育以“文化形式”指涉的“表达性语言”和“根本性对话”，以及在解决民族问题指导原则和解释方案诠释中的具体运用。受此影响，引导时代新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不仅在于建构其上的价值情景创设，延展于民族观教育的共同体承载，而且在于二者互动的基质，拓展于时代新人培育与共同体生活归属的共鸣，进而使意义建构的集合在新形势下的“共在”与“共通”深化于民族复兴的旨归和责任担当的“共义”。 作为人类共同体形式最稳定的部分，民族共同体不仅强调共同地域之上表现为共同文化的历史基因和族群血脉，而且强调一定意义上的契约关系的社会化过程。阐发人们之间的内在结合、诠释生存方式和生活样式的民族意涵，指向了情感、信念、价值的共享状态。其所生成的安全感、确定性和归属感，从稳定的社会历史联系注解了民族共同体的内聚性。这种影响民族观形塑的共同体方式，强调了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17]不仅指涉了共同体通过相互结合所形成的“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而且指涉了“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18]透视民族共同体与民族观教育的联系，反映这种存在的民族观念、民族思想、民族目标，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与指导原则，更是以共同精神和情感基础的民族阐析，明晰了泰勒所论证的“本质意志”。 中华民族的特殊构成，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民族结构和民族利益深层表达的多元一体，不仅是一个广泛的共识，而且是一个经思想论证、发展演化和社会接受普遍承认的符号化能指。它不仅强调作为自觉的自为的民族实体的客观性存在，而且强调在重塑和再造的过程中延伸一以贯之的意义；不仅强调从传统到现在民族融合发展的脉络，而且强调有别于西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所标榜的历史文化特征。反映这种共同体存在的民族观教育，在客观上呈现了同等身份与特质的人们，在自然基础、历史和思想积淀之上建立的联合，注解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等所承载的民族成员本能、习惯和记忆，以及自觉自愿、和睦共处、平等互助在民族关系阐释和民族问题解决中的基本范式。 在现实性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向了民族观教育的重要地位。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国族身份的整体性表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的产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种民族平等、情感皈依、交往自觉历史演化的现实强调，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成员心理认同的时代诠释。事实上，民族归属感的形成不仅助益于民族成员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的社会氛围营造，而且助力于中华民族平等和谐、守望相助、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力量汇聚。马克思所提出的“先进”帮“后进”的民族平等理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形式和事实上实现民族平等的思想、习近平关于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生命线的观点，更是在现实性上发挥着新时代民族观教育影响“五个认同”心理基础的前瞻性作用。由此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涉以价值研判和利益自觉对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所集聚的归属意识。现阶段民族观教育对交错杂居民族分布历史渊源同一性的彰显、兼收并蓄文化交融延续性的强调、相互依存经济关系和利益共享政治关系阐发的情感亲和，承载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19]的共同体意识表达。其生发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脉络阐析、历史基点和理论根基诠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体现和民族观教育的目标旨归，指谓了新时代民族观教育的重要地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向了民族观教育的核心内容。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层次而言，命运与共意识、文化共生意识、心理认同意识、守望相助意识，诠释了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团结互助的价值内涵。其“共建”、“共享”、“共担”的作用范式，彰显了各族人民人心相聚、精神相依的现实互动，表征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一体增进。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是新中国诞生之初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原则，并在根本大法《宪法》中得到体现，实行至今。民族观教育所强调的、通过国家宪法和法律形式所赋予的56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平等权利的共享，体现了“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20]的民族工作宗旨。由此出发，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21]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推动“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22]的人心工程。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民族性与区域性结合的论域审视，更是在现实性上关注区域地理、人文条件和发展程度的多样性，聚焦民族观教育所面临的“六区”(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层叠的差异性，透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本国情，指谓了新时代民族观教育的核心内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向了民族观教育的实践推进。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层基因，表征于政治观念整合、经济利益调适、制度绩效认可与价值共识达致的自觉。这种经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文化自觉所形塑的民族成员自觉，构成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用阐发。基于共同体生活观念形态社会化过程的价值导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主观能动和客观规律遵循相结合的关系，表征了“自觉”所强调的目的性、意向性和对象性。受此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民族观教育内容诠释，不仅要在文化上把握“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不悖”的本质，直面多元一体的复合型民族文化的特性；而且要在政治上提高把握方向、立场、观点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直面民族问题多层次释放的复杂性、重要性和敏感性。这就有赖于民族观教育基于价值心理、价值态度和价值行为的逐层推进，有赖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对民族身份归属、理性自觉明晰和责任关系养成的确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四个自信”在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相辩证的内化和外化中，以自信与自觉的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肯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契合，通过否定之否定的相互循环建构，推进民族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指谓了新时代民族观教育的实践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