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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其中也指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度优势。民族政策优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征程中，不断创新、发展与完善民族政策的结果。在我国的民族政策体系中，民族平等是民族政策的基石，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新中国区别于以往时代、西方国家的显著优势。为此，以民族平等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新中国民族平等政策形成的传统资源优势、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的根本理念优势，以及新中国民族平等成就的全面总结，能够从理论与实践层面，科学、客观地了解我国民族政策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坚定制度自信的基本前提之一。 【关键词】民族政策；民族平等；优势 【作者简介】左岫仙，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１８ＶＳＪ０９２）、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国民族工作实践对西方国家的影响研究”（２０１８－ＧＭＣ－００１）阶段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１３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在有关民族政策方面，明确指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这是立足于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巨大成就基础上的全面、深刻总结。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基于此，研究民族平等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中国民族政策优势的“制度密码”。民族平等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学科，特别是民族理论学界所关注的重点领域，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平等思想研究。王希恩、郑信哲等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等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青觉在梳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发展的著作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进行了阐释。二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理念以及政策研究。其中金炳镐为该领域研究的突出者。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民族纲领与政策进行持续跟踪式研究，在综合性、专题性等成果中深入研究了党的民族平等纲领、政策。三是关于民族平等的历史研究。如徐兴祥对中国古代民族思想、李国栋对民国政府民族政策研究中，均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平等思想研究。四是西方民族政策研究。这些成果既有国别性研究，也包括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具体理念、政策与实践研究，相关成果也较为丰富。本论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纵横古今中外的民族工作、民族政策发展史，以民族平等为切入点和立足点，探索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优势形成的原因所在。 二、中国古代民族治理的传统智慧优势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史前时期，中华民族先祖就繁衍生息于亚洲东部这块广袤富饶的神州大地上。中国进入国家时代之后，在数千年的漫长古代历史进程中，历经十多个全国性的大一统王朝，以及不胜枚举的区域性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共同书写的。对于我国多民族属性，古代先哲早就有先知先觉——“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田继周在《先秦民族史》提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了夷（尸）、狄、戎、蛮等字。……这些族称的产生要比这些字的产生要早得多”。从上可知，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学者研究均表明，从先秦开始，中国便形成了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五方之民”分布与交往的民族格局。中国历史经过数千年的承转开合，中华大地上不胜枚举的政权存亡兴衰，数不胜数的民族交融重组……，这一过程亘古绵延至今，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多民族”持久维持“统一”——这一事关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历史大势的形成，是“天下观”“大一统”“因俗而治”“和而不同”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结出的硕果。 （一）“天下观”对于无限包容性的追求 “天下观”一词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据统计，仅《史记》《汉书》《后汉书》三种史书中所出现的“天下”一词总数为３３７５例。古代中国，“天下”不仅是地理空间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天下观”具有十分丰富复杂的内容，王明柯指出，天下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集大成，中国的天下思想是“三重的天下”：一是理论上的“天下”与现实中的“天下”，体现为“四海之内”与“九州”；二是阶级制的天下，体现为“内服”与“外服”；三是统一“天下”的有机构成，体现为“中国”与“四夷”。这三种划分，主要论述了天下的空间观、政治观与民族观。天下观是一种无限空间观，所有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都可以纳入天下。天下观更是一种等级秩序观，天下具有“中心”和“边缘”，中心相对稳定，而边缘则无限开放，由中心向边缘延伸。中心与边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中心与边缘共同组成同心圆的结构世界，彼此之间具有共容和互利的关系，这就是“天下一家”的“天下体系”。这一体系开创于周朝，维系“天下体系”原则是“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和“德治”，通过分封制，中国形成了以“宗主国”为核心，“诸侯国”为从属的“一体分治”的网络体系。诸侯国与宗主国相互依存，“每个诸侯国既独立自治而又从属于整体网络体系。”通过礼乐制度建构了“一种具有精神性的存在秩序”，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成为礼仪之邦，使天下在精神上实现和谐；通过德治，使得民心成为政治之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观的思想表现在民族观上，华夏处于中心地位，而四夷处在边缘位置，“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地理空间越靠“中国”外缘，那里的民族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同时，华夏与四夷之间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对于四夷，中国古代民族观不提倡以强凌弱，而是主张先进民族通过文化和道德去感化、影响落后的民族。总之，从观念意义上看，天下观主导下的民族观是一种开放、和平、包容的卓越理想；在实践中，主张通过文明层面的吸收、交融，各个民族实现精神文化层面上“至高至善”，将各民族纳入一体化的秩序格局中，达到孔子所主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具有平等意蕴的天下一体境界。 （二）“大一统”使得多民族统一成为“古今之通谊” 除了天下观之外，“大一统”是又一个在中华民族政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思想资源。早在三代时期，中国已经出现大一统思想。从秦开始，秦始皇开创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天下收缩为中国，自此天下故事转变为中国故事”。秦朝又通过郡县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等政策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一体性，由此为开端，对统一的追求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历史追求。曹冬英通过对中国统一局面的分析指出，从公元前２２１年到２０１７年共计２２３７年的漫长时间内，中国历史包括１１个统一阶段和１１个分裂阶段，其中，统一阶段共计１００４年，占比为４４.８８％，虽然统一时间比分裂时间短，但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理想追求。“追求统一是区别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意识为世界诸民族之最。”“大一统”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早已内化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基础。正是在大一统思想引领下，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成为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历史上，中国虽有五次历史大分裂时期，但是在大一统思想的引领下，地方割据政权只要具有统一天下的实力，均会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所遵循的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原则，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绝无仅有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交融和谐的文明国家。汤因比称赞到，几千年来，中国人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成功，“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大一统”是一个内涵丰富、系统性的思想体系。包括地理疆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大一统”。在民族观上，该思想表现为：一是认为“华夷有别”。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就认识到中国有“五方之民”，他们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同时，华夏与蛮戎狄夷之间的根本差别，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是建立在血缘等种族因素上，而是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二是主张“华夷一统”，强调大一统下的“华夷之辨”，不排斥异族。华夷身份不是绝对的，是可变的，认为区分的标准是文化。蛮戎狄夷只要接受华夏文化，就会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而华夏民族成员如果接受夷狄文化，则退为“夷狄”，就这是孔子在《春秋》所述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对此，梁漱溟指出，中国地域广阔，各地风俗习惯、语言各不相同，之所以能够建立统一性的文化，其根源在于“有为此一民族所共信共喻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所在”。同时，对于非华夏族，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强制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通过宣教文德，用昌盛文化吸附少数民族，促进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这一理念虽然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蕴，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是以“文化”为内容的，其目标在于教化周围世界的“蛮夷”，以符合主流文化的标准，因此，它是温和的，没有强制同化和暴力征服的趋向。 （三）“因俗而治”实现了“统一”中尊重“多元” 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历史格局，无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只要有统一的实力，就会逐鹿天下，问鼎中原。实现统一后的民族治理虽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属性，但其理念与政策也蕴含着大量的民族平等主张，如唐太宗提出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以及“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等一视同仁、保障安居乐业的民族平等思想；清朝时期，康熙皇帝也曾提出了打破“华夷之防”“视天下为一体，率土之人，靡不抚恤”“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同时，对于多元民族，历朝统治者均从民族和地区统治需要出发，采取形式多样的理念以及手段多样的民族政策，以多民族“合和”维系为目标，主张“因俗而治”，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具体治理实践中，该理念表现为： 一是在央地关系上，中央政府“怀之以恩信，惊之以威武”，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各少数民族或部落首领服从中央王朝领导，经济上负有贡纳义务，自主决定地方事务，并且通过羁縻、怀柔、和亲等多种策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与地方加强联系，建立起大一统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二是在机构设置上，各朝代均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专门中央机构，周朝设置“大行人”“以亲诸侯”；秦朝设置典客署“掌诸归义蛮夷”；汉代设置大鸿胪；隋唐宋设置鸿胪寺，置“卿”掌管“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元代设会同馆“掌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明朝恢复鸿胪寺，任命九关通事使负责少数民族进贡事务；清朝设置理藩院，官制同六部，掌管全国民族事务。同时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历届中央政府也在民族区域建制，如秦代在边疆民族聚居地设置“道”（县级地方行政机构）；汉代设置西域都护府；隋唐宋时期，羁縻州府制度逐渐成型；元明清三朝继承羁縻制度并进一步形成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三是在政策制度上，中央王朝颁布专门法律来管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秦代《属邦律》、汉代《蛮夷律》、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到清代，更是形成了以《理藩院则例》为基础的臻于完备的封建朝代民族法制体系。同时，在民族地区，以国家法律、少数民族习惯法构成的多元化司法制度及解决机制一直在历代民族地区长期广泛沿用。 在坚守“大一统”的“因俗而治”理念指导下，古代民族治理追求并实现着“和而不同”。“和”代表了统一的价值旨归，“不同”则是对多样性、差异性的尊重。和而不同辩证统一，“和”是目标，“不同”是形成、维系“和”的前提。正是上述中国古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中不断探索、实践出来的宝贵经验、政策与制度，才使得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得以延续至今，这也是新中国推行民族平等、团结的优秀制度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选择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原因”，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民族政策创新、发展和完善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为此，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事务治理方面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并且结合新时代的民族工作继承创新，使传统智慧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