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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的根本理念优势 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全球共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着２０００多个民族，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实现多民族的有效治理也是各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诸多类型的国家也逐渐探索出形式多样的治理模式、理念与政策，在与自由主义民族平等观的比较中，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具有显著优势。 （一）资本主义民族平等观的局限性 世界步入近代史开始，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力量，为了最大限度地号召民众反对封建专制、创建民族国家，率先提出了“民族平等”这一思想口号。但是，当资产阶级真正掌权后，民族平等也由进步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沦为压迫、剥削各族劳动人民的工具。关于这一点，列宁指出，包括民族平等问题在内，资产阶级只是抽象地在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资产阶级民主“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民族平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虚伪性。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作为立国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建立根基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具有自私自利的天然弊端，该主义所形成的协作观念是建立在“竞争、不信任、狭隘的自我主义基础上”，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衰落、失败及蒙羞”。在这种理念作祟下，多民族国家中人数居多，或者经济社会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会将国家的民族问题拖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宣示“人人生而平等”，并且在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建构实践中，赋予个体无差别的个体性权利，但是，从这些国家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来看，这种“个体平等”的主张，本质上是淡化、甚至抹杀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性、群体性权利，通过形式上平等来掩盖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尽管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在２０世纪进行重构，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罗尔斯提出了正义论，反对功利主义，公开承认自由的不平等性。通过“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机会公平平等”来调节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实现社会正义。但是，这种对自由主义的修补之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由主义以效率为主的固有弊端，“在接触社会现实时便会轻易暴露出他的资本主义本质”。在对待民族问题上，西方国家虽然采取了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被动调整过程，相关国家实施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取得了成效，但是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影响，西方国家的少数族裔仍然处在不平等地位。以美国为例，由于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美国“白人至上”观念根深蒂固，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美国政府以及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高官都宣扬仇外的民族民粹主义言论，致使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非洲裔家庭财富位值是白人的十分之一，失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２倍左右，贫困率是白人的２.５倍。近些年来，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发生的独立公投事件表明，西方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并不存在灵丹妙药，“要么在‘承认的政治’中补课，要么在‘承认的困境’中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要么在‘独立公投’的威胁下分权”。为此，资本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基因缺陷，决定了民族主义分离运动、民族（种族）冲突成为许多西方国家挥之不去的阴霾。 不仅对国内少数民族压迫歧视，西方国家在以坚船利炮、资本商品征服全世界后，还将该政策模式与手段应用、推广至其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看，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前，在对待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上，他们采取了肉体消灭、文化同化、扶持压制、分而治之等多种手段，刻意制造和利用民族矛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大潮冲击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最终土崩瓦解，但其结下的恶果仍然是影响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的重要“历史遗产”。正如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指出，印度的王公、少数民族问题，农业荒芜、工业缺乏、社会服务极端落后等等，当今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都是英国人统治期间生成的，而且是英国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２０世纪以来，克什米尔问题、卢旺达大屠杀、土著运动、跨界民族问题等，无不与资本主义所推行的殖民主义密切相关。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将西式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策略。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弹冠相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甚嚣尘上，“大失败”“文明的冲突”“历史终结”等理论相继炮制出台。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资金支持、武力打压、支持颜色革命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输出西方民主，一大批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遭受西方军事打击而政权垮台的国家，在“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主援助”之下，实现了“民主转型”。但这些新兴民主国家中较为突出的族群冲突并未得以消解，同时这些冲突几乎都发生民主政府成立之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式民主在族群冲突治理中难以奏效，其根源就在于西式民主对于这些国家的压迫本质，“它只是剩余价值的盘剥者，是殖民主义的强加者，是本地精英的收买者，是世界混乱的制造者”。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并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甚至在有的国家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忽视本国国情而盲目引进西方的模式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问题作为“木马病毒”，操控其发作的时间、方式，以便乱中取胜，浑水摸鱼。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不平等的世界 西方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并不能给多民族的世界带来和平图景，只有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在本质上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才能够给人类带来和谐的“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竭力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利己的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各种反动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始终坚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也始终充溢着社会正义和人类道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超越的基础是平等、自由、团结等民族观的根本原则立场。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同时，这种民族平等理念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实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为消灭各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斗争，为提高各落后民族的经济水平而斗争”。 从西方国家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国家制度及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吸纳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观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其中，罗斯福新政、民主社会主义无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称，“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笔者注）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霍布斯鲍姆也指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不可能为２１世纪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现在又是该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价值理念在推进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调整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废奴运动、民权运动等大事件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废奴运动的日子里，当时马克思的朋友们，那些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移居到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发起了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并以共和党的形式赋予这一运动以政治上的表述”，民权运动领导者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甘愿听从社会主义者的建议”。１９６０年，加拿大原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来到中国，通过访问中央民族学院，深刻感触到：“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确实比在西方国家的境遇要好，而在西方国家，经济因素统治一切”，并且表露出向中国学习的愿望，“深入思考一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也许是很有益处的”。此后，“当他１０年后真的在加拿大当家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呼吁别人‘向北京学习’，而是自己动手实践了”。加拿大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深受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政策影响。可以说，在尊重少数民族权益，促进民族平等的政策和体制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走在西方前面的”。 四、民族平等的“中国之治”证明了政策优势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自创立之日起，就立足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分析、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根据革命、建设时期的不同需求，确立、发展与完善民族理论与政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此进程中，“坚持民族平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基石。 （一）民族平等引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 早在１９２２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明确了消除帝国主义压迫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一。对于如何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明确奋斗目标，包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解放”“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１９２４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推动帮助下，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阐释了民族主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个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些论述表明了其民族平等主旨即实现国际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和国内上“铲除国内民族压迫，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的两方面目标。 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等人背叛其革命遗志，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孙中山倡导的民族平等思想、政策主张付诸东流，国民党也由此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党。从民族理念上看，蒋介石否认中国多民族共存的事实，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华民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种否定多民族基本国情的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各少数民族的存在事实。基于此，立足于“民族同化”的“国族主义”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策的主线。而中国共产党继续高扬民族平等旗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民族平等，团结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与蚕食、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专制与民族压迫，谋求建立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也在多个层面探索确定民族平等的基本理念，如在法律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实践上，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从“民族自决”“联邦制”到“统一”“民族自治”最终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发展进程，民族平等这个价值取向、政策主线是恒久的追求。在民族平等理念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不断进行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政策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完全进入到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时期”。１９５４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其中“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法律规定，标志着新中国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将民族平等上升为国家的根本原则，使民族平等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此后，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等一系列民族工作大手笔的贯彻落实，彻底终结了中国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政治社会根源，各族人民共同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解决了千百年来少数民族政治地位不平等的问题。 （二）“真正的民族平等”引领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只是新中国追求民族平等的第一步，是解决其他民族平等问题的前提和条件，新中国追求的民族平等是全面、真正的民族平等。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指出：“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１９５７年，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１９５０年，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中也讲到：“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整体上“一穷二白”的历史条件下，优先在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布局了一大批重要项目，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政策，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于真正的民族平等，１９８２年《宪法》、１９８４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等通过实施为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国家无论是在边境建设、“三沿”开放等宏观的战略布局，还是在重点工程项目安排、扶贫开发、文化、卫生、科教事业等方面，以及基本建设投资、财政补贴等具体操作性政策上，均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采取了倾斜政策，给予了各种优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通过加快发展重点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提出各民族“三个离不开”的依存关系，明确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加快发展。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工作主题，制定实施并形成了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民族优惠政策体系，加速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学、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阐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平等的重要性，在２０１４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上升为“立国的根本原则”；在民族关系上，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民族平等”。对于如何实现民族平等，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把握民族工作，并将其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民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工作”，进一步将民族工作与统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开发、治疆、治藏、宗教等诸多工作密切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论断，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同时，采取了多项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所有政策均指向“更好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更好凝聚各民族智慧和力量，各民族一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发展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真正民族平等”的恒久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 总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华民族经过近一百年的不断探索，形成了完善的民族平等思想体系，体现在：一是各民族一律平等，不论人口多少；二是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法律上，而且也体现在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三是为了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实现，加速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方面发展进步，国家制定切实有效的发展政策，缩小发展差距；四是国家保障各民族充分行使平等权利，各民族也必须承担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本义务。可以说，新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族平等的彻底性、整体性、真实性。 在追求“真正民族平等”价值取向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新中国民族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２０１９年９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７０年》白皮书，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取得的方方面面的具体成就，包括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等五大方面。对于成就，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到：７０年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五、结语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实践的成就证明，在民族平等方面，无论是古今对比，还是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新中国的民族平等都是做得最成功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科学、客观地总结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方面显著优势之一，这一优势是民族工作“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也是我们在民族工作中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制度是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在民族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民族工作也必将不断开创“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也必将成为解决民族问题制度体系中的文明灯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