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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跨国史研究，其研究对象是跨国关系和跨国事务，包括人员、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制度的流动和联系。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亚欧大陆最长的道路，是联系多个民族和国家最重要的纽带，与跨国史研究的内涵相一致。丝路城市作为丝绸之路上各种交往的网络与纽带的支点，是跨国空间或跨国场域的具体体现。从这一角度来讲，跨国史视阈是理解丝绸之路城市史的核心路径，对丝绸之路城市史进行跨国史研究意义重大。 跨国史研究有助于我们建构丝路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跨国史研究通过承认丝路他国力量对本国城市发展的影响，视丝路城市发展为跨国力量互动的产物，即把丝路城市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之中，不仅克服了以往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对丝路城市发展中跨国性人类活动和外来因素影响重视不够的弊端，而且在拓宽研究视野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研究路径。如大不里士的兴起，传统研究多关注伊尔汗国定都于此和统治者的扶持政策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而跨国史研究则看到大不里士兴起与蒙古人毁灭巴格达、中东中路贸易的中断密不可分（注：历史上中东与外部联系主要通过三条路线：北路从君士坦丁堡跨过中亚连接东亚；中路通过巴格达、巴士拉和波斯湾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南路从亚历山大—开罗—红海连接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跨国力量亦不断塑造着丝路城市的形态与风貌，随着丝绸之路延伸范围的扩大，丝路城市发展中的跨国力量日益多元化，城市形态亦异彩纷呈。例如，从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兰教的伊斯坦布尔再到现代化的大都市，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淹没跨国力量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古朴的城堡、辉煌的教堂、庄严的清真寺、华丽的宫殿、独特的土耳其浴室、现代化的别墅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多样文明融合的历史画卷，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丝路城市曾有的辉煌。 跨国史研究使丝路城市史的内容更加丰富。跨国史研究重视跨国或跨地区之间的各种联系，如经贸、文化、技术等，并考察这种联系带来的影响。例如，丝绸产生于古老的中国，却由于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成为罗马人的时尚。公元前1世纪左右，古罗马市场上的丝绸价格等同黄金，但依然得到罗马贵族特别是贵妇人追捧。公元1世纪罗马城设有专卖中国丝绸的市场，此后几世纪罗马人对丝绸的钟爱有增无减，各阶层皆以着丝绸为荣。又如，香料贸易不仅带来舍卜沃、塔姆钠和马里布等丝路城市的繁荣，使开罗穆斯林卡里米商人因从事该贸易大发横财，而且使欧洲人为之着魔。再如，751年怛罗斯之战后，被俘的唐军工匠把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很快在撒马尔罕开设了伊斯兰世界第一家造纸厂；792年，在巴格达开设了第二家造纸厂，造纸术从此传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使人类历史进程发生了显著变化。还如，阿拔斯帝国时期，巴格达和萨马拉的窑场生产的多彩釉陶器、白釉彩陶、拉斯达彩陶，其装饰技法明显受到唐三彩、唐白瓷的影响。这些陶器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负有盛名，而且向中国出口。中国青花瓷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蓝色矿物颜料苏麻离青则产自波斯，而青花瓷在16世纪成为霍尔木兹王公大臣收藏的珍品。红海港口摩卡是15世纪重要的咖啡生产中心，赴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信徒，通过此地将咖啡从北非的埃及、摩洛哥传播到波斯、奥斯曼帝国。正因为丝路上丝绸、香料、茶、咖啡、陶瓷等的互相交流和传播，才有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举办的社交聚会上用中国的瓷器享用咖啡之举。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曾言：“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书写历史，因为尽管过去不会发生改变，但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人都要对过去提出新问题，发现（与现在）相似的新领域，再现先辈经历的不同侧面。”在跨国史视阈下研究丝路城市，一方面能深化对丝路城市历史语境的理解，有助于构建关于丝路城市史的新叙事。如从跨国视野考察阿拉伯人扩张，能看到中东城市格局和城市形态的变迁。另一方面，跨国史的研究视阈也对我们书写丝路城市史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通过跨国联系来考察丝绸之“路”与“城”的互动关系。丝路城市是丝路开拓和发展的关键地点和载体，其命运直接受到丝路兴衰的影响。例如，在中国，随着海路畅通，长安等陆路城市逐渐衰落，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兴起；在中东，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1340年后，北部商路实际上废弃，大部分产品汇集到南路运往各地，使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进一步繁荣。 第二，关注跨国空间发生的人类交往，彰显丝路城市互动的必然性。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一连串“城”组成的道路网络，这些城市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有些城市共生共荣，如随着蒙古人西征，伊尔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钦察汗国的首都别儿哥萨莱（位于伏尔加格勒附近），成为13-14世纪丝绸之路重镇，以它们为中心的区域贸易更是繁荣一时；有些城市则是祸福相依，如以巴格达、巴士拉为中心的中路贸易衰落，导致开罗作为伊斯兰世界南路贸易中心开始崛起，从开罗到亚历山大一带城市逐渐繁荣。 第三，以跨国史视野客观评价民间力量在丝绸之路中的贡献。丝绸之路除了官方参与外，还离不开民间力量的努力。这些力量，既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僧侣等，还包括手工业行会、商人团体、宗教社团等组织。跨国史研究考察这些力量如何影响丝路城市的发展，又是如何被丝路城市所影响。两千余年来波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粟特人、中国人、阿拉伯人等奔走在丝路城市之间，彼此间的贸易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塑造着城市形态，而城市也为他们从事经贸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场所、制定了规章制度等。 最后，通过跨国史研究把丝路城市放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加以考察，深刻认识各区域丝路城市发展的共性与特性。比如，长安与罗马在丝路城市发展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西有罗马，东有长安”的美誉盛极一时。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中心，两座城市内形形色色的人群，名目繁多的商铺，眼花缭乱的商品，无不彰显着丝路城市的开放、交流与多元。但从城市布局来看，“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级森严、整齐划一的分区使长安城“城”的功能大于“市”，而以广场为核心、官邸在广场外侧、嵌错式城市分区使罗马城“市”的功能超越“城”。这种差异既是西汉与罗马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反映，也是丝路城市特性的真实写照。 跨国史视阈下丝路城市史的研究和书写，使我们对丝路城市史的认识更加丰富。当然，跨国史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对丝绸之路城市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丝绸之路城市史的研究和书写，仍离不开全球的视野和个案城市研究。 （作者：车效梅，系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城市史》［18ZDA21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