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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林林总总，在不同时期挑起的话题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特征总体上并无变化，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从谈论话题看，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其特点是否定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对相关历史作错误解读，提出颠覆性结论，把原本轮廓清晰、主线明确的历史虚无化模糊化。 （二）从人员构成看，谈论者大多是学术圈子之外的人；即便属于学术界，也以非历史专业的学者居多。在谈及历史时往往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甚至信口开河。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以求真求实为第一要务，大凡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学者，无不重视爬梳史料、考订史实，言必有据，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通常不会讲出那些不靠谱不着调的话。 （三）从言论实质看，表面上在谈论历史，实际上关注的是现实；貌似学术话题，落脚点却是现实政治，纯属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其形式以短论、杂谈居多，而不是正规的论文或专著，与学术研究根本不沾边，几乎谈不上什么学术性。 （四）从传播途径看，起初为报刊、讲坛、沙龙，后来让位互联网，微信、微博、博客、贴吧、论坛等成为主要平台。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民身份的隐匿性，使一些人在言谈时无所顾忌。其相同点是言语偏激，通常语出惊人，乍一发表便引起围观，众人七嘴八舌，迅速形成舆论场。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在香港回归前夕，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香港被殖民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繁荣，以中国之大，至少要被殖民300年。为近代中国没有从半殖民地沦落为殖民地大呼遗憾，这是哪门子逻辑还有人谈到具体细节，说近代开辟租界是中方主动提出的，不少中国人对租界印象不错云云。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竟然被描述成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西方学界兴起全球史研究。这对国内的晚清史研究产生影响，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视野，但仍须加以辨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走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愿景很诱人，但过程很曲折，代价巨大。譬如，中国国门是在清道光年间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融入全球化是被迫、被动的，是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令人痛彻心扉的过程。从世界范围看，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夺、可耻的贩卖黑奴勾当，乃至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哪一幕不是罪恶昭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绝非单纯的文明输出，并不光彩。 评说历史必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界过去在人物研究上存在脸谱化、简单化偏向，对正面人物一味美化，对反面人物大肆口诛笔伐，说了不少过头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努力肃清极“左”思潮影响，做了大量纠偏的工作。然而，有人却揪住过去“左”的观点不放，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大搞“翻案”，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大谈抽象的人性，明显矫枉过正。全盘否定洪秀全、一味赞美曾国藩便是一例。南方某中文系教授在2000年出版散文集《太平杂说》，斥责洪秀全因科场失意才萌生造反之意，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痛斥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认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照此说法，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金田起义”就该被铲毁。这将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和思想混乱？事实上，金田起义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其正义性不容否定。就连主持广西战事的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也承认：“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至于“邪教”，原本是个政治概念———宗教有雅俗之别、门户之争，但没有正邪之分。历史上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也是宗教，采用秘密结社形式，在教义、社会功能上瑕瑜互见，因被官府视为威胁统治的异己力量和异端邪说，故被贬斥为“邪教”。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奉曾国藩之意编纂的《贼情汇纂》便指斥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声称“从来叛逆多借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倘若照此定性，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都被否定了，我们总不能与残民以逞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坐在一条板凳上吧？再如，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倒行逆施、神人共愤之举，而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编剧在回答网友提问时，称袁世凯是他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赞许袁氏“是一个大才”，对“窃国大盗”说不以为然，认为“窃国”二字用得不科学，“怎么能把国家给偷了呢”？这实在令人无语。晚清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精辟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近些年社会上出现的“民国热”也有类似偏向。网络上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所谓“自由风范”“独立精神”“风骨”，称为“民国范儿”。有个段子被添枝加叶反复炒作，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学潮与蒋介石发生言语乃至肢体冲突，在挨了耳光后反踢蒋介石腹部，最终只是换个地方教书。某网站刊发文章，标题赫然为“蒋介石为什么对学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介石政权血腥的白色恐怖与特务政治，包括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教授的暴行，居然在轻描淡写间被一笔勾销，而“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光环却被无休止放大。有人甚至一本正经地发问：1949年之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民国时期特别是“十年黄金期”的社会发展成绩同样被片面夸大。论者对官僚买办资本戕害、挤压民族企业的事实闭口不提，却将1927年至1937年一些民族资本家致力于实业救国、在夹缝中谋发展所取得的业绩一股脑儿归功于南京国民政府。如果民国果真这么好，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的依据和意义何在？难怪有人说革命是“多余”的，渲染革命的所谓“破坏性”，要“告别革命”。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正确解读吗？ 革命与改良之争是清末民初的老话题，本无新意，况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历史早已给出正确答案。围绕如何使中国摆脱积弱积贫之困境，当时的知识界和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方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具有积极意义，但终究属于补苴罅漏，只看到病象、不触及病根。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说，认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只有用教育才能将之消灭。此说当时就遭人诟病。陶行知揶揄胡适，说他将帝国主义之侵略武断地一笔勾销，“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可谓一针见血。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中共领导下的左翼学者在《新思潮》杂志刊文，正确指出中国现阶段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显然，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状，必须致力于反帝反封建。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看清这一历史逻辑，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并为之不懈奋斗。在狱中写就的《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把祖国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谴责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为江山破碎、国蔽民穷而痛心疾首，指出欲求民族之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必须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有个光明前途，坚信“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是时势逼出来的正确选择、首要选择，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说“告别”就可以告别的，这个历史过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再以抗日战争史为例，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抗战之局面。有人却大谈正面战场，轻视或无视敌后战场，无视敌后战场后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主战场，无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属于当代史，更加敏感。有人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两段历史固然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是前后衔接、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接续探索奋斗、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史。在早期探索中，我们因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蔓延而走过弯路，经历了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那样的严重曲折；同时也取得伟大建设成就，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研制作为大国标志的“两弹一星”；外交工作也有重大建树，突出体现在我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有这一切，为后来的新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正是通过深刻总结历史、审时度势，中国共产党深知老路、邪路都不能走，进而带领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波澜壮阔、可歌可泣。恶意抹黑这段历史的声音主要有两种，一是否定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散布“中国崩溃论”。 有些西方人胡乱贴标签，说我们搞的是“新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内也有人附和，说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姓“资”姓“社”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其实有着明确分野。这么多年来，中国社会确实变化很大，包括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社会经济成分等“四个多样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必须看到，无论怎样千变万化，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没有变，人民在国家的主人翁地位始终没有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共同富裕被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任务之一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全体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而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不可能提出更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正如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贫富分化。这是西方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不能因为问题解决得不够快、不尽如人意，就不分主次地怀疑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完整概念，“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定性的。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西方国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倘若我们真是在搞资本主义，中国就绝无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相反，必然招致灾难性后果。这层意思，邓小平同志早就讲清楚了。 与“国家资本主义”等说法相比，“中国崩溃论”更接近或直接反映了西方的真实心态，无非是说我们没有照搬西方那套政治制度，所以迟早要“崩溃”。眼下美国采用贸易、科技、军事等手段加紧遏制和围堵中国，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大。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人遂跟着起哄，诋毁新中国历史，唱衰中国。也有人感到有点不踏实，流露出些许悲观情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涉险滩、克难关，一路风雨兼程披荆斩棘，从未被吓倒、被压垮。“中国崩溃论”喊了这么多年，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倒是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成了笑柄。事实胜于雄辩，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当代中国都是在持续发展进步，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停滞，更不是倒退。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期发布的健康公报，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2018年为77岁，与1949年的35岁相比，增加了42岁。我国经济总量在改革开放之初位列世界第11位，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30%以上，超过美、日、欧元区国家的总和。说中国“崩溃”，无异于睁眼说瞎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