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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他不仅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颂千古的诗句，而且是能臣干吏，留下了西湖那秀美的修眉——苏堤。但是，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苏东坡还是一位治“疫”高手，他在黄州、杭州等任上均有治“疫”经历，特别是在杭州，先抗疫，再防疫，然后进行以饮水为主的生态环境治理，充分展示了他系统治“疫”的大智慧。 一、“圣散子方”显奇效 1089年（元祐四年），苏东坡辞去翰林院学士职位，以龙图阁学士赴杭州担任太守，并兼浙西军区钤辖。他刚到任便面临着先涝后旱的严重天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而且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据《宋史》载：“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1]果然，饥荒后杭州爆发了严重的瘟疫，这是一种来势汹汹的可怕寒疫，当地医生都一筹莫展、救治无法。 我国古代，文人都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兼济天下情怀，故以儒通医者比比皆是，苏轼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代大儒，他从小浸淫于儒家经典著作，也经常阅览医学名著，而且还喜欢收集研习医家良方，而其用意就是在广济众生。他自己曾说：“昔尝览《千金方》，三建散于病无所不治，而孙思邈特为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2]几年前，苏轼谪居黄州时，也曾经遭遇时疫，“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授余”[3]，这里的此药即是圣散子，是其同乡巢谷传授于他的。 面对杭州这一轮瘟疫，东坡忧心如焚，采取紧急措施，“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4]，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了杭州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他还即刻命令把圣散子方张贴在百姓聚集之地。关于此方的功效、价钱及疗效，苏轼在其《圣散子后叙》和《圣散子叙》和里面有详细叙述： 《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5] 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女相易状，至危笃者连饮数剂。则汗出气通，饮食渐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诘也。时疫流行，平旦辄煮一釜，不问老少良贱，各饮一大盏，则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病，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卫家之实（笔者以为应为“宝”字）也。[6] 可见，此方最大的特点就是价廉，只需用普通的药材配制，每贴药只需花费一文钱。然而，方子虽然便宜，但很多老百姓还是买不起。于是，苏轼让杭州宝石山愣严院的僧人按照圣散子的方子用大锅熬药，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免费布施百姓喝药防疫。不问男女老少，只要服上一大碗，就可避瘴气。东坡的这个药见效神速，患病轻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见效，病重的连服几碗，配上饭食也能得以康复，治愈者不可胜数。 对于杭州瘟疫，此方疗效甚佳，再加上苏轼的名人效应，此方很快便流传开来。后来，苏轼将这一方子传授给了他的好友庞安时，庞安时将此方收在了其《伤寒总病论》一书，苏东坡传信为序。这使得“圣散子”作为良方在世流传更广。 但是良方再好，也不能乱用，需对症用药才能药到病除。庞安时将圣散子放入伤寒时疫类别，可见此方主治伤寒病。后来，瘟疫降临，人们也不管是不是伤寒病，都用这个方子来治病，以致出现良方害死人的情况，实属迷信盲从、胡乱用药。殷鉴不远，对待疫情需要科学客观的态度，而不能想当然，否则就会遭受这种惨痛的教训。 苏轼推广“圣散子方”的过程，是其作为太守勤政爱民的职责所在，也是其关心百姓疾苦的义举，但也彰显了其慈善救济中对医学专业知识的熟稔和发动组织各界力量参与的高效。 二、创建第一所官办医院——“安乐坊” 但彼时杭州患病之人实在太多，单靠零散无组织的方剂和慈善救济已难以应对时疫。杭州地处江南，气候湿润，河流密布，旱涝灾害以及瘟疫频仍。加之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苏轼说：“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 [7]更令其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杭州城有五十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8]于是苏轼“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9]这就是中国第一家公立医院。南宋周辉在《清波别志》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所病坊的名称、规模、运作模式以及地理方位： 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10] 苏轼筹集公款白银2000两，又自掏腰包捐助黄金50两，在杭州城中心建造了一所医院，取名为“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因为紫衣是僧官才有资格穿的衣服。东坡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很快引起朝廷关注并在全国推广。1102年 (宋徽宗崇宁元年)， 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崇宁初年，安乐坊也改赐名安济坊。南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苏轼“乃裒集羡缗……以作病坊, 稍畜钱粮以待之, 名曰‘安乐’。崇宁初, 改赐名曰‘安济’云”。 [11] 如果说“圣散子方”显示了苏轼义举的智慧，那么创办“安乐坊”则显示了其系统防疫的思想，是从应急治疫到提前防疫的过程，是防疫制度上的创设，也是将古代传统的私家问诊转变为官办集中治理的过程，这体现了他治理上的大胆探索和独特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