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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了解影响民族地区发展的因素，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本文从教育扩展和人力资本视角，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的回归模型，使用2001-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在教育扩展进程中，政府施力于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使民族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增幅超过非民族地区，地区差距减小；第二，教育扩展使得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人口比重下降，初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比重提升，在民族地区虽然前者下降更多，但后者在提高方面落后明显；第三，各地区人力资本密度均有提高，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密度由4.94％提高到16.05％，但与非民族地区相比仍然较低，且差异呈扩大态势；第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对全国和地区人均GDP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密度提升对全国和非民族地区人均GDP有显著积极作用，但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不显著。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加快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针对性地关注重点省份或重点群体。 关 键 词：民族地区/教育扩展/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密度/经济增长 项目基金：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教育扩展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8JDYJB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爱芹，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875。 高春雷，女，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工会理论与职工教育研究所讲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54。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突出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构成“中国奇迹”的经济地理版图中，作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我国民族地区①展现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2001-2016年，我国大陆31个省份的GDP平均增速为10.02％，其中民族地区为10.67％，非民族地区为9.80％，即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65个百分点，比非民族地区高出0.87个百分点。②那么，哪些因素推动民族地区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从中可以总结出哪些一般经验和规律?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一方面有利于识别和发现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中国经验，另一方面又能够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最新的中国素材，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参考方案。 在诸多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本文尤为关注教育和人力资本要素。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表明，教育和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最关键、最活跃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级各类教育都在加速扩展，大幅度提高了学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③教育扩展政策对于少数民族人口以及民族地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④加速培育了大量年轻的、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 本文主要关注：第一，在教育扩展背景下，民族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怎样的发展和特点；第二，在民族地区，因教育扩展而新形成的人力资本是否有效配置到劳动力市场上，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第三，在上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在政府支持下分阶段大规模扩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9年，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1998年相比，2016年我国小学升学率由94.3％上升到98.7％，初中升学率由50.7％上升到93.7％，高中升学率由46.1％上升到94.5％。⑤教育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使得教育扩展研究受到广泛关注，相关学术成果日益增多，但已有研究并未对其内涵形成统一、清晰的界定。赖德胜认为，教育扩展包括教育层级和教育规模两个方面，是一定教育层级上的规模扩展，并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之一，分析发现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⑥这一概念界定被广泛认可，研究者也多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指标开展教育扩展相关研究。⑦ 一些关注教育扩展对少数民族人口和民族地区教育影响的研究认为，教育扩展提升了民族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缩小了各民族在教育机会、教育平等方面的差异。孟大虎等人的研究识别了教育扩展对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影响，发现教育扩展显著提升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且增幅比汉族人口明显；义务教育的普及能更好地提升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缩小与汉族的差距，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更加明显。⑧孙百才等人基于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各民族人口的教育成就和教育公平程度均得到了显著提高，各民族性别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和教育基尼系数逐渐缩小。⑨何立华和成艾华同样基于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指出，1990年以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非民族地区相比仍相对滞后，且教育发展成就具有显著的不均衡特征，即与城镇相比，民族地区的农村不仅教育发展明显落后，且不平等程度更高。⑩ 遵循上述文献研究脉络，本文将基于我国2001-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继续考察教育扩展对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推测，由于政府给予民族地区的教育扩展政策更加优惠，公共教育经费投入的加速增长通过替代效应减弱了家庭收入因素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这会加快民族地区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11)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本身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化，人口机会窗口打开相对较晚，拥有更多人口红利，(12)在教育扩展过程中，这种人口红利优势也有利于更快地提升民族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渠道，一个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持续大幅度提高的局面一旦形成，就为该地区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助于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增加创收能力，改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大量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理论研究层面，弗莱舍(Fleisher)等人发现人力资本通过三种途径对产出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一是接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对产出有直接贡献，高学历劳动者有更高的边际产出；二是通过创新活动，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积极的直接影响；三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间接溢出效应。(13)克鲁格(Krueger)和林达尔(Lindahl)分析了20世纪末有关教育回报的大量宏观与微观研究文献，指出这些文献都强调了教育在收入增长中的作用。(14) 在实证研究层面，佩利内斯库(Pelinescu)发现人均GDP与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和劳动者素质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5)倪超和王颖基于中国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表明，战略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它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本和普通劳动者两个变量中，对它们产生重要影响。(16)王永水和朱平芳基于中国1996-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技能型与非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升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非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强化技术距离对经济增长的负向边际效应，而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弱化该效应。(17)黄燕萍等人研究发现，初级教育作为生产要素会直接促进最终产出增长，而高级教育则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与模仿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8)王金营和贾少萌强调，人力资本是造成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足够比例的人力资本能让物质资本得到有效利用，提高其边际产出，否则会导致发展乏力，甚至停滞。(19)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都已得到证明。那么在我国民族地区，该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对此少有文献提及，比较接近的研究是以西部地区(20)(包含民族地区各省份在内)为分析对象，考察人力资本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王金营、郑书朋发现，1978-2006年间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56％，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快于东部，但是初始水平过低，人力资本存量长期处于低位，从而造成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吸引投资、技术进步、资源有效配置等)作用不如东部地区明显。(21)黄燕萍等人考察了不同层级教育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高级人力资本的作用相对较弱，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和高级人力资本的相对效率最高，初级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最低。(22)这些研究为了解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西部地区毕竟不等同于民族地区，研究结果很可能存在差异。那么，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究竟呈现怎样的特点，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是本文关注的。本文将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利用2001-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推断人力资本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借鉴人口密度概念，提出了“人力资本密度”的概念，以衡量实际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高技能劳动者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密度是城市经济学中被广泛研究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指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量，经常被用来衡量经济集聚程度。城市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效应能提高城市生产效率，促进经济更加快速发展。本文所讲的人力资本密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就业人员中更具创新活力的高技能劳动者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的集聚情况，以统计年鉴中“年末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作为度量指标。人力资本密度越大，高技能劳动者面对面交流碰撞的机会就越多，知识的传递更顺畅，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越大，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技术创新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有研究认为，高素质人力资本具有“要素集聚”功能，能把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进行更合理的配置、更优化的集聚，从而改善生产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23)本文未采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指标衡量人力资本密度，是因为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密度指标对于研究城市或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是合适的，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相对稀少，选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密度指标没有太大实际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