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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化的普遍性阐释 关于笑话形而上的思考毕竟是少数“思想者的游戏”，多数学者更加“务实”，选择了与当下政治、社会和文化形势相一致的理论范式。尤其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内，笑话由于自身的讽刺功能，既是反抗和斗争手段，也是透视社会现实的窗口，烙印上了工具化的特征。通常，学者们以笑话文本为基础，不仅善于归纳笑话的本体特征，还非常乐于阐释文本背后隐藏的普遍社会问题。 20世纪60年代，大量种族笑话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域。这类笑话是关于某个特定种族的笑话系列，如流传于新英格兰的犹太人笑话、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人笑话、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意大利人笑话和美国各地的波兰人笑话等。 威廉·克莱门茨(William Clements)和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对波兰人笑话进行过详细记录和研究。克莱门茨掌握了大量波兰人笑话的文本，总结出这类笑话的基本母题以及笑话中波兰人的种族特征。邓迪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研究种族笑话的内容和原因，他通过对笑话内容的分析，概括出笑话中波兰人所表现出的“boorishness”“tastelessness”“being dirty”“being poor”等特征。他认为种族笑话的产生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在一些特殊环境中，由于历史事件(如战争、萧条)的影响，笑话会变成一种无害的形式，提供一个释放紧张和压力的条件。越是在具有威胁性的环境中，笑话越是无害和稚气，并且种族笑话攻击性的强弱取决于笑话的使用者以及对谁使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语境的重要性。不少人反对种族笑话及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对某些种族的贬低和侮辱。面对质疑，邓迪斯的回答是：“民间文学就像文化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应当责备镜子反映了观者的丑陋。打碎镜子可能短暂地摧毁了一个图像，但是并没有改变镜子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种族笑话只是种族偏见的一种征兆，而并非原因。研究者要利用这一特殊的机会，观察历史事件和民间文学、种族笑话之间的关系。”可见，邓迪斯将笑话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历史因素相结合，目的在于阐释笑话的社会文化意义。 罗杰·亚伯拉罕(Roger Abrahams)也使用文化阐释的方法，以两本黑人笑话集为资料基础，列举了笑话体现出的44条黑人信仰类型，他认为这些笑话反映了黑人群体的本质特征。阿莫斯似乎更加关注种族笑话的理论轨迹，以弗洛伊德的“自我批判说”为开端，以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的交流民族志为结尾，详细梳理了犹太人笑话研究的系列成果。塞思·克拉维茨(Seth Kravitz)1974年2月至5月在伦敦搜集了大量白人讲述的关于居住在伦敦的爱尔兰人、犹太人、苏格兰人、西印第安人和巴基斯坦人的笑话。克拉维茨通过笑话的内容分析，探讨种族偏见的实际问题及产生原因，发掘种族笑话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发挥的不同功能。笑话中的种族偏见产生于两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冲突，不同人群的讲述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攻击性(aggression)，从而塑造着笑话的不同形式和功能。因此，克拉维茨认为，“对种族笑话单纯的内容分析并不能展现笑话的灵活性，只有将内容分析与社会语境中的功能分析相结合，才能全面理解笑话”。他的理论贡献在于强调了社会语境对笑话的塑造作用。 事实上，种族笑话反映了诸多政治问题，学者们除了在种族笑话研究中分析政治，还专门针对政治笑话展开研究。他们大多秉持这样的观念———笑话除了引人发笑，还具有重要的精神、政治功能，是反抗的武器；笑话可以帮助人们反抗偏见、歧视和压迫。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中国尤为盛行。 20世纪初，在倡导理性、科学、民主的改良运动中，中国学者纷纷效法西学，开启了进化论研究时代。这种范式常从提取故事母题、分析故事类型着手，进而得出人类学意义上的阐释。赵景深是使用这一范式的代表。他对中国古代近二十本笑话书做了详细介绍，并对同一则笑话的异文进行比较和考证，是典型的进化论人类学方法。对于笑话中包含的大量猥亵内容，周作人给予这样的解释：“从道德方面讲，这故事里的确有好些不可训的分子，然而我们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周作人认为老百姓的笑话中保留了很多与野蛮人相像的东西，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渗透着进化论的观念。与此同时，“胜利”“英雄”的措辞是对底层民众力量和笑话价值的肯定，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民主取向和反抗精神，笑话研究成为改良运动中“从民间的立场看”的工具。 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进入政治动荡、战火不断的岁月。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国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变革，学者们也被迫转换了研究立场。世纪初所译介的西方理论和方法遭到完全排斥，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民间文艺理论，笑话的共时研究成为主导范式，显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 1956年，王利器编辑的《历代笑话集》出版，书中收录古代笑话书71种，为研究古代笑话提供了丰富资料。编者对原笑话集中的庸俗和猥亵作品进行了删减，在前言中还对笑话的思想特征、典型人物和艺术形式做了分析。1985年，编者又出版了《历代笑话集续编》，也是很好的研究资料。但是，1966年以后“四人帮”的文化围剿开始，大加鞭挞《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著述，致使古代笑话研究无人问津。 1957年8月，《民间文学集刊》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创刊，提出了“对中国古代笑话的研究、笑话和寓言的区别”等重要问题，上海作家协会通俗文艺组也召开讨论会，严独鹤、赵景深、罗永麟、陈山、郑逸梅等20余人出席，这是第一次对笑话的专题讨论。会上学者们针对那些直接讽刺普通劳动人民呆傻、蠢笨的笑话发表了不同意见，多数表达了维护劳动人民形象的态度。1956年，《民间文学》1月号和7月号展开关于阿凡提故事的讨论和争鸣，贾芝对阿凡提故事及人物形象做了较深入的分析，指出阿凡提是新疆“劳动人民中一个代表正义和富有智慧的典型人物”，成为撰文分析阿凡提故事的第一人。随后，段宝林提出了“阿凡提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戈宝权以苏联理论为基础，对阿凡提的历史原型及故事的历史、内容、流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对阿凡提故事的集中讨论，引发了学者对各族机智人物故事的关注，相关研究热潮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还未见减退。 1978年，祁连休编选《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选》，共收录13个民族、20个机智人物的故事，这是机智人物故事调查研究的巨大进步。1984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主办的“全国机智人物故事学术讨论会”在湖北咸宁召开。这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围绕两个中心议题：一是各民族机智人物故事的特征、范围和归类；二是各民族机智人物故事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会议论文在《民族文学研究》上以专栏发表。有学者认为，阿凡提一类以表现人物智慧为主的故事，与直接讽刺嘲笑谬误言行的普通笑话不能混为一谈，应该分属两类；也有学者认为普通笑话中也有反映正反面人物斗争的内容，某些机智人物也可能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因此两者很难完全区分。不论持何种观点，都必须肯定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机智人物故事的显著成果对推动笑话研究的重要意义。 以苏联文艺理论为指导的笑话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因素。绝大多数成果都得出同一个结论：笑话是对封建制度的揭露，是对贪污掠夺的鞭挞，是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和对人民内部迷信无知的善意劝讽。与西方笑话大多直接、坦率地取材于现实人名和事件不同，多数中国笑话委婉、曲折，虚构人物和故事，但这绝不影响其“人民性”“斗争性”“工具性”特点的显现。 作为反抗和斗争的工具，笑话研究基本采用了相同的范式，即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阐释笑话内部的矛盾冲突及其背后的诸多现实问题。但是，在主流范式之外，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到传统文本以外的笑话形式。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政治背景的变化以及人们对政客的怀疑，如公众怀疑自由派政客的不切实际、担忧民主派政党的贪污腐败等，由此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政治笑话。迈克尔·普雷斯顿(Michael Preston)广泛搜集美国1973至1974年间的政治笑话，将它们大致分为四类：谜语和妙语、涂鸦、影印笑话和扩展笑话。这是对田野调查资料的详细展示，并且更关键的一点在于他关注到口头语词以外的民俗形式，如影印民俗(Xerox-Lore)，这就超越了以往的笑话文本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