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此作的新的申说。 然而，历史研究也在不断遭遇挑战乃至危机，这是历史学反复跌入谷底又凤凰涅槃的契机，但应当明了其中很多危机是史学家亲手“制造”出来的，又必须由史学家亲手终结。历史和历史学家互相成全，又互相考验乃至敌对，在相互诘问中，历史学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碎片化”是当下中国史学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碎片化”不成其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这种意见并非没有共鸣，但现有的众多论说表明，大多数人将其视为“问题”。例如章开沅说：“‘碎片’一词，易生误解。或许可以说，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却不能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他主张，“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钱乘旦直陈“碎片化”为史学重大危机，认为，“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 何为“碎片化”？成因何在？为何成为问题？穿行于“碎片”之中的中国历史学应当如何？对此均有反思和论述的必要。 一、碎片、碎片性和碎片化 因为名词之间暧昧难明的联系，新近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1987年出版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开始立论，难怪多斯自诩该书“已成为众多立论的源泉”。其实，无论问题提出之背景，还是所涉问题形成之过程，抑或是批评的对象，还是对史学未来的期许，当下中国史学界所讨论的“碎片化”和多斯当年所指，均非一事。 但多斯对年鉴学派第三代沉溺于描绘和叙述，失去总体性、整体性、通贯性追求，甚至剥夺人类在史学研究中核心地位的批评，和中国史学界近来面临之情势有很多共同之处，语言的“所指”和“能指”错舛而奇特地构合，也算一景。 在中国史学界，“碎片化”作为问题的提出，先于“碎片”，因为前者是“问题”，而后者不是。但因为语言逻辑的关系，诸多论家多从确定历史研究必须依赖“碎片”即史料开始铺陈。李金铮说：“从主观愿望上讲，每一个历史学者都可能希望对历史现象‘一网打尽’。但由于人类社会极其复杂，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历史内容进行全面研究，而只能选择具体，选择碎片。”罗志田说：“我们所面对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不论是稀少还是众多，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其实都只是往昔所遗存的断裂片段……可以说，史学从来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在此语境下，史料是“碎片”，史料即“碎片”，所以，从历史哲学层面上讲，历史研究无法回避“碎片”。 自然，“历史是一个巨系统，即使是这个世界一天的历史，要穷尽其中的所有，历史学家也是无能为力的”。历史研究确实是在无数“碎片”中穿行，但从逻辑上却无法得出历史研究应当“碎片化”的结论。“我们迄今赖以研究历史的证据可能确实是历史身上抖落的‘碎屑’，但我们既然可能从一个细胞中找到隐藏生物体全部秘密的基因，从这些‘碎屑’中找到历史传承的规律也非痴人说梦。”相对于历史本体而言，史料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碎片性”，无碍于历史学家实践自己的伟大使命——“究天人之际”，是空间维度；“通古今之变”，是时间维度。在万古江河沧海桑田之变中，史学家力图把握其中的结构，透视其间的因果，总结其中的规律，以为镜鉴。司马迁为史学家厘定的任务，抓住了人类作为生活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中智慧生物的本能。正因为如此，从全球史角度看，史学几乎是所有文明摆脱蒙昧之后的第一门精神性创造。 然而，“碎片化”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已成事实。李长莉说，“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考虑到李长莉的学术背景，以下的批评尤其直率：“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回顾多斯对“碎片化”史学面目的描写，对照当下中国史学界的某些现象，是时时让人会心一笑的——“历史学家对一切都表现出好奇，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公认价值的负面、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史学家把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和人为的转折抛在一边，而唯独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同样，人们在描述村庄、妇女、移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时，也赋予其一种新的美学形态”；“放弃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从社会退缩到象征性的文化”；“人类的脉动被归结为人类生存的生物或家族现象：出生、洗礼、结婚、死亡”。 中国“新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李长莉总结为“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在当下的史学实践中，一些史学研究者把所发现的某一个村庄、某一座庙、某一个舞厅、某一个饭店、某一本家谱、某一份“必须”错缺的地图、某个“足够”另类的乡贤的回忆，塑造成自己心中的敦煌，无限中心化其发现的价值，而其所在的时代、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重要政治变迁、历史性事件的过程和震荡、经济社会的宏观变化，被策略性回避。于是，跑马圈地，成为一些人的狂欢，把“邻猫生子”、别人无从置喙，当成绝学。史学在自我堕落中，“失去了乐队指挥的身份，而沦落为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原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