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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碎片化”的成因 很清楚的逻辑是，史料的“碎片”性质，并不是“碎片化”研究的理由，当然也不是其成因。然而，新近的讨论中，无意中出现了一对误读：因为史学研究依赖于碎片性的史料，所以史学研究自然会“碎片化”；“碎片化”其实就是微观化、精细化。如有论者说：“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在比较成熟的西方史学界也许存在，在当下中国大陆史学界，我们的微观研究现状远未达到需要警惕细化的程度。”这种替代，在逻辑中是需要仔细辨别的。 从微观入手，对历史材料进行条分缕析的精细研究，是把握大历史、解决大问题的必要前提。梁启超评价明末清初学者阎若璩的历史性贡献：“《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梁启超称阎若璩的研究“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阎若璩经考证而宣判“古文尚书”的死刑，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其由“碎片”而始，却非“碎片化”指向，这在中外史学数千年演化历史中，实为百变常新的奥妙之一。事实上，即使是最严厉的“碎片化”批评者，也没有谁否定精细微观研究之价值，所以继续相关名词之纠缠实无必要。 笔者认为，“碎片化”的成因，首在时代变化所引起之史学变化。多斯在论述年鉴学派日益流于“碎片化”研究时，分析了时代变局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结构主义也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下风行起来，人种学的意识激发了对其他文明的关注，人们对这些社会的抵抗力、稳定结构和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产生了兴趣。对‘他者’和人类真相的发现动摇了欧洲中心论。生活在别的空间的他者也上升为一种典型。”中国当下的“碎片化”成因不同于此，它直接肇因于先前过度用力的不当做法，即把几乎所有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于几个问题，忽视了历史非线性的复杂化和多层次。有论者回顾了某一时期近代史研究中排他性叙述框架的形成及其缺失：“政治史的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其实，不光近代史如此，整个历史学界都曾被限定在有限的议题内。“碎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一现象的矫枉过正，乃至渐入歧路。 其次，史学家对近代以来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爆炸性增长掌握不足，从而削弱了把握整体历史发展的思维能力，在“碎片化”研究的“小确幸”中自承无力，耽美于“小知识”的自我审美。 史学启蒙时代为后世垂范的大家，几乎掌握了当时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知识，宏观处，通天彻地；微观处，芥子须弥。以《史记》言，内纳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而其中的八书记天文、历法、礼、乐、音律、封禅、水利、财用等，更有今日整体史的大模样。以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言，九卷皇皇，其前半部，全面阐述地中海东部西亚、北非及希腊地区约20个古代国家的自然地理、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历史变迁、风土人情；其后半部，主述波斯人和希腊人数十年间争战传奇。其取材之丰富，结构之宏大，取向之总体，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祖述于此也不为过。 而今天之史者，确实可以归因于知识的海量积累和增长，总的来说，只能围绕专业掌握有限的知识。现代科学知识，尤其是近代以来物理学、天文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哲学含义，在史学界传播甚微。即使是习惯尝鲜的美、欧史学界，也不再能看到可以媲美前贤如牛顿、笛卡尔、玻尔、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兼思想家，几乎无人深究海森堡“测不准定理”“薛定谔的猫”、波粒二象性、“双缝实验”等的人文底色和哲学深度。无力感不仅充斥年鉴学派后人的心灵，也逼迫中国某些史学研究者在严厉的量化考核和荣誉追逐中急切地寻找出路，并把自身的“碎片化”研究正当化，在“逃跑”和“躲避”中致“碎片化”研究泛滥而渐成灾情。“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事实上，问题主要不在于这些东西被纳入研究对象，而在于一些研究者把这些当作了历史研究的主旨和乐趣。 最后，特定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某些社会史研究范式被神话，并对“经典”作了拙劣的模仿。 王晴佳直陈：“我们探讨国外史学研究‘碎片化’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要探究新文化史的兴起”，他认为，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的一种反弹，是历史研究“碎片化”的主要表现。池子华等人则认为“碎片化”问题适用于整个社会史。 到底是仅仅在新文化史研究中，还是在整个社会史研究中，或是在“新兴史学”中，抑或在整个历史研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乃至严重到以“危机”相论，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就“始作俑者”而言，多斯是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提出“碎片化”概念的。他对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的崇敬自不待言，对第二代核心人物布罗代尔也赞佩有加，并将其和第三代的“碎片化”研究作了区隔，“布罗代尔本人始终不忘史学的基础，而他的继承者们则早已将此抛在脑后。布罗代尔在研究中重视总体性、时间参照的统一性、各层次现实间的互动性和社会史的地位”。这一论述序列表明，多斯所说的“碎片化”主要指曾经“收编”了其他诸多学派，以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年鉴学派，在以历史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一些人中出现了游移和堕落。 中国当下的“碎片化”研究，显然没有这么复杂的谱系，它更像是反复出现的“一窝蜂”式史学“热点”。而且，这种“热点”是对新文化史名著诸如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政治、文化和阶级》、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金兹堡的《乳酪与虫子》、达恩顿的《屠猫记》等著述的拙劣模仿。 当然，考虑到中外史学的映射互动关系，目前出现在国外史学中的一些“碎片化”研究所蕴含的历史虚无主义尤其值得警惕。如有国外研究者“关注”贩卖黑奴过程中当地黑人、北非人的“作用”，有人研究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中拿鸦片当药品使用的“风俗”，等等。其“高级”的意识形态蕴含，说明某些人的所谓“新清史”研究并非孤立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