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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史学对“碎片化”的应有态度 如何走出“碎片化”研究？钱乘旦提出的要点是“体系”，“不管历史学家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无法书写历史。……就体系而言，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李先明等人提出，“碎片”是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选择有“历史意义”的“碎片”进行研究。李金铮诉诸“整体史”，提出“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王学典等人则直接主张“重建”历史的宏大叙事，他们认为，“碎片化”背后衬托着当前史学界宏观思维能力的枯竭和理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 笔者认为，对“意义”的追求，是人类所有学问的内在禀赋。意识流式的“碎片化”研究，对于破解某些故作高深的高头讲章不无微功，却消解了史学的特征和使命，并将历史研究化解为用美丽的腔调和轻曼的结构讲细碎故事的技巧，有迷失在如汪洋大海、漫天雪花却永远只是“碎片”的史料之中的可能。“史学家如果不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以繁琐考辨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珠玑，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历史学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 时贤提出的各种角度诊治“碎片化”的方案，在在均见对史学未来的关切。同时笔者想提出，要拒斥“碎片化”，须了解历史的特性——人物、事件、整体的社会，在想象的“静止”状态中，必定处在一个三维“空间”结构中；但加上历史的本质——“时间”维度后，它就成为“时—空”四维结构，这种结构赋予历史整体性和延续性。“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谬的事情”，“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也是历史存在和演进的方式。布罗代尔扬言要将“历史时间”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及“个人时间”区分开来，实际上，在人类产生并将整个世界对象化以后，所有的“时间”都不可分，且弥散、结合于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是我们理解所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都是三维生物，但他们拥有值得骄傲和珍惜的技能，即理解四维“时—空”结构历史的能力。视野、观念、框架、模式、体系、理论等，广义地、长时段地讲，是历史学家介入历史的工具和方法。解读、阐释历史的过程，就是历史研究“意义”产生的过程，而且这些“意义”必须在历史本身的整体性、延续性特征中才能得到理解，这就说明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应当拒斥“碎片化”的。 拒斥“碎片化”，须明了历史学是“人”的学问，史学的中心，必定是人。人的历史活动有三个方面的事实：其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其三，“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而且，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的“普遍交往”逐步发展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的全球化，使得“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了新的含义，决定全球史时代的历史学，必须有普遍联系的观念。“碎片化”研究对此无能为力。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的总要求，需要中国历史学界作出回应。中国有5000年以上延绵不绝、不断更新升级的文明史，构成人类史的宏大篇章；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更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多个层次螺旋递进的发展跨越，其实践和认知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历史学家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机遇和鞭策。“碎片化”研究也许还未成气候，却应当终止了。 〔作者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