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格兰在十四、十五世纪经历了数次严重的天灾人祸，城市大都在人口和经济两方面出现了萎缩。但经济衰退却并没有导致以城市为中心的祸乱。倘若社会稳定并不必然取决于经济繁盛，而是更多地依赖有效的社会治理，那这一时期英格兰城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又是如何实现的？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政府在城市管理中起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统领作用，大量繁琐而又具体的工作往往由政府之外的组织机构来承担。在当时的英格兰城市，这样的组织机构有两个，教会和基尔特。教会和基尔特是如何应对繁杂而又具体的日常事务，从而维护了城市社会的稳定？ 教会与城市社会秩序 597年，基督教再度传入英格兰后，皈依者日众，其教义渐渐为英格兰居民所接受。受基督教信仰熏染，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民众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共识。这一时期城市社会活动的运作往往要借助这些观念和规则方能较为顺利地进行。 教会灌输给平信徒的胞爱理念和炼狱理念集中体现出教义信条在中世纪晚期城市管理中的辅助作用。胞爱理念宣称世人都出于造物主之手，所有基督的信徒皆为兄弟姐妹，基于这种关系，信徒与信徒之间应该相互敬重、友好共处。胞爱理念有助于激发信徒内心的真善，这于城市社会稳定有益。在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信仰中，死亡是灵肉相离，此乃个体生命周期中重要节点之一。时人坚信，虽然灵魂脱离肉体较为容易，但要升天却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生时的艰辛以及炼狱的恐怖性，平信徒对于灵魂在炼狱过程中停留时间的长短以及之后灵魂的去处颇为惶恐。为缓解世人对炼狱的恐惧和担忧，教会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生者的行为可以拯救亡者的灵魂。当时城市居民坚信要减少亡灵在炼狱中的停留时间，至少应做到以下两条中的一条：一是，在自己生时要少作恶多行善；二是，请人为亡者做祷告或积善行德。 基于胞爱理念所激发出的真善以及炼狱理念所催生出的功利意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中的有产者大都乐善好施。在15世纪布里斯托尔市富者的遗嘱中大都有关于向穷人施舍从而请这些贫穷者代为祷告，以使自己的灵魂早些得救的遗愿，这些言行举止在客观上有利于缓解贫富矛盾，拉近两个群体之间的距离，于城市稳定大有裨益。 在胞爱理念和炼狱理念之外，教会的部分礼仪和节日盛会也利于维持城市社会有序运行。教会规定基督徒在人生每一重要节点均须宣誓，看似程式化的宣誓实则有构建人际关系和维持共同体团结的功效。这一仪式让宣誓者和接受宣誓者双方各自明了自己与他人或团体机构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权责共识，这有利于保持城市共同体的稳固。宗教节日庆典于基督教世界而言，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宗教信仰的彰显和强化，它还有规范社会秩序的世俗旨趣。较乡村而言，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对宗教节日庆典的需求度更高。这一时期城市重要公共活动往往都被寄托在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重大节日庆典之中。中世纪英格兰城市社会这一特性也是宗教节日庆典多集中于城市的原因之一。 教会在宗教信条和宗教庆典方面为城市社会秩序的维持提供了便利，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离开践行这些教义理念和举办庆典的基层机构，上述作用便有可能流于形式。接济穷困成员是胞爱理念在中世纪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现。收容所（Hospital）在中世纪晚期城市济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收容所主要收留那些因身体缺陷或非传染疾病导致的生活不能自理者，长期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部分收容所也接收那些暂时受困者，比如未婚待产的女性、弃儿或孤儿等。除救济贫困者外，收容所还在生活方式和个人品行方面规范被收留人员。依此看来，作为教会胞爱理念的践行机构之一，收容所的一系列作为有利于缓解贫困带给城市的诸多困扰，于城市社会治理而言益处良多。 在中世纪晚期，堂区（parish，亦有学者称之为“教区”）是城市的必备单元。堂区教堂有操办祷告、亡祭、慈善以及圣礼活动所需要的器具、空间和氛围。它也因此成为城市居民寄托宗教情感的重要场所。堂区教民参加的大多数宗教活动都集中于教堂，所以教堂和教堂内部的宗教器物既为当时的宗教活动提供便利，还有利于堂区内部的民众形成对本堂区的认同感。另外，堂区的维持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共同协作不仅能够加强堂区民众彼此之间的合作意识，还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城市居民个体既是教会中的个体，又是世俗社会的个体。由此，彼时英格兰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世俗社会和政治相互融合的实体。在这种状态中，教会这一非政府组织机构对城市信徒言行举止的规范便具有治理社会的客观效果。另外一面，以稳定社会秩序为中心，彼时英格兰城市在社会治理中若求有效往往也需借助宗教之力。 基尔特与城市经济和社会秩序 除教会之外，彼时城市中的社会团体还包括大小不一的基尔特（Gilds）。如果说前者主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城市居民的凝聚力以维持城市社会协调有序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在应对处理具体的经济事务与社会问题方面发力来维持城市秩序的稳定。 （一）工商业基尔特与城市经济秩序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存有诸多基尔特，其中一类由商人或手工业者构成，其主旨在于规范管理商业和手工业活动，即工商业基尔特。工商业基尔特存在的必要性和存在形式同行业的监管需求密切相关。在中世纪晚期，行业监管是英格兰工商业基尔特的核心功能。 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英格兰城市经济生活中，时人非常看重共同体利益，认为买卖行为既需要讲求惯例价格，也需要在满足各自共同体需要的前提下对外进行交易，尤其是生活必需品，比如谷物、肉奶类等物品。在上述观念之下，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以及垄断市场等打压或哄抬物价的行为都不为时人所接受。因此查处上述损公肥私行为也就成了城市经济管理事项之一。按照常理来说，规范市场秩序是政府的职责，但这一时期城市政府对此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很多时候要依靠工商业基尔特来规范各自会员，以避免出现上述“扰乱市场”的行为。 借贷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经济活动中相当普遍。在彼时西欧，沉重的债务的确能够压垮某一个体或团体，但对那些暂时处于经济窘境的工商业者而言，适度举债却又另当别论。当时英格兰存在着诸多放贷主体，工商业基尔特即为其中之一。相对其他放贷主体而言，工商业基尔特放贷有着鲜明的特点：主要针对内部成员，因而更具地方性；还款周期长，通常为一到两年，同一时期其它放贷主体一般要求四个半月，少数会放宽到九个月；低息甚至无息；注重借款者的品性，品德低下之徒被排斥在外。由此可见，工商业基尔特放贷的目的很明确：为那些不是因个人品性低下而陷入经营困难的会员提供所需资金，帮助他们重新步入正轨。这类组织在信贷方面提供的便利对经济萎靡时期遇困的工商业者个体而言颇有雪中送炭之意味；另外，工商业基尔特在放贷时对借款个体品性所提出的较高要求也有助于规范成员日常言行举止。这些对工商业基尔特的稳定乃至城市整体经济稳定都有益处。 （二）基尔特与城市社会秩序 贫困问题和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威胁社会秩序和共同体稳定的危险因素。这一时期，除教会机构外，基尔特亦在应对社会贫困和协调社会关系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救济是英格兰城市基尔特的社会职能之一。注重兄弟情谊是基尔特的一个重要特色，当有会众时运不济或因病陷入贫困以致生活无以为继时，其所在基尔特大都会伸出援手，给予救助直至他们走出阴霾。 如果群体中的个体品行低下，以及个体与个体在交往时所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社会治安问题便尾随而至。因此，规范塑造个体良好品性以及妥善解决纠纷成为预防和化解人际矛盾的良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中的基尔特亦意识到这一点。在个体品行方面，基尔特注重对本团体会众进行管束。 学徒制既为城市工商业的延续提供了支撑，也给城市管理带来棘手的问题：青少年问题。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中的青少年大多在基尔特师傅门下做学徒，管理和规范这个群体的任务自然便落在各个工商业基尔特及其师傅身上。比如，在15世纪下半叶，城市工商业基尔特都会要求学徒在签署学徒合约之前立下誓言以承诺学徒期间保持良好的品行，包括远离纸牌、骰子等赌博类的游戏，不得在酒馆厮混等。约克木匠基尔特规定学徒不得随意聚集，也不得饮酒。一经发现，不仅学徒自己要受到一定惩罚，其师傅亦要被处以罚金。 这一时期的基尔特大都在如何防止矛盾发生以及如何调解纠纷化解矛盾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各种类型的基尔特大都要求成员之间需相互敬重，不允许恶语相向以及发生更为严重的肢体冲突。当成员之间出现无可避免的纷争时，基尔特通常会居间调解。 基尔特在送别和祷念亡故成员方面的作为亦折射出其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宗教仪式和祷告者的祈祷，尤其是群体性的祷告可以缩短“炼狱”。基尔特在这方面有着很大优势。它们一般提供两种服务以助会众寻求灵魂救赎。其一，组织会众参与一系列例行活动，几乎所有的工商业基尔特都会在周日礼拜仪式中齐聚一堂，很多还会在一周中其他时间组织一些活动。在这些活动之中不乏祭奠已故会员的安排。其二，为亡故会众组织相关的祭奠和祈祷活动。为刚逝去的成员安排葬礼成为所有手工业基尔特必尽之责。各个基尔特在它们的章程中往往也会就相关事务做出明确规定。为亡者送别，一是在现实生活中为亡者家庭减轻一些负担，带去一些慰藉，二是为亡者祷告，以便助他/她的灵魂快些进入天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众人聚于一堂，相互配合，将日常的差异，市民的与非市民的，或雇主与雇工的，或男性与女性的等等，暂时置于一旁，无形中拉近了一些距离，这有利于为日后的交往定下哪怕一丝和谐的基调。这便是中世纪晚期城市共同体协调运转所需润滑剂的来源之一。 当我们把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化整为零，将城市解剖成一个个社会团体时，基尔特对内部成员关系的协调以及对内部问题的解决便显现出其助力于城市这个大共同体维持稳定的妙趣。 因衰致乱，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然而，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城市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情形：衰而不乱。社会稳定源于“治”。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共同体之中，扮演社会治理者角色的除了城市政府之外，便是教会与基尔特。教会主要从意识形态层面着手，向城市居民灌输基督的“道”，在城市共同体内部构建并彰显和善观，加强了城市居民的凝聚力。基尔特主要从“器”的层面着力。它们应对处理具体的经济事务与社会问题，尽力维持城市秩序的稳定。由此，教会与基尔特分别从“道”与“器”的层面发力，共同支撑着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社会。 从史学认知层面来看，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社会状况及其成因分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者思考中世纪英格兰城市史研究。由传统史学到新史学，中世纪英格兰城市史研究经历了由纯政治史研究到非政治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转向。两种研究路径虽各有斩获，却又各有失偏颇。上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社会治理折射出彼时城市共同体内部政治与非政治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故而，学者们在研究这一时期英格兰城市史的过程中，如何将传统史学范式和新史学范式有机结合在一起便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原题《“衰”中何以有“稳”——教会、基尔特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城市的稳定》，《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田粉红/摘） (责任编辑：admin) |